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本文为原书序言。

“波兰尼指出，民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但大众的参与，绝不意味着大众掌握了妥协艺术。施特劳斯的“隐秘”真理，或许也是因为他不相信大众能够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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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汪丁丁

《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p. 253-274），为我们理解“自由的界限”提供了布坎南传承的芝加哥学派政治经济学基础。在奈特看来，“社会过程”（不同于机械的“social process”）是社会重要成员之间的主动对话和达成共识的交互作用过程。共识，这是内在于社会演化的原因。在共识基础上确立的法律、政府、政策、以及个人权利等等，都是这一内在过程的外化，是演化的结果，不是演化的原因。即使在远古，人类社会也必定经历了这样的内在过程，只要有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母亲，酋长，或勇士）。当然，远古社会过程更可能发生的是在重要社会成员与神之间的对话及他们随后提供的权威阐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成事实”，或最初的“律法”。奈特在同一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里指出，立法者的基本问题在于：怎样的变法可能使法律在未来的演变更符合群体的长期利益？事实上，一个群体长期而言能够达到何种文明发展水平，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一群体能够容纳多么巨大的个体差异同时不使社会秩序因这些差异而趋于瓦解。对于布坎南而言，民主制度的精要，就是“一人一票”。他开篇明确提出这一假设，并拒绝柏拉图“哲人王”的思路。他指出，任何一群人，基于一人一票的社会过程，不论他们的选择多么低俗或高尚，这是他们的选择，应被视为是正当的。如果全体同意（一致同意）原则的成本太高，一人一票的社会过程可能选择偏离全体同意原则的投票原则，例如，简单多数原则或代议制，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布坎南在1960年代提出的“俱乐部理论”，仍是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

可是，这样的社会过程既可以改善社会普遍的状况，让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如果“自由”可以定义为每一个人潜质的充分发展，也可导致公共的恶——如果从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集权自我强化为利维坦怪兽。这是布坎南在第七章以后，直到第十章，即本书结束时，始终要面对的难题。

无政府状态，即想象中每一个人拥有完全自由的状态，是布坎南政治哲学假设的初始条件。最接近这一状态的政府，被称为“最小政府”，也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由相互尊重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吴稚晖是民国初年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据张国焘回忆，吴稚晖曾告诉陈独秀，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需要五百年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在那之前，他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国早期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诸如刘师复，常以其品格高尚，得以感召许多青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们赞成克鲁泡特金的口号：“无政府，即无强权”。另一方面，中国青年人普遍受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道德感召。德里克在其名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中指出，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传统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据此，以及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各色各样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德里克指出：“无政府主义理想对中国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挑战，并触及到了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这或许能够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已失去了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发言权时，为什么仍拒绝从中国政治中消失的原因。”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开端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话语，那么，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政治结局何以总是公共之恶呢？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次失败，从而救亡转变为大众革命，我推测，这是革命导致公共之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革命倾向于完全摧毁既有秩序，并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样，为革命之后的反革命独裁创造了政治条件。有鉴于此，为免于公共之恶的结局，我们多数人可能主张改革而不主张革命。

可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一个直观的解释是，反对改革的力量过于强大。我认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需要到中国的“社会过程”内部去寻找。

博兰尼在《个人知识》的开篇曾解释过，法国知识分子羡慕海峡对岸英国“光荣革命”取得的成就，可是他们模仿的英国民主演变为雅各宾党人的“红色恐怖”。博兰尼指出，民主是一种妥协艺术，大众的参与，绝不意味着大众掌握了妥协艺术。施特劳斯是芝加哥政治学派的政治哲学教父，他相信，真理不可让大众知道，否则，就很危险。所以，他的“小圈子”，颇类似毕达哥拉斯学派或墨子学派那样，是从核心到外围逐层扩展的秘密或半秘密组织。为什么大众不能知道真理（truth，可译作“真相”）？或许就因为他不相信大众能妥协。

古今中外，群众运动几乎不变的特征，是“过激”。我认为，借助Daron Acemoglu（阿西莫格鲁，MIT的明星经济学家）等人2010年提交给应用概率论年鉴的一篇学术论文（“opinion fluctuations”，paper submitted to the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可以建立一个社会网络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科学解释。让我们假设全部可能的观念，极端的和不极端的，均匀分布在全部人口当中，并且全部人口均匀地嵌入在一个平面网格之内。那么，根据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这一平面网络里的各种观念最终的波动均衡，取决于那些最顽固地坚持自己观念的人，不取决于那些更愿意修正自己观念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头脑可能被任何观念占有的概率服从均匀分布，显然，它被一个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会比它被一个不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长得多。这是因为，“极端”通常意味着“顽固”，或者，如果因为年轻而不如此顽固，就一定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于是，大众不能妥协，我们有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作为我们这一判断的理论依据。只要发动群众，就必定导致达成均衡的观念，是极端的，而不是折衷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更可能产生妥协？

代议制，这是图洛克的论证——他被布坎南认为是对现实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具有最卓越洞察力的人。图洛克论证，在代议制结构里，各党派的魁首之间最可能达成妥协。所以，“党魁”也就是政治企业家。这是借用了科斯的见解，任一可延续的社会里，必定有两类企业家，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经济的，他们共同的职能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创新。

党魁之间的交易，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政治妥协之外，还有腐败——即交易各方为了增加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选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党魁之间的政治“妥协”与“腐败”。所以，根据激励理论，我们只能借助于可观察的信号。如果我们享有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每N年举行一次大选，又如果没有“免费搭车”即不投票的选民，那么，通过N年一次的淘汰过程，最腐败的党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设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5，那么，经过相当漫长的时段，例如一百年，我们可以预期，代议制的总成本，在边际上大致相当于政治妥协过程中党魁腐败造成的总成本的边际量。

就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是，由于以上的分析，这一过程的合理性，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于“合作博弈”理论和“夏波利值”（Shapley value）在政治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希望执政党内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为实现这一可行方案，执政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必须分解为党内各派相互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当然，执政党只有一个中央局（政治局）。不过，政治局常委名额的分配，即党内各派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获得的代议权，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党内代议制”这一宪法思想。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相比，应当更加漫长。这是因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之后，我们前面还有大约一百年的路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不揣冒昧，将这篇文章献给二十二世纪的年轻人。

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

那些善意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到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方式的人们大概是误读了经济学理论，或者是被失真的统计数据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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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6日 08:47 朱天 张军

（朱天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与决策学系主任，张军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问题。虽然GDP在统计上可以分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但GDP指的仍然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消费出来的，也不是投资出来的，更不是出口得来的。在不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通过独立地增加消费、投资或者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

时下有一个很流行的论调，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则严重不足，这样的增长“模式”是失衡的、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必须从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这个流行的观点其实是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误解以及对失真的统计数字的盲信。问题的由来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种估算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统计方法，叫做支出法。根据这个方法，GDP被分成三大块即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包括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库存的变化）和净出口（出口额减去进口额），这三块同时也构成所谓的总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10年，这三项支出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分别为消费47．4％（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33．8％）、投资48．6％、净出口4％。在1990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消费 62．5％、投资34．9％、净出口2．6％。

根据这些数据，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二十年里有显著下降，相应地，投资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净出口的比重虽然也增加了，但是绝对数字并不高。其实过去十年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3．3％。也就是说，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内需平均占了96．7％，而（净）外需只占了3．3％。这个数字与大多数国家相比虽然不低，但是绝对得不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拉动的结论，而是恰恰相反。

那么我们的消费是不是过低了呢？纵向比较，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我们现在的消费率比以前低了。横向相比，全世界的消费比率约为75％，这也是西欧发达国家的比率，美国的消费率则超过85％，而亚洲国家的消费率平均约为65％，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率。所以，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我们的消费率确实是低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消费率是不是真的如官方统计所表明的这么低？第二，消费率低有什么不好呢？它对经济增长有害吗？下面我们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消费率低是坏事吗？低消费率的反面就是高储蓄率（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就是100减去消费率）。整个亚洲的储蓄率达到35％，亚洲经济也大大超过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一个国家和地区不会因为消费低储蓄高而妨碍经济的增长，而是相反。事实上，根据同样的官方数字，中国从 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 GDP每年增长达到10．45％，同期消费的年增长率达到8．64％（这些都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年增长率）。确实，我们消费的增长是慢于GDP的增长，但是消费每年8．64％的增长速度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消费的年增长都不到3％。另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在过去二十年里消费的年增长率也只有5．8％，而且同样略低于印度GDP6．5％的年增长率。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是，中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我们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落后国家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去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持续的消费水平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消费会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这在宏观经济学里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决定GDP的理论最多只适用于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的萧条和复苏。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即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时，通过政策手段（如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刺激消费才有可能会加快经济增长的复苏。不过，根据凯恩斯理论，在这个时候刺激投资和出口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刺激消费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

与短期经济波动的问题不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问题。虽然GDP在统计上可以分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但GDP指的仍然是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消费出来的，也不是投资出来的，更不是出口得来的。在不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通过独立地增加消费、投资或者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时候要增加GDP，只有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也就是需要投资。如果将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怎么可能有经济增长呢？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消费谁不会呢？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当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在经济增长中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物质资本的投资，技术进步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消费率被大大低估了

熟悉经济增长理论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我们上面所说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可能还是会怀疑中国的消费率会不会太低了，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会不会太高了。他们可能担心这样高的投资必然会带来浪费和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的下降。从数据上看，同样经历过高储蓄、高增长阶段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消费率也没有低过60％，而中国的消费率竟然如此罕见地低于50％，看上去似乎不太正常。

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出在统计上。首先，经济学界在做国际比较时通常不会简单采用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而是采用所谓的 “宾大世界表” （PennWorldTable）的数据。宾大世界表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价格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 of Prices Program）根据各国商品价格的调查结果而编制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需要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各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差异很大，以各国本币价格及市场（或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经济数据在国家之间没有简单可比性。

在宾大世界表里，中国的数据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按照中国大城市的物价调查数据及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推算出来的，第二个版本是宾大世界表的作者认为更加准确的版本，是在调低了官方的GDP增长率和物价调查中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后得出来的。根据这个版本的数据，中国2009年（该表的最新年份）的消费率是 55．28％，而不是官方的47．35％。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表里中国1990年的消费率是55．78％（而不是官方统计中的 62．5％），与2009年差不多。从1990年到2009年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平均消费率是56．64％。根据这些数据，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显著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而且没有官方统计所呈现出的消费率在过去二十年里的下降趋势。所以，如果说中国现在的消费率过低的话，那么过去二十年里从来都是这样低的。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是增长得很好吗？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样的消费率现在就成了问题呢？

当然，即使55％的消费率还是明显低于东亚新兴发达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时的消费率（均超过60％）。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消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被大大低估了。根据我们的估计，实际的消费率要比宾大的数据起码还要高出5—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率应该达到甚至超过60％。

首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对住房消费大大低估了。关于这一点，已经有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指出过；国家统计局的一些专家对此也有认识，但是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居民消费支出中有一项叫居住消费，包括住房消费和水电燃气等消费。住房消费在统计上包括所有租户实际付出的租金以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理论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指的是住在自有房屋中的居民如果要在租赁市场上租住类似的房子需要交多少租金。但由于这种虚拟的市场租金较难准确估计，统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用的是房屋的造价 （城镇每平方米2000多元、农村600多元）乘以一个折旧率（城镇住房是2％、农村是3％）的办法来代替自有房屋的虚拟租金。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却大大低估了住房消费。以2009年为例，中国居住消费（除房租和虚拟租金外，还包括水电燃气费等）只占GDP 的6％，占居民消费支出的17％，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住消费只是交通和通信消费的1．5倍。如果中国人真的只需要花这点收入用在住房上的话，住房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最触动大众神经的问题了。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的数据，该组织中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日、英、德、法、加）的居住消费占GDP比重都在14％左右（13．6％—14．7％），该组织中两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居住消费占 GDP比重分别为 11．1％和16．5％。即使是印度，居住消费也达到GDP的8．6％。根据我们粗略的估算，假设中国城镇房屋每平方米价值4000元，租金回报率每年3％，再假设农村住房虚拟租金没有被低估，据此计算出来的城乡居住消费支出刚好占到GDP的10％。也就是说，光这一项消费支出的重估就将我国的消费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如果农村住房消费被低估了1个百分点，那么总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5个百分点。将这5个百分点加到宾大世界表估算的中国消费率上，我国2009年的消费率就刚好达到60％。

除了住房消费被低估，在中国很多本来应该属于居民个人消费的支出被算到了公司账上，变成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或者资本支出。主要的例子包括汽车，因为很多人公车私用，所以本来应该算作居民消费支出的汽车消费却变成了企业的资本支出，也即投资。其他还有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等，这些消费支出都没有被统计进来。我们这里说的还不只是腐败造成的问题，这些做法大多数是合法的。相当多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将个人和家庭的很多消费开支打入公司成本，从而规避个人所得税乃至增值税。这类消费占GDP比重究竟有多少自然无法统计、也不能准确估算出来。假设中国的消费有10％是这一类消费的话，那么我国实际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又会因此增加5个百分点。

除了消费支出被低估，中国的投资也可能被高估了。上面讲到的公车私用情况，既低估了消费，又高估了投资，这只是一个例子。投资被高估的可能性主要包括土地购置成本（地价）的上升没有被很好处理；投资项目多次转包夸大了工程费；工程款统计虚报严重，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

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消费率应该达到或者超过60％—65％，这样的消费率在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该是比较正常和合理的。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在相当一段时期都出现过60％—70％、甚至更低水平的消费率。根据宾大世界表的数据，日本在1968年—1997年三十年间的消费率都在64％— 70％之间；香港的消费率在过去五十年里都在60％左右；韩国在1987年—2000年间的消费率均低于或接近60％；台湾在1978年—1989年这十二年间的平均消费率是70％，1987年的消费率也低到过64％；新加坡在1976年以后，消费率从来没有超过60％，过去二十年的消费率平均只有 45％，比中国还要低很多。

总之，无论从经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数据上来看，中国都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的消费率并没有低到多么不正常的程度。虽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但我们不仅不用为此而担心，反而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这正是我们的GDP以及消费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二十年里得以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原因之一。要知道，有多少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希望自己的人民能够增加他们的储蓄——也就是减少他们的消费。那些善意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到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方式的人们大概是误读了经济学理论，或者是被失真的统计数据误导了。

Mathematical Creation

By Henri Poincaré

The genesis of mathematical creation is a problem which should intensely interest the psychologist. It is the activity in which the human mind seems to take leas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n which it acts or seems to act only of itself and on itself, so that in studying the procedure of geometric thought we may hope to reach what is most essential in man’s mind…

A first fact should surprise us, or rather would surprise us if we were not so used to it. How does it happen there are people who do not understand mathematics? If mathematics invokes only the rules of logic, such as are accepted by all normal minds; if its evidence is based on principles common to all men, and that none could deny without being mad, how does it come about that so many persons are here refractory?

That not every one can invent is nowise mysterious. That not every one can retain a demonstration once learned may also pass. But that not every one can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 when explained appears very surprising when we think of it. And yet those who can follow this reasoning only with difficulty are in the majority; that is undeniable, and will surely not be gainsaid by the experience of secondary-school teachers.

And further: how is error possible in mathematics? A sane mind should not be guilty of a logical fallacy, and yet there are very fine minds who do not trip in brief reasoning such as occurs in the ordinary doings of life, and who are incapable of following or repeating without error the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which are longer, but which after all are only an accumulation of brief reasoning wholly analogous to those they make so easily. Need we add that mathematicians themselves are not infallible?…

As for myself, I must confess, I am absolutely incapable even of adding without mistakes… My memory is not bad, but it would be insufficient to make me a good chess-player. Why then does it not fail me in a difficult piece of mathematical reasoning where most chess-players would lose themselves? Evidently because it is guided by the general march of the reasoning. A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 is not a simple juxtaposition of syllogisms, it is syllogisms placed in a certain order, and the order in which these elements are placed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If I have the feeling, the intuition, so to speak, of this order, so as to perceive at a glance the reasoning as a whole, I need no longer fear lest I forget one of the elements, for each of them will take its allotted place in the array, and that without any effort of memory on my part.

We know that this feeling, this intuition of mathematical order, that makes us divine hidden harmonies and relations, cannot be possessed by every one. Some will not have either this delicate feeling so difficult to define, or a strength of memory and attention beyond the ordinary, and then they will be absolutely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higher mathematics. Such are the majority. Others will have this feeling only in a slight degree, but they will be gifted with an uncommon memory and a great power of attention. They will learn by heart the details one after another; they can understand mathematics and sometimes make applications, but they cannot create. Others, finally, will possess in a less or greater degree the special intuition referred to, and then not only can they understand mathematics even if their memory is nothing extraordinary, but they may become creators and try to invent with more or less success according as this intuition is more or less developed in them.

In fact, what is mathematical creation? It does not consist in making new combinations with mathematical entities already known. Anyone could do that, but the combinations so made would be infinite in number and most of them absolutely without interest. To create consists precisely in not making useless combinations and in making those which are useful and which are only a small minority. Invention is discernment, choice.

It is time to penetrate deeper and to see what goes on in the very soul of the mathematician. For this, I believe, I can do best by recalling memories of my own. But I shall limit myself to telling how I wrote my first memoir on Fuchsian functions. I beg the reader’s pardon; I am about to use some technical expressions, but they need not frighten him, for he is not obliged to understand them. I shall say, for example, that I have found the demonstration of such a theorem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is theorem will have a barbarous name, unfamiliar to many, but that is unimportant; what is of interest for the psychologist is not the theorem but the circumstances.

For fifteen days I strove to prove that there could not be any functions like those I have since called Fuchsian functions. I was then very ignorant; every day I seated myself at my work table, stayed an hour or two, tried a great number of combinations and reached no results. One evening, contrary to my custom, I drank black coffee and could not sleep. Ideas rose in crowds; I felt them collide until pairs interlocked, so to speak, making a stable combination. By the next morning I had established the existence of a class of Fuchsian functions, those which come from the hypergeometric series; I had only to write out the results, which took but a few hours.

Then I wanted to represent these functions by the quotient of two series; this idea was perfectly conscious and deliberate, the analogy with elliptic functions guided me. I asked myself what properties these series must have if they existed, and I succeeded without difficulty in forming the series I have called theta-Fuchsian.

Just at this time I left Caen, where I was then living, to go on a geologic excurs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chool of mines. The changes of travel made me forget my mathematical work. Having reached Coutances, we entered an omnibus to go some place or other. At the moment when I put my foot on the step the idea came to me, without anything in my former thoughts seeming to have paved the way for it, that the transformations I had used to define the Fuchsian functions were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non-Euclidean geometry. I did not verify the idea; I should not have had time, as, upon taking my seat in the omnibus, I went on with a conversation already commenced, but I felt a perfect certainty. On my return to Caen, for conscience’s sake I verified the result at my leisure.

Then I turned m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some arithmetical questions apparently without much success and without a suspicion of any connection with my preceding researches. Disgusted with my failure, I went to spend a few days at the seaside, and thought of something else. One morning, walking on the bluff, the idea came to me, with just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brevity, suddenness and immediate certainty that the arithmetic transformations of indeterminate ternary quadratic forms were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non-Euclidean geometry.

Returned to Caen, I meditated on this result and deduced the consequences. The example of quadratic forms showed me that there were Fuchsian groups other than those corresponding to the hypergeometric series; I saw that I could apply to them the theory of theta-Fuchsian series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re existed Fuchsian functions other than those from the hypergeometric series, the ones I then knew. Naturally I set myself to form all these functions. I made a systematic attack upon them and carried all the outworks,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was one, however, that still held out, whose fall would involve that of the whole place. But all my efforts only served at first the better to show me the difficulty, which indeed was something. All this work was perfectly conscious.

Thereupon I left for Mont-Valérien, where I was to go through my military service; so I was very differently occupied. One day, going along the street, the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y which had stopped me suddenly appeared to me. I did not try to go deep into it immediately, and only after my service did I again take up the question. I had all the elements and had only to arrange them and put them together. So I wrote out my final memoir at a single stroke and without difficulty.

I shall limit myself to this single example; it is useless to multiply them…

Most striking at first is this appearance of sudden illumination, a manifest sign of long, unconscious prior work. The role of this unconscious work in mathematical invention appears to me incontestable, and traces of it would be found in other cases where it is less evident. Often when one works at a hard question, nothing good is accomplished at the first attack. Then one takes a rest, longer or shorter, and sits down anew to the work. During the first half-hour, as before, nothing is found,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decisive idea presents itself to the mind…

There is another remark to be made about the conditions of this unconscious work; it is possible, and of a certainty it is only fruitful, if it is on the one hand preced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followed by a period of conscious work. These sudden inspirations (and the examples already cited prove this) never happen except after some days of voluntary effort which has appeared absolutely fruitless and whence nothing good seems to have come, where the way taken seems totally astray. These efforts then have not been as sterile as one thinks; they have set agoing the unconscious machine and without them it would not have moved and would have produced nothing…

Such are the realities; now for the thoughts they force upon us. The unconscious, or, as we say, the subliminal self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thematical creation; this follows from what we have said. But usually the subliminal self is considered as purely automatic. Now we have seen that mathematical work is not simply mechanical, that it could not be done by a machine, however perfect. It is not merely a question of applying rules, of making the most combinations possible according to certain fixed laws. The combinations so obtained would be exceedingly numerous, useless and cumbersome. The true work of the inventor consists in choosing among these combinations so as to eliminate the useless ones or rather to avoid the trouble of making them, and the rules which must guide this choice are extremely fine and delicate.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ate them precisely; they are felt rather than formulat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how imagine a sieve capable of applying them mechanically?

A first hypothesis now presents itself; the subliminal self is in no way inferior to the conscious self; it is not purely automatic; it is capable of discernment; it has tact, delicacy; it knows how to choose, to divine. What do I say? It knows better how to divine than the conscious self, since it succeeds where that has failed. In a word, is not the subliminal self superior to the conscious self? You recognize the full importance of this question…

Is this affirmative answer forced upon us by the facts I have just given? I confess that, for my part, I should hate to accept it. Re-examine the facts then and see if they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another explanation.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ombination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mind in a sort of sudden illumination, after an unconscious working somewhat prolonged, are generally useful and fertile combinations, which seem the result of a first impression. Does it follow that the subliminal self, having divined by a delicate intuition that these combinations would be useful, has formed only these, or has it rather formed many others which were lacking in interest and have remained unconscious?

In this second way of looking at it, all the combinations would be formed in consequence of the automatism of the subliminal self, but only the interesting ones would break into the domai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is is still very mysterious. What is the cause that, among the thousand products of our unconscious activity, some are called to pass the threshold, while others remain below? Is it a simple chance which confers this privilege? Evidently not; among all the stimuli of our senses, for example, only the most intense fix our attention, unless it has been drawn to them by other causes. More generally the privileged unconscious phenomena, those susceptible of becoming conscious, are those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most profoundly our emotional sensibility.

It may be surprising to see emotional sensibility invoked à propos of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which, it would seem, can interest only the intellect. This would be to forget the feeling of mathematical beauty, of the harmony of numbers and forms, of geometric elegance. This is a true esthetic feeling that all real mathematicians know, and surely it belongs to emotional sensibility.

Now, what are the mathematic entities to which we attribute this character of beauty and elegance, and which are capable of developing in us a sort of esthetic emotion? They are those whose elements are harmoniously disposed so that the mind without effort can embrace their totality while realizing the details. This harmony is at once a satisfaction of our esthetic needs and an aid to the mind, sustaining and guid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putting under our eyes a well-ordered whole, it makes us foresee a mathematical law… Thus it is this special esthetic sensibility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the delicate sieve of which I spoke, and that sufficiently explains why the one lacking it will never be a real creator.

Yet all the difficulties have not disappeared. The conscious self is narrowly limited, and as for the subliminal self we know not its limitations, and this is why we are not too reluctant in supposing that it has been able in a short time to make mor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than the whole life of a conscious being could encompass. Yet these limitations exist. Is it likely that it is able to form all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whose number would frighten the imagination? Nevertheless that would seem necessary, because if it produce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se combinations, and if it makes them at random, there would be small chance that the good, the one we should choose, would be found among them.

Perhaps we ought to seek the explanation in that preliminary period of conscious work which always precedes all fruitful unconscious labor. Permit me a rough comparison. Figure the future elements of our combinations as something like the hooked atoms of Epicurus. During the complete repose of the mind, these atoms are motionless, they are, so to speak, hooked to the wall…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a period of apparent rest and unconscious work, certain of them are detached from the wall and put in motion. They flash in every direction through the space (I was about to say the room) where they are enclosed, as would, for example, a swarm of gnats or, if you prefer a more learned comparison, like the molecules of gas in the kinematic theory of gases. Then their mutual impacts may produce new combinations.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preliminary conscious work? It is evidently to mobilize certain of these atoms, to unhook them from the wall and put them in swing. We think we have done no good, because we have moved these elements a thousand different ways in seeking to assemble them, and have found no satisfactory aggregate. But, after this shaking up imposed upon them by our will, these atoms do not return to their primitive rest. They freely continue their dance.

Now, our will did not choose them at random; it pursued a perfectly determined aim. The mobilized atoms are therefore not any atoms whatsoever; they are those from which we might reasonably expect the desired solution. Then the mobilized atoms undergo impacts which make them enter into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or with other atoms at rest which they struck against in their course. Again I beg pardon, my comparison is very rough, but I scarcely know how otherwise to make my thought understood.

However it may be, the only combinations that have a chance of forming are those where at least one of the elements is one of those atoms freely chosen by our will. Now, it is evidently among these that is found what I called the good combination. Perhaps this is a way of lessening the paradoxical in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I shall make a last remark: when above I made certain personal observations, I spoke of a night of excitement when I worked in spite of myself. Such cases are frequent, and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abnormal cerebral activity be caused by a physical excitant as in that I mentioned. It seems, in such cases, that one is present at his own unconscious work, made partially perceptible to the over-excited consciousness, yet without having changed its nature. Then we vaguely comprehend what distinguishes the two mechanisms or, if you wish, the working methods of the two egos. And the psychologic observations I have been able thus to make seem to me to confirm in their general outlines the views I have given.

Surely they have need of [confirmation], for they are and remain in spite of all very hypothetical: the interest of the questions is so great that I do not repent of having submitted them to the reader.

复杂理论收集

Clipped on 12-April-2011, 1:21 AM from 复杂理论收集

2011-03-24 20:53:36 来自: Jack

隐藏的逻辑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766438/

1. 复杂的两个核心问题： 系统对于初始条件的敏感和反馈。

缔结默契：社会昆虫之间的协作方式，个体之间并不直接交互，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间接达到交互。

知识的演化和变化，人群交互加速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转移和传递，同时将隐性知识不断的显性化，促使不断加速互联网应用的社会化进程。

社会性软件，系统的社会化，把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原则纳入系统设计。通过用户的引入到互联网，使互联网的应用随着群体的观点和行为的变化实现适应性的改变，从而推动互联网应用的自行演化。这种自行演化，产生了大量多重非线性机制，促使涌现的产生

系统的适应性设计，让一些简单的交互规则，反馈机制的设计，可以形成很复杂的多重反馈结构

2. 社会原子，人的心理和群体行为是两回事，分析群体行为更应该把人作为分子或者原子。

互动模式，人类并没有传统社会学认为的那样“特殊”，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原子”；而人类社会之所以纷繁复杂并不是因为 “人”本身复杂，而是因为人们的“互动模式”的千变万化。“互动模式”，大概就是包括布坎南先生在内的很多社会物理学研究者眼里的人类社会之物理学法则。

自组织，市场具有自我组织的魔力，自组织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模式，比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哈耶克的自发性秩序。

同一性，当人们自由自在的时候，他们会相互模仿… 一个赋予个体无限自由的社会，往往会达到令人惶恐的同一性。

互惠性，人类互惠性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声誉、积累好处。人类历史就是一场在合作能力或强或弱的群体之间的斗争，合作能力强的胜出。

3. 模式分析。

3.1 要思考的是模式，不是人，大规模的模式形成和个体的特征无多大关系。

3.2 我们对于辨别模式，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具有超级好的能力。

3.3 要关注重要的细节，忽略不重要的细节，市场往往在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边缘徘徊。

http://www.douban.com/review/2214936/

http://www.douban.com/review/2341955/

从牛顿达尔文到巴菲特投资的格栅理论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22739/

5. 复杂适应系统，每一个复杂系统其实都是由许多平行作用且相互影响的独立个体组成的网络。一个系统成为复杂系统的关键因素，是系统中的个体能够在于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中积累经验，在适应的环境中变化自己。

7. 经济特性，圣塔菲认为经济的四大特点是：松散的相互作用，不存在称霸世界之王，不断的适应过程和动态不平衡。

8. 反馈，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元素是反馈，系统中的个体首先形成自己的期望或者模型，根据这些模型计算出的预测来行动。

10. 自组织，自组织系统有三大明显特征。（1）复杂的全球性行为是由简单的当地处理者组成的。（2）各种个人意见的贡献构成了解决方法。（3）系统强大的功能远比任何一个独立处理者要大得多。

12. 集体决定，只有系统中的个体都往单一集体选择方向积累信息时才可能产生集体决定。为了达到这个共同决定，所有的个体并不必拥有相同的信息，但他们必须对不 同机会的理解相同。这个共同理解在所有复杂系统的稳定性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系统的共识程度越低，其不稳定性越大。

http://www.douban.com/review/2973723/

http://www.douban.com/review/2970660/

成败就在刹那间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346153/

1. 认知的进化，认知的进化是建立在装满了“本能”的适应性工具箱的基础之上的。适应性工具箱包括三层：进化能力，利用进化能力构建的积木块，由积木块构成的经验法则。

2. 推测，无论是感知，信念还是欺骗，我们大部分的直觉行为都可以被某种已经适应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简单机制所描述和形容，也就是推测。我们大脑正是通过对世界的推测来帮助我们，如果没有推测，我们虽然能够看到细节，却毫无结构。

3. 感知系统，一个良好的感觉系统必须深入到所给予的信息表层的背后，它必须“创造”一些东西。你的大脑看到的东西，远比你的眼睛看到的多。

4. 自由选择的两难困境，拥有的选择机会越多，其内心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对照比较的困难程度也越高。过多的选择/产品和意见，反而会损害商家和顾客双方。

5. 简单，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简单法则对于复杂现象的预测效果高于复杂法则能达到的程度。

7. 模仿，经验法则让我们可以以一种对环境敏感的方式进行模仿。如果你的周围世界变化很慢，那么就进行模仿，否则就根据自身的经验进行学习。（或者模仿那些比你更聪明，对新环境更适应更快更迅速的人）

8. 简单，简单是对不确定性的适应。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当中，良好的直觉必须忽略掉一些信息。

9. 人类理性行为的剪刀，构成两侧刀片的，是任务所在的环境结构和行动者的计算能力（Herbert Simon）

10. 逻辑与直觉的冲突，逻辑准则对我们的文化视而不见，忽略了我们进化的能力和周遭的环境结构，那些从纯逻辑角度通常被看作是推理错误的感知，事后被证明反而是在现实中更高智慧的社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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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络新科学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49971/

1. 引爆点，来自连接者，连接者（带有极大量链接的节点）是引爆流行的真正原因。

2. 中心节点，在大部分复杂网络中，都存在中心节点，他们的广泛存在，成为这个广泛联系的世界的基本特性。中心节点是网络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保证了网络的高可靠性，也使网络呈现小世界的特点。

3. 钟形分布与幕率分布，感觉这个和黑天鹅那本书很类似，钟形就是平均斯坦，幕率分布就是极端斯坦。

4. 符合钟形分布的是随机网络，比如公路图，符合幕率分布的是无尺度网络，比如飞机航线图。

5. 钟形分布同时意味着无序状态，幕率分布同时意味着有序状态。

幂律分布的最突出特点，不仅是其中有许多小事件，而且是许多小事件，而且是许多小事件伴随着少数极大的事件。这种超乎寻常的大事件是不可能存在于 钟形曲线内的。注意，在这分布图的末端，幂律分布和钟形分布也存在重要的性质差异，钟形曲线末端呈指数递减，递减速度比幂律曲线大。出现这种呈指数级递减 的末端，原因在于钟形曲线上缺乏中心节点。相比之下，幂律曲线递减速度较慢，允许罕见事件如中心节点的存在。

中心结点、80/20、幂率分布，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然而长尾的流行和Niche Market的日益重要告诉我们：要重视中心结点，但不要忽视普通节点

6. 相变，相变意味着从无序到有序。从无序过渡到有序的关键：节点由无规则分布到社会化分布

缓慢降低的幂律分布很自然地能和高度链接的异常节点结合起来，它预言每个无尺度网络都会有几个大的中心节点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该拓扑结构决定了真实网络的结构稳定性、动态行为、稳健性（robustness）、容错性以及承受攻击的能力。

1965年，leo kadanoff突然意识到：在临界点附近，我们就不能再把原子当成独立的粒子看待，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属于一个个社区，共同行动的群体。可以把原子看做是装在一个个盒子里，每个盒子里的原子都有同样的行为方式。

kenneth wilson的重正化理论证明了每当无序变成有序的临界点，即由混沌到有序的临界点的时候都会发现幂律的存在，他给相变理论的金字塔添上了顶端的最后一块 石头，并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旦系统被迫发生相变，一切随之改变，继而出现幂律。相变理论表明了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受到自组织的影响，这是 幂律造成的。幂律的存在，将复杂网络从er模型的随机性的丛林里拯救出来，将其放在色彩斑斓的，充满了丰富理论营养的自组织的舞台的中心。

7. 无尺度网络的两个特征：增长、优先情结。造就了富者愈富；而合理利用适应性，是后来者打破这一法则的关键

8. 适应性概念：后发先至，在呈现适者致富的网络中，竞争会导致无尺度拓扑结构的产生。

http://www.douban.com/review/1682201/

http://www.douban.com/review/2950184/

http://www.douban.com/review/1947430/

非理性市场与蜥蜴式大脑思维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99576/

模式，从随机走势中寻求模式和规律。蜥蜴式大脑善于在不合逻辑的行为中寻求合乎逻辑的模式。

情绪，. 一项有趣的测试，第一, 所有的商人—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人—对市场信息都反应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第二, 经验丰富者的情绪化反应比经验不足的人要弱一些。

“研究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多利用认知能力的人的挫折感就越弱。准确地说，前额叶越活跃，对痛苦和挫折的敏感性就越低。成功需要利用认知能力去控制蜥蜴式大脑思维，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http://www.douban.com/review/2893259/

两种学习方式，习惯化和敏感化，通过习惯化，动物因某个刺激的微弱而学会忽略它，通过敏感化，动物因为刺激的重要性而重视它。（习惯化帮助提高效率，敏感化帮助提升效果）

敏感化学习使神经元长出新的突触末端，习惯化使神经元的突触数目减少。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44205/

协同学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13152/

8. 在各种领域中结构的发展有着相同的规律：某种有序状态不断增长，直到最后它占据优势并支配一个系统的所有部分，迫使其他部分进入这种有序状态。常常是一种不可预见的涨落时两个等价的有序状态间作出了最终选择。

5. 外部条件的改变将会使系统的某种确定状态变得不稳定，并且能够为一种新的、有时甚至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代替，系统的不同部分，将被迫进入新的状态，他们将受到序参数的支配。

6. 条件的微小变动也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状态。

7. 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数的作用，它支配着个人的意见，形成一种大体上是一致的舆论，借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

http://www.douban.com/review/1605825/

沙地上的图案——计算机、复杂性和生命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838594/

模块结构是处理复杂性的重要工具，模块是数据及数据读取和控制指令的集合，通过封装数据及用有限的方法进行读取，软件开发的复杂任务可以分解为可处理的较小模块进行。

科学的两条规律 一、试图解释一切的理论（万能理论）往往什么都解释不了。二、观察事物的新方法、特别是这些方法能够将表面看起来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时，通常会导致对自然界更深刻的见解。

9. 线性系统倾向于消除微小变化，而非线性系统倾向于放大该变化…变化的加强是因为简单个体间存在的无数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14. 生物系统是高度适应性的，但他们也具有可观的冗余度…..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我们就无法把事情真正做好。

http://www.douban.com/review/1605760/

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71936/

一般的复杂系统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首先，所有这些系统都是由大量被称为主体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主体整体能够具备第一章提到的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这四个特性，每个主体都具备内部模型、标识、积木这三种机制。

复杂性、风险与金融市场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92910/

证券市场需要不确定性才能得以存在和延续。不确定性是市场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的主要来源。它需要不确定性保持其竞争机制永久不衰，而竞争正是市场的生命之源

复杂系统具有局部杂乱无序和整体结构有序的特性。整体的结构维持整体的聚合力，局部的杂乱无序导致创新和活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局部杂乱 无序的源泉，而规则是维持整体结构有序的保证。因此，竞争需要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与我们在现实中的感受是一致的。企图减少不确定性的做法只能破坏自由市场 经济的特性。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当存在共同目标或相同知识的时候，个体就会产生自组织现象。事实上，由奥地利经济学派发展出来的许多概念与复杂性科学理论是相吻合的。只不过，复杂性科学理论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数学化了。

这两大研究领域的结合就可以体现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特别是，我们将看到不确定性对自由市场的存在是多么必要。事实上，所有既需要变化又需要稳定 性的系统都需要不确定性。自由市场需要稳定，以便使人们对经济保持信心，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也需要一定的涨落。保持自由市场基本活力的机制是竞争，而竞争 需要不确定性

任何复杂系统都具有一定的功能或目的。这种功能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结果。整个生态系统通过稳定的能量转换来维持有机体的生存。自由市场经济通 过想赚钱的人们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复杂系统追求的目标不是一种静态‘平衡’，相反，它追求的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创新，同时还要保持 相对稳定的动态演化状态。至于它是怎样达到这种状态的，其详细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复杂系统到达某一稳定状态并不需要特定顺序的事件发生，所以，尽管环 境中存在着一些无法预料的变化，系统也总是能够加以克服，并能够创造性地调整自身以实现其目标。系统能够从不确定性中产生秩序，但这种秩序的‘独特’特征 是不可预知的。复杂系统在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秩序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复杂系统是随着时间不断演化的，虽然它们也难以预测，但是他们需要依据过去来理解现在，未来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过去的选择，而适合我们的选择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过去所做出的决定。尽管复杂系统具有‘路径依赖’性，但它们并不具有‘前定’性。事实上，复杂系统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能够通过多种手 段来实现同一目标，如果气候、土壤等条件具备，橡树种子总是能够长成橡树。

复杂系统的局部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整体却具有确定性。复杂系统不断地变化，并且能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奇。它们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秩序，又将秩序 转化为不确定性。复杂系统随时间不断地演化和变化着，其背后并不存在什么中心策划者。复杂系统随处可见，事实上，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

http://www.douban.com/review/2212094/

“类型I：简单线性——高的长期和短期可预测性。

“此类过程具备高度短期和长期可预测性，因为在一个因素和其对过程产生的影响之间存在直接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线性过程是最简单的过程。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真正被线性关系驱动的系统。线性系统不能抵抗外部冲击。

“类型II：非线性动力（混沌）——高的短期可预测性，低的长期可预测性。

“当考虑一个多因素的过程，例如气候系统，一个小的影响后来能引起一个大的反应。这类混沌过程在短期内通常能够进行预测，因为短期内的相互关系近 似是线性的。……所以，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在近处，几乎是线性的；可是，离开当前位置越远，非线性就越明显。因此，一个非线性的动力系统（通常被称为 混沌系统）在短期内是可以预测的。但在长期内不能加以预测。

“混沌系统具有短期的稳定性，但不知长期内是否稳定。外部的冲击将导致混沌系统进入完全不同的轨道。

类型III：非线性随机（概率混沌）——低的短期和长期可预测性。

“另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相关称做非线性随机相关。假设大多数的‘无序’过程均服从正态分布（或钟形曲线），这是错误的。存在一些随机过程，不服从该 假设，它们的概率分布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很难描述，一个非线性随机过程的概率分布变化是有规律的。但它们不会收敛到一些通常的分布族，例如正态分布。

“类型IV：复杂——高的长期可预测性，低的短期可预测性。

“复杂过程，我们已经谈到，其特征是整体的结构性和局部的随机性。这些特征能够转变成高的长期可预测性和低的短期可预测性。整体结构性允许我们预 测除了细部之外的典型的特征。……复杂性让我们能够预测长期的结果，但是近期的结果总是未知的和不可能知道的。如果复杂过程在近期内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它 将不再是复杂的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复杂过程对外部冲击是具有弹性的。一个复杂过程能够从冲击中加以学习，然后依然能够通过采取替代的途径，达到其目标。复杂过程具备创新性、适应性和能够进行学习的特点，它也是自组织的过程。

http://www.douban.com/note/87408954/ 崩落的沙粒——思考自组织的临界性

学术语境的“当时性”与近代中国的书评传统

by 陆扬 from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10.24

中国近年人文学术虽然成长颇为迅疾，但保障学术质量的机制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作为这其中关键部分之一的学术书评的总体质量，尤其没有长足的提 高。学界人士对这种状况表示担忧的声音似乎此起彼伏，但真正愿意身体力行来改变现状的却少。除了学术体制和风气等外在原因，对书评方法的认知不足恐怕也是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坊间最热闹的书评工作莫过于揭露学术体制的弊端，即所谓打假，而打假式的书评不过是一篇法律或道德的文书，或可成为众人的谈资， 却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难，甚至不必将眼光投向欧美，只要借鉴一下中国近代学术批评的历史就会得到切实的帮助。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桑兵和张凯、於梅舫三位学人合编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正是非常有眼光的举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建立学术书评的标 准方面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这本选集至少向今日中国的学界指出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学术书评固然和近代西方学术的职业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近代 的学术批评的书写形式却非纯然是舶来品，传统的学术批评也是重要资源；第二，中国近代的学术相当的开放，至少一流学者间相互批评的精神颇盛，当时不少书评 也和国际一流水准不相上下。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学界小子对成名已久的前辈，还是游学归来的新锐对本土滋养的名家，评论起来都不含糊。今日的情形，与其说是缺 乏学术批评传统的结果，不如说是逐渐抛弃业已形成的传统的结果。仅从这些意义来看，《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也应该成为每个以文史为志业的学者的必读书。我这 篇文字就想以《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为对象，谈谈这些学术书评中透露的近代学术的取向。坦率地说，若以集中所收诸多评论文字为标准，我的评价既不深入也不全 面，充其量不过是个人有限经验下的少许阅读心得而已。

先来说几句关于学术书评的题外话。学术著作透露出来的是作者本人对其工作的学术定位，而书评则是他人对这部著作的学术定位。学术史的构成，这 两个认知角度缺一不可，当然也存在着互相影响。没有一部学术著作能完全免受批评，无论这部著作的意义和成就在赏识者的眼里是如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 要没经过起码一两代学者的反复品评，这部著作的学术使命就不能算是完成，而将来的读者也就有义务在心中对其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学术著作的贡献常非一朝一 夕之事。借用钱锺书“喻之多边”的说法，一部上乘的学术著作往往也有“多边”的面相，所谓“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 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ntum）则异”（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一六归妹）。有时作者自己最看重的贡献未必就是后 来评家眼中最值得珍视的贡献。即便一部在某种意义上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著作，也未必就没有传世的价值。西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著 作问世不久，古典语文学大家维拉墨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就从语文学角度撰写了评论，把该著批得体无完肤，可以说断送了尼采的学术生涯，但我们今天依然重视《悲剧的诞生》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当然我们也不 能因此说维拉墨威茨的书评就不具意义。 它至少论证了尼采的这部著作不是严格的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好处也是让我们知道就算是名著也难免遭到专家的批判甚至讥讽，而反过来说真正有 贡献的著作就算遭到讥讽也还是不会失去光泽。

当然我个人并不高估书评的作用，书评总是出现在一部著作完成之后，无论评论本身多么具有洞见，多多少少还是建筑在所评对象的研究基础之上，具 有一种寄生性，这是评论者不应忘记的。评论者注意的角度、议论的方向、涉及的范围都会受到所评对象的引导或制约。而且就我的观察，学术书评对评论的对象所 能产生的影响通常也是有限的，事实上也很少看到受批评的一方能全面接受批评者所提供的意见，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外学界恐怕都是如此。更何况书籍一旦出版，便 有了哪怕是作者本人都制约不了的独立的生命。影响了谁，如何影响，都不是学术书评可以轻易左右的。好书评最重要的功能还不是在让评论的对象了解不同的学术 立场和取径，而是能多多少少协助读者理解一部学术著作的思路和依据。叶公超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谈书评》的文章，应该算中国近代 学人里讨论书评最通透的文章，里面有几段话说得胜义批纷，非常值得我们重温。叶公超说：

作评之难，难在先宾后主，换句话说，先以著书人的思想为主，以自己的思想为宾。但有人家，没有自己，至多可以写出一篇较完全的介绍或提要式的 文章；只有自己，没有人家，又何必作评呢！既作评，便得先去周到的，平心静气的伺候完了人家的思想，再来说自己的。这不但是礼貌，也可以说是道德。与人较 量，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彼此都能同立于一个平面上，彼此都能有同等的机会进展。但当你评书的时候，被评者就等于是个哑子；你不替他说话，不为他申诉辩护，事 实上已失掉平等与公平的精神；假使你更进一步用暗箭先中伤他，你非但违背了写书评的原则，而且在人格上也难免不受人非难。所以，大致胸襟狭隘的人是不能写 书评的，勉强为之也只有下乘的结局。能先容人家说话，不，先替人家说话，然后自己能有几句话说便说几句，这似乎是评书者最重要的法规。

既然评书者要先替著者说话，那末他自己所能说的话当然也必为著者的所限制。至少评者的出发点应与原书的相同；换言之，评者应先认定著者的目的 是什么，然后看他成功或失败到什么程度，至于著者应否做这部书，这书的组织应当如何地不同，著者的范围应当再包括什么，删除什么，这些都是评者次要的责 任；有固然更好，没有也不能算评者的过失，但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书评有多少是合乎这条件的！我看比较对得起著者的也不过只是根据了几点，自己稍有意见的那 几点，来断定全书的价值，至于这几点是否书中最重要的往往还成问题。但这种手笔已算是上品了，还有不少的竟是借题发挥，或从自己出发而终于归到自己身上 的。借题发挥本是极通常的事，生活里没有非他不可的情形，但用于书评未免对不起原书的著者，因为评者对于著者是有相当的义务，相当责任的。不承认这义务， 不接受这责任根本就不应当批评。

上述议论点出了书评人需要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同意叶公超的意见，那么最理想的书评应该不是自说自话式的书评，不是一篇自我学术立场和观点的 宣言，而是尽量以评价对象的思路为基准，去发现其中的潜在价值或问题，如果是批评，那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而不是拿着机关枪对打。其实影响力最能持 久的书评往往是以有价值的著作作为批评的对象的。质量很差的著作固然可以让评者下起笔来痛快淋漓，读者也大呼过瘾，仿佛有痛打落水狗的感觉，但由于所评对 象水准的不足，评论本身也难以产生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也往往有炫人耳目于一时的作品，若不经过犀利的批判，则会对学术造成困扰，这种情况自然又当别论。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书评六十三篇。从内容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名家评名著，评论的对象绝大多数是近代中国人文学的典范性或开拓性作品。不过，即 便是学术名家，也未必都能驾驭书评这一体裁，更遑论涉及的评论对象多是一代学术名作，评价起来更不易措手。但总的来说，编者的选择颇为周全。虽然包括广义 的史学著作如文学史等在内，史学书评占了约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关涉思想史研究的尤其多），却也能兼顾文哲领域。在我看来，既然是选本，择取的不甚平均或可 以显示编纂者的关注所在，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集子的开首有桑兵教授撰写“解说”一篇，说明择录的标准和范围。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编者的用意，即 “并非提供近代学术批评史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选取若干范本，显示近代学人撰写书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因此，取材重在书评的类型、书评与作者的关系等方 面的代表性，而非所评的范围与对象。这种形式上的由例及律，不过方便初学，至于最为重要的本事方面的证，只能留待各位术有专攻之后”（第4-5页）。揣其 意旨，是要让专研人文的学生从这些范本里了解撰写书评的各类模式。话说得谦虚，目标也实在。但这个选本既然是由以近代学术史为专长的桑兵教授主持，则像我 这样的读者的期望自然不会停留在获取书评范本的层面上，而更希望这个选本能帮助我们辨章学术，了解近代以来学术批评的特点和贡献，以及与中西学术传统的关 联、书评里反映出来的学人旨趣等等。如果吹毛求疵一点，要“辨章学术”的话，就需要给读者指出近代中国学术书评的演变轨迹，可惜在这方面“解说”着墨无 多。当然这一轨迹或也能通过选入书评在类型上的多样和丰富来彰显。选入或许早已过时但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又有意义的书评就是途径之一。《近代中国学术批评》 收入的宋育仁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种明清点评式的文字，就是一例。但纵观全集，给我的感觉似乎编者还是以符合或接近当下学院式书评规范为入选作 品的主要标准，越出这个界限的不多。这样的意图和标准自有其考量，但毕竟造成一种偏向，使得这部选集在反映近代学术书评风格的多样化方面有所局限。

涉及近代学术书评的渊源问题时，桑兵说：

中国早有学术批评的传统，只是形式与近代以来的差别较大，除了序跋、评点、注疏，学人多在相互通信与会晤时交换意见，或在相关著述中有所讨论，较少专门的书评，也没有发表的园地。（第2页）

这段话说的大体不错，但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远的不说，至少到了清代，大规模撰写书评的工作还是存在的，发表的园地也曾有过，那就是《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其实《四库提要》恰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术书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入选《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那些书评作者，没读过《四库提要》的恐怕不 多，因此《提要》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无处不在。提要式的书评和西方学院式的书评有哪些交界面，是很值得我们学术史家关注的问题。实际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提 要式的评论工作远未消失，续修四库的提要正是这一工作的延续。当然其中包括很多古代典籍的提要，但四库全书未能包括在内的大量清代学术著作都在续修四库提 要中得到评论。参加这项工程的作者，传统型和现代型的都有，说明这两股学术力量是可以交汇的。虽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据说有些 学人草草交差只是为了报酬，连姓名都不愿具），但心思细密、眼光敏锐的评论仍旧不少，特别像杨锺羲、孙人和、吴廷燮等人对清代民国小学经学著作所作的提 要，很多可算是精彩的书评。虽然桑兵的“解说”里已经点到续修四库的提要“或明或暗地对当时的学术有所评点”，但这些人也许在编者看来还不够“近代”，因 而未能出现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里面。

在谈到近代学术批评的资源时，桑兵作了较为周全的概括，认为大致可从六种途径获得，分别是学术评审、序跋、学术史回顾、论文中论及前人著述的 部分、学术综述以及私人记录。这当然不只是针对这部选集而言的，同时也涵盖了这部选集的姊妹篇的内容，也就是同为桑兵、张凯、於梅舫所编的《近代中国学术 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不过有个别地方，编者的意见略嫌不够精确。比如“解说”里特别提到近代两位以写书评为学术志业的人物：伯希和和杨联陞。 桑兵曾在他的专著里讨论过这两位人物，这里再度提起也是顺理成章。但“解说”里提到，杨联陞着力撰写书评，只是要摹仿伯希和，做“学术警察”，这有些片 面。其实这里欧美当时特殊学术机制所起的作用恐怕更关键。杨先生因为是哈佛的汉学教授，所以有义务要在《哈佛亚洲学报》上评述东亚文史的出版物，这在汉学 家人数尚少的二十世纪前期是很常见的事。比如曾身为英国最重要的中国史教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必须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BSOAS）评述各类和中国史有关的西文论著。而和杨联陞同一代的中国佛教史家陈观胜也曾撰写 过数量恐怕并不少于杨联陞的书评，针对各类佛教史著述做出渊博的批评。这种对书评的“垄断”现象和书评作者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特殊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若不 在其位，即便想谋其政也未必能实现。而今日西方中国学书评的来源广泛，正是这种垄断地位的消失的结果。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选录的书评，从性质上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这一点上，似乎用西方学院式书评的体例来说明会更清楚些。英语学界的书评体 裁有review article（学术述评）和book review（书评）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篇幅上，也体现在内容上。Review article一般篇幅较长，不仅要归纳所评某著或某一类著作的观点和贡献，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讨论，提出评者自己的看法并提供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证据。而 book review则大体只要综述作品要点，略加点评而已。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基本将前者视作学术论文，而将后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评介。比如本书所收的蒙文通评论 川中学术怪杰刘咸炘《学史散篇》和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都具有review article的性质，甚至连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也可归入此类。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的大多数文字，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书评。不过收 入的书评作者涵盖面较广。有些专技性很强的书评一般不易受到注意，但实际却很精彩，编者也能将其收入集中。署名与忘的《评谭介甫的〈墨经易解〉》就是一 例。谭介甫是孙诒让之后墨学的功臣，对于现代墨经的研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忘的评论从体例入手，指出谭氏分析方法上的武断和缺乏分寸。全文就事论事， 无一句多余的话。其实这位与忘不是别人，正是钱宾四先生。这一点《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若有机会重版，不妨标明以示读者（关于这篇书评的始末及学术意义，张 京华君有专文论述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颇值得一读）。《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选择上偶尔失衡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比如齐思和的文章入选 多达五篇，其中除《评马斯波罗（即马伯乐）〈中国上古史〉》一篇颇具规模之外，余皆泛泛短小之作，算不得书评的佳例。当然短评未必不能精彩，比如张德昌评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就是一篇文字左右逢源、意蕴丰富的文章。但王育伊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只是以摘要为主，而且缺乏点睛之笔，其实不必选 入。

读近代学术书评，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学术语境下的评价。很多评论的对象，在今天都已稳居经典的位置，后辈学人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其贡献放 大，而忽略其原有的种种不足；或者随着我们学术旨趣的转移，对当年学界批评的层面不再关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恰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这种学术语境的“当 时性”里。由于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还未确定，英谚所谓The jury is still out（陪审团尚未裁定），当时的评论顾忌较少，常常能避免人云亦云，找寻的批评角度从今天看也比较独特。对这种“当时性”的把握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身 的学术立场和认知，而不仅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比如王国维算是今日公认的国学大师，但黄季刚在他的日记中，却恰恰对观堂的经学素养大发疑问（《阅严辑全文 日记》卷二民国十七年五月一日、十二日条，中华书局《黄侃日记》中，2007年）。黄季刚的评论也许带有偏见，但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权威眼中的另一种 国学标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吴世昌批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子就很突出，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说。翦伯赞的《中国史 纲》，后来曾被奉为中国马克思史学的先驱典范，但安志敏有理有据的批评，使我们看到此一著述不合学术规范之处甚多。这和童书业对日人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 教程》的评价异曲同工。可见具有公式化理论倾向的史家的武断习气不用等到1949年后，就已呈露无遗。

当然读近代学术书评，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许多重要学者的学术定位究竟确立于何时。像贺昌群评论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发表于1933 年，文中他就已明确说在中国学界，能像陈寅恪那样，在中西文化交通的研究方面和西洋东瀛学者并驾齐驱者，寥寥无几。可见陈在这方面的名声已经巩固。书评也 最能看出近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和训练。张荫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广为人知。从今日的眼光看，张对冯著批评的优势，很多得益于他在美国所受的人文 思辨的训练，使他更能从概念的运用等方面去分析冯著文献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述中的逻辑漏洞。又如在对马伯乐《中国上古史》的评论中，齐思和对马伯乐推崇 备至，指出马氏因为是西方人，所以未受传统经学成见的影响。齐思和更能不受时论的左右，认为马伯乐虽在广博上不及伯希和，“而精深过之，且深沉有思，善于 著书”。这一判断很可能也与齐思和在美国的史学训练背景有关。但在普遍强调渊博和考据功力的时代，他的见解无疑提供了一种平衡。书评文字也可看出学术风气 的转变和学者群体的更替。《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收入傅斯年评马叙伦《庄子札记》和蒋维乔《论理学讲义》的文章。两者都发表于1919年1月的《新潮》第 一卷第一号。当时的傅斯年正初出茅庐，文中却对马叙伦和蒋维乔冷嘲热讽，几乎是在训斥马叙伦这类旧学中培育出身的人不善读书，更不善作精确之分析。据近期 出版的《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年轻时在日记里也表示最看不上马叙伦等人。他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记中便说：

马叙伦一辈人，做什么读书小记，什么校勘记，什么疏证，他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不过他晓得有了名，受人恭敬， 是很快乐的。这辈人的结果，只是个绝物，因其与经上题名的心理，是很相近的，所以联想及之。此辈人举世皆是，实也不值得一骂。（《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 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才过数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又提到劝傅斯年批评马叙伦、蒋维乔诸人要有所顾忌，因为傅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尚未真正独立。这里顾氏所指的应该就是傅 斯年的上述书评，可见这些书评代表的绝非傅斯年一人之意见，而是一代文史学的新锐（Young Turks）向老辈名流挑战的讯号。

虽然中国的古典学术批评传统和形式是近代中国学术书评的重要资源，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还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能写犀利书评的学人或有西方 学术训练的背景，或是甚深浸润于西学之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荫麟的例子，吴世昌也是个这方面的典型。吴世昌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三、四册所作 的评论无疑是整个选集中批评最为严厉的文章之一。虽然写这文章时吴世昌还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但不仅他批评的眼光得益于燕大严格的西学训练，就 连写作手法都酷似西人书评的风格，尖酸中不失幽默。他对郑著文学史的不满早在评论该著作的第二册时已溢于言表。到了评一、三、四册时更将这种裁判推衍到极 限。从学术的角度，评第二册的文字不如评一、三、四册有境界，所以选集收入后者而非前者是有眼光的。吴世昌的基本看法是郑振铎苦干有余，悟性不足，这部文 学史是学而不思的典型。读完选集中的这篇评论，会发现文章起始段落里 “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云云，非但不是恭维，连中性评价都算不上。这和吴世昌评西人李高洁《苏东坡 集选译》文章的开头那句“这是本装订得很华丽的书”一样，都属于很刻薄的讽刺。但即便对中文程度的确不算高的李高洁（Le Gros Clark），吴世昌在校正李氏英译时仍不免吹毛求疵。相较之下，反倒是中西学问远过吴世昌且同样擅长刻薄品评的钱锺书，倒不介意为李高洁的《东坡赋全 译》（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作序，还很宽容地赞许李对苏轼有同情之了解，是翻译苏轼作品的功臣。尽管吴世昌的这两篇书评对郑著不算完全公平，如今记得郑著文学史的 人也一定远多过吴世昌的酷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重要的批评文字。它的重要性既是学术史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方法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世昌的书评有 他自己对文学史写作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些后来就贯彻到他自己的研究中去了。比如他反对给文学家贴标签，也反对不加推敲地乱引古人的文评。文章里显示出他并 不为新文学风气所左右，对那些当时已颇受冷落的文学传统也毫不轻视。他驳斥郑振铎认为汉赋“无病呻吟”的评价，指出汉赋具有史诗般的魅力。同时也指出文学 史应给予四六骈文应有的重要地位，甚至举出李商隐向令狐楚学四六文的例子，这个例子虽然冷僻，但能透露晚唐文学的微妙变化，可见吴世昌其时虽然年轻，眼光 已超出流俗。这些见解在当时已不多见，今日读来，更感空谷足音。这些见解之所以能出自一位青年人，我觉得恰恰是西洋和中国古典并重的燕京学术传统培育的结 果。这是一种靠精读文学原典而非精读文学史得来的判断。也正因为燕京的西学训练严格，所以反更能欣赏传统文学中的“正宗”或者说“保守”的趣味。很多有这 种文化旨趣的人出身于西语系，和今日的情形迥然不同。吴世昌在这点上虽很特出，却非特例。比吴世昌稍后的吴兴华，同样出身于燕大西语系，也有很类似的文学 趣味，吴兴华曾撰文评估四六文体的价值（见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入《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参照的也是西 洋的古典文学与文论，和吴世昌如出一辙。

从批评方法的角度，吴世昌的书评具有西方人文学书评的挑剔。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不多见的。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书评大多还是从实证的角度 来提出批评，换今天常用的表述来说，是以找“硬伤”为主，而从概念和书写的角度着眼较少。吴世昌则不然，他对学术表述的重视决不亚于对史料精确的重视。对 他来说，学术书写意义的含糊就是一种硬伤。请看吴世昌评郑著文学史第一、三、四册的如下文字：

（三）页一六五：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 “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 “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这段文字所引的郑振铎对太史公书的描述，其实在今日中文的著作中都还是司空见惯，但吴世昌却在这中间看出许多问题来。这种对遣词造句的拷问是 当下西方的大学人文科系研究所最为常用的训练方法。吴世昌的这种敏感恐怕也正是从类似的训练中得到的结果。就这一点上说这篇书评也可以用作目前一般阅读学 术著作方法的范本。

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解说”里，桑兵教授提到有些书评因版权问题而未能选入， 比如广为人知的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和魏建功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等。又指出“今后当依据情形，随时调整，以臻精当” （第9页），这显然为日后出版增补版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留下了空间。本着这种希望，笔者在这里想再指出几篇很有价值但似乎未获编者注意的学术书评，供 编者和读者参考。近代的书评里面，很少有比周作人的评论更有意蕴和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他的评论当然很多都是针对文学作品的，但间或也有很精辟的学术书 评。比如他 1934 年发表的《性的心理》一文，评价的虽是蔼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的名作，但表达出来的看法远远超过了在表层的性认知问题，而触及现代国家的危险性，看出了蔼理斯提倡的人性化的性认知是阻止法西斯一类思想狂 热的重要武器。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观察实在很前瞻，早已和通过“身体”来谈社会的后现代法门心有灵犀。 近代文史界成就卓著的学者品评学术是家常事，很多人却并不致力于严格意义上的书评。但偶一为之，质量却可以很高，比如缪钺的《评郭沫若屈原研究》就是一 例。这篇评价郭沫若学术的文章远比选集中收入的齐思和评《十批判书》要高明，可以说是书评的典范。缪钺在评论中一一列举郭氏的贡献，同时也在郭氏讨论的基 础上阐述了他自己对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卓见，但这还不是书评全部的精彩所在。相对于郭氏的一些总论性史作，屈原研究只能算一种局部性的研究，但缪钺却能在 其评论中把这一局部性的课题扩大，与作为史家的郭沫若的个人感受及其对古史的整体见解相联系，对郭氏的思想过程作有洞察力的剖析。在这里缪钺既是郭氏的解 人，也是郭氏的批评者，比如他指出郭沫若讨论屈原自沉问题受到当时国难的刺激，虽可理解，但其说在学术上毕竟难以成立。又指出郭氏在著作中畅论殷至春秋中 叶为奴隶社会的部分不仅在论述结构上喧宾夺主，也是经不起实证推敲的理论成见。但所有这些意见都以积极的语气表达出。

冯友兰的书评和他其他评论文字一样，晓畅而精炼，不沾一点学究气，最适合刊载于报章给一般的知识大众阅读。《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的《评冯 振著〈老子通证〉》就是这样一篇精悍的短文。里面点评蔡廷幹、杨树达《老子古义》方法论上的优劣，要言不烦。推荐冯振的方法也全引冯振的原话，以现代学术 的观照，指出以老解老这种方法的价值和內在限制。他还有一篇《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22年他在哥大读书期间发表的，里面介绍了梁漱溟对 于三种文化的价值区分，最后只举出几个西洋哲学的例子，就揭示出梁氏概括的片面和自相矛盾，同时又指出了多元价值存在的必要，这和多年后以赛亚·伯林的论 点颇为接近。这篇文字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收入冯先生《三松堂全集》的是涂又光的中译，但这篇中译完全能够传递冯先生文字的风格，所以也值得注意。

阅读好书评是写出好书评的重要前提，不管怎么说，《近代学术批评》的出版都使我们不再有理由说：书评写作并非我们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

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

奥卡姆剃刀 发表于 2010-09-15 9:32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43234.html

中医药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近百年来对中医药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何祚庥院士指出“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和张功耀教授提出“要将中医退出现行的医疗体制”的建议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普通公众的眼中，科学好比是正确和有效的代名词，称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的说法，自然引起了中医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本文试图对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进行比较，分析中医理论的基础存在的问题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之路。

一、科学的特性

　　科学，我们通常所讲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与宗教、阴阳五行等并行的知识体系，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也尚不能解释世间所有的现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并一直指导着人们的一系列技术实践活动，它所做的判断是真伪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坚持“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一系列独特的方法和规则。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每个科学理论并不能保证是绝对正确的，但从历史和统计的角度来看，科学理论是人类最可靠的知识。

        科学的这些独特的方法和规则，使科学理论本身具有了一些特有的性质，例如科学具有排它性和可证伪性，排它性说的是对一个客观规律只有一种科学的论述，而与之对立或不相容的论述不是科学；可证伪性说的是任何科学都具有可以被证明是错了的潜在可能性，例如“人是天地日月之精华而产生”，这个理论就不具有可证伪性，因为天地日月之精华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找到这个东西，对它是无法证伪的。再比如说，我们无法证伪“上帝造人理论”，因为就算科学提供了一个明确透彻的机制来说明人的每一个进化步骤，这仍不能排除有个未知因素设计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推到上帝那里去，因此不具有理论和技术价值。相反地，进化论才有可能是科学，任何能够用可靠方法查证的在三叠纪沉积层中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都会把进化论这种理论完全推翻。

        科学的排它性和可证伪性，说明科学本身认为客观规律是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它承认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说明科学不是终极真理，只是人类对某一事物公认的最正确的解释，这个所谓“最正确的解释”在将来的确有可能性被证明是错的，但这已经是人类当前认识能力的极限了。

　 科学方法和规则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是人类现有的、针对于客观规律的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和规则。为什么不是完美无缺的方法和规则会是人类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和规则呢？实际上这正是科学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地方，科学并不以“完美无缺”为目标，而是以理论是否符合现实，并能指导现实活动为目标。只有经院哲学才会追求所谓终极原因，追求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科学本身是为实践而生的，回顾整个人类的哲学史，回顾全人类对真理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批判过程，才能知道科学是有着极其深厚的人文和哲学基础的，科学是全人类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的这些方法和规则，是历代科学探索者理性思考和科学实验的结果，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在探索客观规律方面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相对于某个具体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规则被验证得更持久、更充分和更可靠。在其它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科学方法仍是我们研究客观规律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客观规律时必须要坚持的方法。

二、中医理论的基础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医学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等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学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立足基础属于哲学范畴，其基础是阴阳五行。

　　之所以称阴阳五行只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原因在于它不遵守“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科学的方法与规则，也不具备科学理论的“排它性”和 “可证伪性”，在面对人类的疾病这种非常客观的东西时，不能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得出一个“排它性”的解释，究竟什么是失调、什么是太盛、什么是不和、什么是虚实？也没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对待同一个患者，王中医说脾胃不和，可李中医说和的很呢，两人依据都是同一个阴阳五行，但谁对谁错莫衷一是。

　　2006年底，知名中医教授刘力红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了题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报告，看过后感到其通篇说了一个“平”字，大意说的是阴阳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若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但究竟何种特征发展到何种程度算 “平”或“不平”，这个问题刘先生并没有涉及。阴阳五行并没有提供一个判断“平不平”的客观标准，依靠的是中医的存乎一心，但王中医和李中医各自存乎的 “一心”不一致时，应该听谁的？根据中医理论能无可争议地判断出他俩的“一心”谁对谁错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2007年5月，中医界500名代表聚会广州发表了《中医药发展宣言》，其中李连达院士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确有一些江湖骗子任意吹嘘中医疗效，表现在广告夸大功效，盗用专家名誉宣传，欺骗群众，这些才是真正的“伪科学”，是中医药界的“老鼠屎”，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名声，要坚决打击；但这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医药，真正的中医药是科学的。”

　　李院士的言论令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辨别出某个中医是良医还是骗子？例如我们能否根据中医理论无可辩驳地论证胡万林是骗子？有人胡万林使用芒硝的量过大，但中医用药讲究“存乎一心”，你无法根据中医理论证明胡万林的这“一心”就是错的，从胡万林的种种表现来看，我感到胡万林对自己是非常坚信的，他从没有承认过自己是骗子，事实上胡万林“以毒攻毒、扶正驱邪”的说法有很多人信服，即使他被判入狱后还有极多的人找他看病。自称为他弟子的杨正峰治死了人被判刑12年，所用的手法与胡万林一脉相承，他称药方是受《千金方》启发的，中医人士能用中医理论无可辩驳地论证杨正峰受到的这个启发是错误的吗？

　　中医治好了几个人，就称中医伟大，中医治死了几个人，就称这个中医是“老鼠屎”，中医依然伟大，这实在是有强辞夺理之嫌。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堪忧，但好在我们还有食品卫生法、卫生监督部门和各种国家规范可以依赖，而当我们面对一个中医时？我们该如何辨别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医还是一颗中医的“老鼠屎”？难道只能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吗？

　　其实中医界本身也是纠缠不清的，例如台湾名中医倪海厦称内地训练出来不中不西的中医医术是无法治好病的,只有使用经方才可以真正的治好疾病。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内地的绝大多数中医岂不都是赝品？当然，在科学界也有学术争论，但科学界有共同遵循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规则，能够保证我们在这些方法和规则下得到共识，而中医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其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缺少这种可帮助我们得到共识的研究方法和规则，这种笼统的、感性的、模糊的哲学思辩是不足以指导具体的人体客观规律的研究的。

　　李连达院士称“真正的中医药是科学的”，但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医药？什么不是真正的中医药？区分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人在掌握着这些标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只是把出了事的中医药统统称为假中医药，那这种马后炮式的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三、 中医的“整体论”分析

　　近年来，科学界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研究使用的仍是现有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什么新意。不少支持中医的人士经常称人体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还原论的科学方法是不适用的，中医理论是高于还原论科学的理论，并将中医理论说成是系统论和整体论。

　　其实，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是一回事，简单说来，系统论是科学而整体论不是，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不仅取决于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强调的是整体性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系统论对一个具体系统的分析，不是模糊定性的，而是精确定量的，它使用了数学规划、博弈论、排队论、库存论、决策理论、搜索论、图论等大量科学方法，它得出的结论是排它的、可证伪的科学结论。系统论在多目标规划等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军的运输船要通过日军的控制海域，有被日军空军击沉的危险，如果在运输船上加装高炮，可以使日军的飞机不敢过低，从而降低被击沉的危险。但由于加装高炮后使运输量减少，客观上运输船通过该海域的频次增多了，这又增加了被击沉的危险。是否应该在运输船上加装高炮，美国的科学家运用运筹学的方法给出了答案，我们当然不能重复当时的情况以获得重复性检验结果，但其中推理的每一步，都有严密的数学理论的支撑，可以保证其结论是在当时掌握的情况的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再比如神六飞船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其可靠性涉及到的因素比运输船加装高炮涉及的因素多得多，使用解析法是无法完成的，发射前指挥部就给出了其成功发射并返回的概率，这个概率是应用系统理论中的统计分析法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可以信赖的。由此可见，强调“整体”是对的，但要正确地体现出整体性，需要的是对系统间要素及构成方式的精确、定量的分析，不仅要有整体性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要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可靠的、有效的手段，没有这些手段，所谓的整体性就是一句空话。

　　而所谓的整体论应属哲学范畴，它强调的是普遍联系，认为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这些关系的结构是怎样的？关系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什么？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却没有像系统论那样可靠有效的方法去研究，仅仅依靠这种思想是无法对医疗实践给予具体明确和可靠的指导。中医的整体论，就好比不对一棵棵具体的树及树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研究，一上来就对整个森林进行一番研究描述，得出一个定性的、笼统的、模糊的说法，然后又把这个关于森林的定性的、笼统的、模糊的说法用于对具体树的指导，这个过程违反了人类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一般的规律，势必要南辕北辙。所以说，中医强调的“整体论”的优势，只不过是一座美丽而虚幻的空中楼阁。

四、对中医理论的验证

　　科学发展到今天，对客观规律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科学理论距离公众的常识越来越远，公众不懂得具体的科学内容，但却非常相信科学的东西，一些人称之为“迷信科学”。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迷信的东西很多，但就是不迷信科学，老百姓的家里有灶王爷的像、有关公的像、有佛祖的像，就是没有牛顿和陈景润的像，药王殿里供奉着孙思邈的神像，善男信女们磕头许愿以求自己和家人健康长寿，但从来没有塑着爱因斯坦像的科王殿供人膜拜。中国老百姓对科学的态度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化肥的确能增产，我就相信，如果不能增产，就是打上“中国科学院隆重推荐”的牌子，我也不卖帐。科学是可靠的，不管你信不信它都一样灵，老百姓相信可靠的东西，这是智慧而不是迷信。

　　每个中国老百姓一出生就都生活在中医的语言环境中，例如“上火”、“脾气”、“动了肝火”等，像“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药没有副作用”之类的说法深入人心，中国老百姓对中医的认同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包括一些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例如2007年6月28日的《科学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尚勇副部长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宣布了中医所获得的一项爆炸性成就：“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这个说法得到了何祚庥院士的批评，并引起了很大反响。

　　近几十年来，中医相对于现代医学越来越落后，已经丧失了在急救领域和体检领域的一席之地，更多地是在慢性病上进行一些替代性治疗。根据2006 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项针对14677人的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同时，仅有27.7％的人声称“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中国老百姓对中医的医疗效果信心不足，但是还是要选择相信它，这才是迷信。

　　中医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其理论体系是博大和复杂的，它有着自成一体的认识方法，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中医理论不是科学而断然否定它，中医理论是否是正确和可靠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可以设想，如果使用与科学不相容的中医理论来认识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得到了可靠的正面结论，那当然是对中医理论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科学的补充和修正，如何对中医药理论有效性进行检验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中医支持者经常用某些中医药有效的案例来来说事，但个案是不足以作为理论成立的论据，原因在于个案有着太大的偶然性，例如两人同时感冒，由于一人身体强壮，即使不吃药也比吃对了药的弱者康复的更快，这就不能得出药物无效的结论，因此在做检验时就不能选一组强壮的小伙子和一组年老体衰的老人进行比较，同时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样本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偶然因素的影响。给一组实验对象实施医疗时的同时，对另一组也要进行假医疗，实验对象和负责给出诊断结论的医生对接受真治疗和接受假治疗的具体情况不知情，这样才能杜绝心理作用对实验对象和医生的影响，由医生对实验对象的康复情况进行判定后，最后由掌握分组情况的工作人员统计结果，给出医疗是否有效的结论。通过“随机、大样本、双盲、对照”的方法检验出来的医疗手段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偶然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可靠的。一些中医人士因为现代医学（俗称西医）使用了这种方法，称中医不需要西医来检验，其实这种检验方法并不是西医的专利，而是在确定复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时常用的科学方法，因门户之见而无端排斥这种智慧的、有效的、客观的方法，无疑是反智的。

　　当前，毒中药事件层出不穷，随着现代医学检验能力和人们对生命健康关注度的不断提高，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那些反对“中医药现代化”政策的中医界人士们该如何面对呢？用阴阳五行这套说辞去给中药的毒副作用定性定量，估计人们不会相信。治死了人再用“是药三分毒、治病不治命”的说法来搪塞恐怕也不行了。重建人们对中医药的信心，关键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中药的疗效和毒副作用，这样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可靠的数据和说法，才会消除他们的恐慌并重建起对中医药的信心。

五、我对中医的看法

　　当前中医药问题是个热点问题，有人支持中医，有人质疑反对中医，其态度往往还比较激烈。我认为空谈支持或反对中医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支持中医的什么？反对中医的什么？例如我本人的态度即可称为支持中医又可称为反对中医，说我支持中医，是因为我支持中医药是我国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的说法，认为某些中医药手段是有效的，也支持“中医药现代化”的现行政策；说我反对中医，是因为我反对将阴阳五行称为科学的做法，反对用这种非科学的哲学理论指导对人体的诊断和治疗。

        所以，我认为按“支持中医”或“反对中医”来划人们对中医的观点是不妥的，这是感情态度上的区分而不是理性认识上的区分，如果必须要区分，也应该以是否支持“中医药现代化”来区分。“中医药现代化”是国家为发展中医药事业而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是“科教兴国”的一个具体体现，其实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改造、发展中医药事业。但由于中医理论的基础与科学格格不入，中医药越现代化，暴露的问题就越多，一些中医界人士担心现代化会伤害中医理论的根基，使“中医不姓中”了，因此存在着对“中医药现代化”悲观甚至反对的态度。其实纵观中医药的发展无论是其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手段和方法，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用不着担心现代化了的中医就不是“中医”了，用我们当前比古人更深刻的智慧和更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改造它，中医应该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被更多人所接受的中医。即使科学研究表明某些中医理论是错误的，或者中医理论的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抛弃这些错误的理论就是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负责，同时也是人类认识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数学的力量

By 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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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又和社会学家吵架了。其实这种架跟很多“经济学家”也能吵起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对使用数学和统计学来理解社会现象没有深刻体会的人，很容易对于数学的使用产生某种“敌视”，觉得那不是必须的，甚至是多余的。我在给林毅夫写书评的时候，甚至很委婉的指出林先生的数学不好。后来林毅夫给我回信说：你说的太客气了，干脆直接说我不懂数学就是了。对于林先生的胸怀，我还是佩服的很。（参见”对话论道，授人以渔－评林毅夫新书《论经济学方法》“）

我先简单回顾一下我的研究生第一年。经历过经济中心第一年的学生，不少人大概都会觉得那一年生不如死。那一年的课实在有点难学，而且用很多数学。所以，在我到了研究生二年级开始给一年级的师弟师妹们做助教的时候，我当时的宗旨就是最小化数学，最大化经济学。换言之，能不用数学的地方就不用数学。可见那时那刻我对于使用太多数学的反感。这些，我的师弟师妹们大概是可以作证的。

我是一个理科出生的人，学完了物理类的数学，学完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统计物理和热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等等所有的物理口的基础课程。但是即便如此，经济学里使用的数学的难度，广度和复杂程度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直到我来哈佛之前，我一直坚信，经济学过度数学化和技术化了。有时候只是为了追求技术，而忽略了思想。事实上，这些批评对非常多的二流经济学家依旧成立。

但是在哈佛的学习彻底颠覆了我对数学的错误观念。你发现，这些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是把数学当作工具。他们只用最恰当的工具，不会去用最复杂的工具。但是，当你需要建立最一般的理论而不需要附加很多假设的时候，你也许就需要很高深的数学。如果你不想对人们的效用函数的形式做出太有局限性的假设，那么你就得会用泛函分析，因为初等的微积分没法告诉你答案。当你需要对非常”脏“，噪音非常大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你就需要有非常好的统计工具。说一件让我诧异的事情，经济学中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大量的采用了电子工程中的信号处理技术。我们知道，电子工程需要从有噪音的信号中提取有用的信号，这点和经济学家想要得到的没有任何区别。在信噪比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处理，这个对电子工程适用，对经济学也适用。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对数学（统计）的重视，在于两点，这就是我所谓的数学的力量－逻辑和量化。

先说逻辑吧。我想举的例子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学经济学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定理，学政治科学的也应该都知道。

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在满足四个公理的条件下，社会选择不可能满足完整性和传递性，完整性意味着社会必须对任意两个社会结果进行排序，传递性意味着如果社会认为A比B好，B比C好，则应该认为A比C好。传递性对个人来说似乎是毫无问题的，但在社会选择中，传递性不满足，那集体行动不可能达到个体行动所具有的理性。

阿罗定理的四个公理是，第一，完备性，即社会选择必须接受任何可能的个人偏好；第二，独立于无关选择公理，即社会对两个选择的排序只与个人对这两个选择的排序有关，而与他们对其它选择的排序无关。比如，布什、克林顿、佩罗三个人竞选，布什和克林顿之间的排序不应受到布什跟佩罗之间的排序的影响；第三是弱帕累托原则，即，如果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认为X比Y好，则社会排序也应该认为X比Y好，则社会排序也应该认为X比Y好；第四个公理是说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一个独裁着，即不存在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说话算数的人。

对阿罗定理的另一个解读就是，只有独裁体制，才是一个满足前三条公理且具有完整性和传递性的社会选择机制。其它任何体制，比如说少数服从多数，比如说两两多数，比如说差额选举，以及任何你可能想象的社会选择机制，都不可能既满足前三条公理并同时具有完整性和传递性。

阿罗不可能定理是一个对民主制度的咒语，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没有实例的，这就是著名的孔多赛悖论。

甲 乙 丙

a   b   c

c   a   b

b   c   a

孔多赛悖论就是上面这个例子，假设有甲乙丙三个人，甲认为a比c好,c比b好。乙和丙的偏好如图。他就说，如果在a和b之间投票选一个最好的，那么乙和丙都会选b,所以b赢。也就是b>a.要是在b和c之间投票，甲和丙都会投c,所以c赢，于是c>b.但是要是在a和c之间投票，甲和乙都会投a，于是a>c.所以我们就有了a>c, c>b和b>a.如果a,b,c是三个候选人，那么谁能选出来当总统，就完全取决于投票的顺序，任何人都可能当总统。用阿罗的语言就是，多数投票的结果不满足传递性。

但是阿罗走的比孔多赛远多了，他的结果对于任意多的候选人，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孔多赛悖论对于任何选择机制都是成立的，除非有一个独裁者。阿罗是靠什么走得这么远的？数学！更确切的说是数学所代表的形式逻辑。这些东西，没有数学，恐怕很难有人能想出来吧？想出来了，恐怕跟人说也说不清吧。聪明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能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证明缩到只有一页纸。但是这个东西要是不用数学，怕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吧。

下面再说量化这件事情吧。如果形式逻辑这种东西，未必一定需要数学才能实现。量化这件事，要是没有数学（统计），那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了。拿我最近正在看的一篇论文举例吧，这是Bernard,Eaton,Jenson和Kortum的一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很丰富，但是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一夜之间全部消失，那么对美国会有什么影响？你可能会想，这样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失业。你也可以想，也许会有更多的美国商品进入中国，所以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就业。但是，究竟是增加就业还是减少就业，是多少？BEJK用他们的模型给出了一个回答。他们用的是三步走的办法，他们先估计模型中的重要参数，第二步是用这个模型去预测现在的贸易数字，在得到了比较精确的预测之后，他们就把模型中贸易壁垒的参数调为零，然后看对美国的影响。他们也许是对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只有运用了数学，我们才有可能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估计，不用数学的估计至多只能是拍脑袋。

数学是人类发明的伟大工具，也许超过任何其它的工具。当我在用这台电脑写BLOG的时候，这台电脑的硅片里面其实就是在进行最简单的逻辑和加减运算。没有学过电路和计算机的人，也许无法想象为什么逻辑和算术运算竟然会产生这么强大的功能，但这就是一个事实。

多伦多大学中国史考试题目你会做几道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中国史考试题目，你会做几道？

1.Andrew Nathan, in his discussion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ideas, suggest that Liang’s liberalism was based on a misreading of western liberal thought, based on Liang’s own Confucian assumptions. What Confucian assumptions were involved? How did they alter classical liberal thought? Why, ultimately, did Liang become disillusioned with western models of government?

在关于梁启超的政治观点的讨论中，安德鲁·内森认为梁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误读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他自己儒家思想基础上的。那么涉及了什么样的儒家思想呢？他们如何改变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什么梁最后醒悟了西方的政体模式（政府组成模式）？

2.Bianco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rise to power, asks the question, what role was played by Marxism in the CCP’s victory. He suggests that Mao and his party developed a distinct "Asian Marxism." What we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at variant of Marxism? How did it contribute to the CCP’s success?

Bianco关于中国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的讨论中提问，在共产党的胜利中马克思主义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Bianco提出毛泽东和他的政党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亚洲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是如何执导共产党取得胜利的？

3.what issues or problems in rural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the basis for peasant rebellion? What were Mao’s views, as exemplified i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1927)?

20世纪早期，在中国农村发生农民暴动的根本性原因（问题或事件）是什么？毛泽东的观点是什么，比如说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1927年）》中？

5.Compare Imperial Confucianism as discussed by Fairbank and Goldman, to the classical values and principles articulated by Confucius. What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How were Confucians ideas utilized by the early Han dynasty rulers.

比较Fairbank和Goldman的帝王儒家学说，和孔子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主要的不同点是什么？中国汉朝早期的统治者是如何利用儒家思想的？

6.Mao declared in his interview with Edgar Snow that he was drawn to Marxism by his reading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hat aspects of the Manifesto would have appealed to Mao and the early members of the CCP? Which elements might have repelled him?

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时说他通过阅读共产主义宣言已经融入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宣言的哪些方面帮助和吸引了毛泽东和其他早期的共产党员？（宣言的）哪些原理又是毛泽东所不屑的（抵制的）？

7.In what ways did the mixed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f the mid-1850s contribute to its early successes and ultimate failure?

19世纪5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运动的混合意思在哪些方面促成了它早期的成功？在哪些方面又导致了它最终的失败？

8.Bianco suggests that the May4th movement represented the necessary first step towards a true social revolution. In what sense was the May 4th movement revolutionary? How did the May 4th movement pave the way for the later stages in the developement of a true revolution?

Bianco提出“五四运动”是促成真正社会革命必需的第一步。什么方面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是革命性？“五四运动”又是如何为日后的社会革命做铺垫的？

9.Was Kang Yuwei a conservative ,and if so in what sense? Consider Mary Wright’s discussion of 19th centur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Spence’s description of Kang’s ideas and programs in answering this quesation.

康有为是保守派吗，如果是，从哪里可以看出？回答时请考虑Mary Wright关于19世纪中国保守派论述，以及Spence关于康有为思想和纲领的描述

转自网络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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