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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讨论C++的enum

已经看不太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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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U 作者:jediii 发布时间:2008-02-09

enum的秘密(一):enum是“用户自定义类型”

呵呵,enum在实际中应用比较少,所以你会忽略它。但是,在这里,我告诉你,enum 和 struct、class一样,都是用户自定义类型。

对呀!enum是用户自定义类型,他有数据成员,还有成员函数!

For example:

enum e{a=1 , b=2 , c=4};

那么:

001: enum e e1; //enum e不是对象,它是类型,e1才是类型enum的对象!

002: e e1; //e是类型enum e的简写哦!

003: e1 = 1; //绝对的错误!int怎能赋值给一个用户自定义类型

004: e1 = e(); //e()? 对呀,你没看错,默认构造函数

005: e1 = e(1) //e(int)? 嘿嘿,这才是从int构造enum e类型对象的构造函数

006:e1 = a; //哈哈,默认调用“拷贝构造函数”···虽然有点不完备

大胆的想:enum会不会有用户自定义成员函数呢?呵呵,我是没有实验出来。要不,你自己试试?

感想:C++虽然是初期的OO语言,但是类型化的概念已经深入到了语言本身。面对一门OO语言,你要必须知道一件事:一切都是对象,一切都有类型……

enum的秘密(二):enum的“取值范围”和“内存分配”

先纠正一个常见错误,很多人认为enum是个离散量集合,太理想化了^_^,简单思考一下就破了,不多说,入正题:如何确定一个enum的取值范围?

For example:

enum e1{ a=2, b=4 };

首先找到其绝对值的最大值,但为了容易理解,我先不谈负数,也就是先找到其最大值,这里的最大值是4。

4 用二进制表示就是 100,也就是需要3bits才能最小的容纳下4这个值,而3bits所能表示的范围是 0-7,于是e1的取值范围为[0,7]。

现在来看看负数,

enum e2{ a=-2, b=4 };

其中绝对值最大的是4,需要3bits才能容纳下,但因为可以取负值(而最大元素b=4不是负值),也就是说需要增加一个符号位,那么就需要4bits。

4bits的取值范围是 1000 – 0111(二进制表示),也就是 -8 到 7(十进制表示)。

enum e3{ a=-4, b=2 } 就只需要3bits,取值范围是[-4,3]。

简单的说就是找到最少的能容纳下所有的元素的位数。

为什么要获取enum的取值范围?因为C++标准规定超出枚举类型表示范围的赋值结果是undefined的。

也就是说 e2 x = (e2)6 是肯定正确的,而 e2 y = (e2)8 行为是未定义的。

undefined的含义我就不多说了,想怎么去歪解就怎么去歪解^_^

enum的内存分配呢?

比如 e2 需要3bits,那么C++规定e2的尺寸只要容得下3bits就行,到底是取1个byte,还是4个byte,还是…,那由编译器自己决定。但是,C++标准在这里有个限制:1<= sizeof(enmu)<=sizeof(int)。嘿嘿。

总结:

这两天看先哲Bjarne Stroustrup的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一句话,感慨啊!一个小小的enum,把OO体现的淋漓尽致,又把对机器底层的操作展示的畅畅快快···以前很多很迷惑的东西,Stroustrup一句依赖具体实现,让我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总结了三句话,写个三类人:

1.java之流应用级语言的拥趸们,口诛笔伐歇歇吧,深度不光你有···别人比你深得多···

2.C的先哲们···其实,C++根本不是a better C。

3.所谓学过C++的人儿啊,别停止你学习的步伐,来跟Stroustrup过过招吧!

再总结一句话:标准和实现,两码事!

Created with OneNote.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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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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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谈“为己之学”

拿得起,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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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剪辑自: http://www.guoxue.com/?p=28891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要我来在这样的活动(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上面发表一点想法,我就想到了我们读书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就定了那样一个题目叫“为己之学”。刚才主持人引了《论语》里孔子的那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这句话,荀子有一个发挥,荀子在他的头一篇《劝学》篇提出来:“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数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君子之学从耳朵里听进去,要把它留在心里,然后还要把它体现到他的行动中间去,他的四肢和他的动静,一言一行,因此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可以成为人们的榜样。反过来,小人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够使得他的七尺之躯完美呢?所以他接着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也就是说君子之学是为了完美其身,完美他的七尺之躯。而小人之学以为禽犊,是交易用的,所以他从耳朵里听进去,嘴里就说出来了,只不过是一个贩卖,对完美他的七尺之躯一点没有用处的。所以,“古之学者为己”的“为己之学”也就是“君子之学”,通过读书是为了来完美自己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书不要成为“今之学者为人”那样,不要成为“小人之学”那样,把读书学习当做增长财富,进行交易的“禽犊”,而要成为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不断地完美自己。

清代有一位写《朱子家训》的朱用纯先生,他讲到,一个人读书之前是这个样,读书之后还是这个样,那就等于没有读书。所以读书以后要能够变化气质,那样读书才有用。

我们现在很多的书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那么我们究竟读什么书呢?其实什么书都可以读,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开卷有益”,打开什么书都会对我们有益的。我们现在这个书分类分得也很细,所以有的时候也让我们不知道选什么书来读好。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籍的分类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或者我们叫它经史子集四类。是比较简单的。其实我们现在不管你分多少类,我们如果给它归纳一下,其实也可以归纳为这四大类:经史子集。

从经书来讲,所谓“经者,常也”,它是讲一些常道,通道的,也就是它可以贯穿古今,贯穿万物、万理,它带有总体性、总括性的,而且是一些最根本的,为人,处事,认识天道、地道、人道一些最根本的道理,这就是经。

史,是历史。是明古今之变的,司马迁讲天下的学问无非两大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是我们人跟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就是来了解我们人类社会,人事的变动、朝代的变动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所以史学在中国的文化中间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经常讲中国文化中有两个重要的传统,就跟这两个有关系,一个是“以史为鉴”,或者叫“以古为鉴”,也就是“通古今之变”;一个叫“以天为则”,就是效法天地,也就是“究天人之际”。《论语》里就讲了“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为什么呢?天是最伟大的,但是尧以它为榜样,所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为则。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理想的德行,都是向天地万物学来的,一个圣人,他的德行要能够跟天地之德相配、相并。所以我们到孔庙里面去看,对孔子的称颂最重要的两句话:一句是“万世师表”,孔子是万世师表;再一句是“德配天地”,孔子的德行能够跟天地一样。所以“以天为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以史为鉴”“以天为则”,也就是整个学问。我们围绕这个来做,“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所以经和史,一个是最根本的道理,一个是我们的历史。

我们这两类分了以后就很明白,所以我们读经书是为了明天理、晓人道,明白天理,知晓人道,这是经书。读史书,通古今、知兴替,把握历史,懂得人事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它的兴起、它的衰落。所以唐太宗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古人又讲了“观今宜鉴古”。我们要看出今天的问题,要拿历史当一面镜子照一下。过去我们也讲过那么一句话,“忘却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历史的延续、继承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常觉得我们现在历史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很缺乏的。历史承载着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历史,也就意味着他不懂得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一个不明白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你要让他来爱这个国家,来热爱这个国家,来尊重这个国家,对国家有信心、对民族有信心,这怎么可能呢?因此,清代著名的一位学者龚自珍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深刻的话,就是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中国传统中间还有子书。子书就是各种不同的学派,各种不同的对于天道、地道、人道的那种认识。那么本来我们的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对于各种事物的认识,人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思考,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地区里的人们也可以对同样的现象作出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诠释。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孟子》里就有那么一句话,叫做“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不是统一整齐的,都有不同的,这是事物的实情。所以去年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的论坛上面,讲到文化多元性的时候就引了这句话。所以诸子百家对于各种事物不同的看法,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看法,可以增长我们智慧的。

集部,集部是更复杂更多样了。我们过去集部里又分了总集、别集、专集,各种各样,那么说明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在这个集部里,我们就可以长见识、养情性。我们在读书中间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增长我们的技能,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读书的根本目的,我讲不是在长点知识、增点技能,而是在我们明白更多的道理。《中庸》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的读书,第一个就讲博学,什么叫做博学呢?近代一位著名的学者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黄侃先生,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他说:所谓博学者,为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博学是因为你明白很多事理,不是说你记住了很多事情。明理是一种智慧,智慧是一种知识。所以我们的博学是要落脚到明理,而不是说记事。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学智慧的文化,不是单纯的学知识的文化。知识是静止的,智慧是变动的。智慧是一种运用知识、发现知识、掌握知识的能力。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才开始意识到知识如果不能运用,不仅不会是力量,有的时候还会成为你的思想的牢笼,让你进去了出不来,让你困惑、让你郁闷,不知道何去何从,学了很多东西,可是出不来。所以,后来我就提出了,我说不能再讲“知识就是力量”了,应该讲“智慧才是力量”。

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佛教里面也有重要的观念、观点。其中有一句是:“依智不依识”。我们依靠的是智慧的“智”,而不是知识的“识”,佛教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教讲唯识学。唯识学里面讲,我们人所认识的现象世界,都是我们人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感觉器官的功能认识的。六识,这个“识”就是指六个感官的功能。这个感官功能是什么功能呢?就是分别的功能,我们现在常常用这样的词叫做“识别”,识的功能就是分别,也就是我们通过六个感官去分别这个,分别那个,分别不同的颜色,分别不同的形状,分别不同的声音,分别不同的气味,分别不同的味道,分别不同的材质。你一触摸,软的,硬的。分别不同的观点、思想,所以这个“识”,就是去分别、识别。那么根据佛教的观念来讲,人的或者生命的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就来于这个分别,分别了以后,你又不能把它融汇起来,那不就痛苦了吗?所以他要用一种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的智慧去破除这种分别的止境,佛教唯识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叫做“转识成智”,要能够突破、超越这个识的局限,分别的局限,用佛教的般若的智慧打破这个分别,然后融会贯通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放下执着,所以佛教也是提倡一种智慧。

儒家更是如此了,强调学习一定要融会贯通。《论语》里不是讲了吗,“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们成语有一句话叫“举一反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说,我给你讲了这个角的道理,而你不能融会贯通其他三个角的道理,这样的人还能教吗?孺子不可教也。融会贯通,就是能够运用知识举一反三。这也就是刚才我讲的中国的文化里面都认为万物有一个共同的理,我们把握了这个理就可以运用到任何方面去。所以我们根本的问题是把握这个共同的道理,能够去运用它。

我们现在读书,如果从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来讲,那就是经史子集都要读一点,不能只读这个不读那个,总的来讲是通过这样一些阅读来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的性情,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人。拿古代来讲就是成为一个君子。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读屈原的《楚辞》,里面经常赞美香草美人,我们现在人读到美人就以为是美貌的女子,其实《楚辞》里讲的美人是什么?是完美的人,是君子。所以都是来让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光读书也不行,所以《中庸》里既要“博学之”,还有“审问之”,还有“慎思之”,还有“明辨之”,最后更需要“笃行之”。要落实到我们行动上来,知行合一,学修一致。中国近代有一位学者叫段正元,他讲过一句话:“读书万卷不如知道一言”,读了万卷书不如来记住一句话;“著书千册,不如实行一事”,写了千册的书,不如去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们读书要跟我们实践结合起来,知行合一。要读让我们明理的书,不要只去记一些章句。

我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一点点肤浅的想法贡献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上的演讲稿,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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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

参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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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

2021年6月23日

11:39

潇湘晨报 文/龚晓跃

(长江三峡。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写道:“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所谓天下大势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 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 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 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 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 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 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 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特刊组稿

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 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 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 反政府势力泛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 “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 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 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 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 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 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 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 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 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 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 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 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 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 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 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 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 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 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 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 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 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 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 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 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 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 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却能在两年之内 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 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 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 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 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你主 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 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 被折腾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当时和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却应答如流,令乾隆异之。

和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就有了在紫禁 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 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 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 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 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 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 先是卖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 藩的湘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 人。事实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 到军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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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上的“枪火”

这样的“枪火”,确实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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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的小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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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2011/3/19 14:56

“霸王”这个词是褒义贬义,我一直没闹明白,西楚霸王英雄盖世,可能是这个词的最早源头,十来年前看成龙拍的广告,望子成龙小霸王,他后来还代言了个霸王洗发水,丰田公司在中国有一款车叫丰田霸道,广告语还是“你不得不尊敬”。照他们这意思,都是褒义词吧,这些名字都充满了权力快感,反映了人们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愫。

刚看到法制晚报一则消息,《不避权贵,首批52辆霸王车曝光》,北京市交管局终于动了真格的,借助媒体曝光霸王车,将某天早晨8点到9点之间在长安街上擅闯公交道的车辆牌照公布。除了私家车之外,军车、国管局的、市政府的车也在列。交管局说了,不避权贵,不避单位,不删除敏感车牌。

这则新闻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战天斗地的岁月,我媳妇开着一辆小爱丽舍,曾在长安街与军车对峙五个小时。

三四年前一个晚上,大约八点来钟,我媳妇自西往东在长安街上穿行,车行至北京饭店附近,跟一辆左拐奥迪军车迎头撞了。那辆奥迪有四项违章:走非机动车道,横穿整个长安街左拐,闯红灯,司机打手机。当时奥迪大摇大摆地向左,对面来车纷纷避让,但我媳妇对长安街的“马路政治”并不了解,没提防对面有车,结果两车左车头撞在了一起。

车上下来一个没穿军装的,当然,没穿军装而开军车的挺多,他下来之后挺生气,说“没看见车拐吗”?当时我媳妇确实算个新手,不懂马路上的江湖规则,但既然撞了,而且对方又是全责,当然不能服软,就打电话报了警。

虽然报警了,但我媳妇心里没啥底,因为经常听到兵哥哥当街揍交警的故事,所以挺为警察叔叔担心。不一会警察来了,并且是一位队长。我也从单位赶了过去。

队长勘察了一下现场,对我们说,军车全责,他们一向很猖獗,这回可抓了回现行,放心吧,一定为你们主持公道。说完他打电话叫拖车过来,准备把军车拖走。事故现场就在北京饭店门前,晚上散步的闲人挺多,渐渐围拢不少人,等着看警察怎么跟军车叫板。

开奥迪的人看到这个情况,倒也不惊慌,也打了个电话。不一会警察的拖车来了,又过了一会,一辆军队牌照的拖车也开了过来。两辆拖车屁股对着屁股,两车中间是那辆撞瞎了“左眼”的奥迪,还有我们车灯粉碎的爱丽舍。长安街上,北京饭店门前,警察,军车,拖车,这个阵型相当具有视觉冲击力。所以连我和媳妇都有些大战来临的亢奋,何况看热闹的路人。

也许是嫌场面还不够给力?开军车的人竟然还叫了四个当兵的,四个身材高挑挺拔的大兵哥,在奥迪车的四个角站起了军姿。场面开始僵持,我们无所事事,路人们伸着脖子观望,交警队长和奥迪男踱来踱去打着电话,那场景让我想起了杜琪峰老师的《枪火》,没有声音,一切静止,但有扣人心弦的紧张。

交锋的阵地开始转移到了手机,奥迪男打了一通电话,交警队长也接了一通电话,后来奥迪男开始不耐烦,登记了之后说还有事,把钥匙扔到警察怀里就走了。走前对我们说,“这事跟你们已经没关系了,这是军队和警察之间的事。不是赔钱不赔钱的问题,是得让警察弄明白,这里到底谁说了算。”奥迪车里还坐着一位女士,那晚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能让老百姓看笑话。”

交警队长有些发愣,奥迪就扔在那里,当兵的守着他拖不走,队长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找我们,说他已经搞清楚了对方是什么来头,真惹不起,建议就算了。老百姓看着无趣,也就散了。

大约凌晨两三点,队长招呼收队,警车、警车拖车开走,当兵的撤走,军队拖车把奥迪车拖走,还顺手拖走了我们的车,答应给修好。奥迪男再没有露面。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华灯下的长安街,影子一样的各色人物,夜色如昼,我耳朵中回响着《枪火》里的配乐,那音乐有点像游戏。

其实那也不是啥大事,不过是生活里一个小插曲,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是,每个人都能眉飞色舞地讲上几个。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周末了,无聊地翻去年的报纸,想起了《潇湘晨报》的一个标题:《在天朝垮台之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他的脸》。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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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普通青年?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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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城市画报 China Normal-谁是中国普通青年?

中国三四线小城市年轻人生存状态调查

摘自《城市画报》第265期

因为经济市场化、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可能性,中国一二线大城市的年轻人正在相对有更多机会、更少限制的环境下,探索个体身份选择的客种可能性.表现出不断演进的个体性。,这种个本性与个性截然不周.是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基于个体探索和本经验的自我界定。

然而,远离大城市.在中国的三四线中小城市,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如何影响年轻人对自我的认知,影响他们的个体梦想? “你有梦想吗?” “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在中小城市和很多年轻人的谈话,都以梦想开始。但大部分回答都极为类似:“我想有房、有车、有个好老婆/老公, “我想有钱。”“我想要稳定的生活,这就够了.”

我们在中小城市和很多年轻人的谈话,都以梦想开始。但大部分回答都极为类似:“我想有房、有车、有个好老婆/老公”“我想有钱。” “我想要稳定的生活,这就够了。”

当开始本文的研究之前,我们相信我们会发现众多至今未被讲述过的梦想。基于例如“非主流’’等不同风格的中小城市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的观察, 基于例如互联网会给中小城市年轻人带来与大城市相同的参照系这样的假设,我们曾期待找到中小城市年轻人隐藏在内心的狂野世界和多样梦想。我们没有期待,他们的梦想,就像他们的社会身份,也被局限在普通和常态的狭窄领域。

和曾经的大城市年轻人经历过的相仿,中小城市的发展正在急剧改变和丰富当地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激发了他们新的渴望,以及新的行为,但是中小城市年轻人的个体发展,仍然很大程度上被当地社会和经济上的障碍和不足所局限。他们陷入了选择的矛盾冲突之中:是探寻新的可能性?还是在一个有迹可循的社会里按图索骥?在这里,主流定义的成功,对个体的选择增加了众多的限制。

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做一个普通人,但争取在这个基础上扩展自己的眼界,延展生活的边界。

在本文中,我们会首先着重分析中国社会的宏观图景。这些宏观的影响因素,作为中小城市年轻人的成长情境,正在塑造他们的人生经历、价值观,他们感受到的矛盾冲突以及线上或线下的交互行为等。

我们也会讨论到中小城市年轻人越来越强调自己生活当中。个体自主选择的重要性——而消费在实现这种需求方面正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我们会简要梳理和解读品牌在面向中小城市年轻人市场时将会遭遇的机会和挑战。

1、宏观图景:社会结构与个体限制

城市基础设施和零售服务业的飞速发展

过去十年间,中小城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起点较低,中小城市的变革之猛烈,甚至超过了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的居民几乎直接从乡村生活跳进了城市生活(城市周边的田地也被划归入城市,直接贡献于当地的房地产业)。最明显的变化是当地新兴的零售和服务业,新建的奢华房地产楼盘,以及新建的公共基础设施及城市美化工程。其他产业发展的滞后。

其他产业发展的滞后

在中小城市,主要的经济发展都发生在第一第二产业,比如制造业和建造业,第三第四产业比如研究和设计等脑力集中的服务业都相当欠发展。

中小城市的市场发展也相对落后——这里几乎没有国际公司,私营企业中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占据了中小城市年轻人“理想就业”的绝大多数机会和资源。

社会阶级与关系经济

市场化进程缓慢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准则“关系”在这里变得非常重要(关系指的是人脉和互惠关系)。

在大城市,虽然关系也非常重要,但是更深度的市场化经济环境,包括新兴的互联网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内的第三第四产业白热化发展,持续给更强调竞争性的商业行为提供了空间。

在中小城市,掌握话语权的人群的权威,更多建构在人脉而不是胜出的个人能力或者表现之上的,于是挑战主流结构的独立或者创新的商业形态的生存空间几乎被挤压殆尽。

宏观形态如何影响年轻人

1. 商场让生活更美好:生活环境的改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使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了乐观的判断。因为城市发展带来各种更新更好的消费场所,中小城市年轻人也建立起了和现代性和消费之间的深刻联系。

2. 就业机会限制个体发展:产业发展的局限意味着就业机会和数量的局限。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是这类工作一般都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职位,或者按部就班常规性的日常行政和业务工作,没有什么工作表现方面的压力,能够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很少o

3. 遵从常态才能更好地生活:在这里别人怎么看你对你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中小城市年轻人去挑战社会规则和习俗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风险,包括失去身边同龄人的理解和接受。

4. 世界是成年人的,年轻人只能遵从规则:在这里才能远不如人脉有意义,年轻人必须依靠更有影响力,更成功的年长者来给他们打开生活的一扇扇门。这就意味着,家庭、兄长和同事前辈对年轻人如何看待自我价值和如何行动有重要影响。

2、年轻人群体:社会流动与上升通道

比较大城市年轻人和中小城市年轻人群体,有一定的复杂性。其实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来自中小城市。很多生活在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自乡村。那么,中小城市年轻人和大城市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小城市年轻人,我们必须更仔细了解,年轻人流动的原因以及如何流动。

我们来细数一下中小城市年轻人的组成:

A. 移居至中小城市的农村或县级以下的年轻人(大量)

B. 没有大城市生活经历的当地年轻人(大量)

C. 从大城市返回的当地年轻人(少量但是数量在增长)

D. 从其他同级另外城市来的年轻人(小部分)

虽然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但一直以来,中国年轻人都普遍相信“社会上升通道”的存在和开放性。年轻人相信,即使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只要个体努力,就可以进入大城市,过上现代都市生活,拥有好的职业,活得好的回报。

现在,因为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来自乡村,流动到中小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仍然相信社会上升通道。同样,也不断有中小城市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决意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

谁从中小城市流动到了大城市?

那些希望找到一份第三第四产业的工作的年轻人,必须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优秀的学生回到大城市更好的大学去学习,毕业之后也通常会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另外,那些在家乡没有人脉关系的年轻人更有可能选择去大城市中生存,因为在大城市个人能力更有可能被肯定,即使没有关系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因此,中小城市最有才华,上进和自立的年轻人往往离开了家乡。留下来的少数有才能的人在孤独而一筹莫展地发展当地的年轻人文化。当下,中小城市几乎没有与创意相关的年轻人亚文化。

谁在向下流动?

现在,不是所有的中小城市年轻人都决心迁徒到大城市生活。

就业机会的稀缺带来的白热化的竞争以及飙升的房价(使北上广成了臭名远扬的压力锅),加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饱和,使中小城市年轻人的上升空间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中小城市的发展使当地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可观提高。

于是,有这样一群为数不多但也不容忽视的中小城市年轻人选择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家乡去,回到更安稳的生活轨迹中去。

上升通道日趋固化,梦想受限

日益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板结固化的社会上升通道,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个人能动性降低,梦想受限。到大城市去生活的可能性变小,而在中小城市生活各种机会也都受“关系”所限,于是在中小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理智和现实。

他们正在丢失对个体能动性的信念。越来越难以相信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就,比如更好的学习成绩,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也越来越不相信大城市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在更小的年纪开始放弃了个体的梦想,追求稳定生活。

对中小城市的很多年轻人来说,移居大城市的梦想已经遥不可及。

谁是本文定义的“中小城市年轻人”?

几乎所有的中小城市年轻人都有一刻会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尝试去大城市生活?然而他们中大多数选择或“被选择”留在本地:或者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竞争能力、或者缺乏资源、或者缺乏接收挑战的勇气。他们不再向上流动。

本文所描述和论及的,是指那些已经选择或被选择留在中小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这是因为,中小城市年轻人所体会到的最主要的焦虑和压力,都和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感知以及他们在中小城市面临的个体发展局限紧密相关。

那些已经去大城市读书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下定决心奔向大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焦虑。

3梦想和价值观:中产生活与个体性梦想的冲突

主流梦想和新兴梦想

中小城市年轻人最主要的梦想可以分为两种:主流梦想和新兴梦想

主流梦想是拥有稳定的生活,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这种梦想对应的是看重家庭,金钱与地位的价值观。

新兴梦想是拥有更丰富的,新鲜刺激的,个体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与这种梦想对应的是看重个体自我表达,自我探索,和新生活体验的价值观。这是因为近年来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价值观,在更年轻或更富足的中小城市年轻人群体中比较多见。

主流梦想:中产的生活

中小城市年轻人非常重视和向往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份受社会尊重,收入不菲的工作。有房子和车子。有双方家长认可的伴侣,生儿育女。

家庭,金钱和社会地位,是这样的梦想生活的必要组成元素。

社会地位既是追求的目标也是稳定生活的前提。

– 同龄人的肯定是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会普遍认可的职业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对中小城市年轻人认定的稳定当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 富足的年轻人依赖家庭提供的关系和资源来获得稳定的中产生活。

– 没有资源的年轻人则肩负着照顾父母的压力和责任,也必须争取稳定。

– 中小城市年轻人在相对比较小的社交圈内生活,而且这个社交圈往往是和家族紧密联结的,于是他们必须为了家族成员的意见妥协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 父母对子女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常替子女择校择业,甚至决定在哪个城市生活以及相亲结婚也不少见。

金钱是稳定生活的必须推动力。

– 金钱代表的就是社会地位,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独立,对富足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经济上从家庭中对无资源年轻人来说是赡养父母的能力保证。

– 有房是有养家能力的重要证明。拥有一处房产也被看做是婚姻的必要前提。

– 有车是经济上成功的主要标志。许多年轻人说到有能力买车的人人常常用的词是“成功”或者“老板”。

新兴梦想:个体性的探索

中小城市年轻人了解现代生活的可能性,也渴望可以获得那些可以增长见识和带来新鲜刺激的体验。

这种渴望主要是为了自我表达,获得自我满足,探索一定的个

体独特性。与这种探索相关的行为包括:

– 旅行:这是中小城市年轻人最重要的渴望之一。

– 期待更新更多更现代的产品和服务

– 享乐型的消费:花费收入更多部分用于日常吃喝玩乐。

– 花钱而不存钱:买房买车花费不菲,主流价值观强调节俭度日。有新兴价值观的年轻人则花更多钱在旅行和穿着打扮等其他方面。

– 重视风格:更关心个人的外貌,培养自己的个体风格。

– 性的探索:主流价值观主张找到适合结婚成家的伴侣。新兴价值观主张享受现在,选择能一起玩儿的伙伴,包括性伙伴。

– 晚婚: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娱乐,而不是承担家庭责任。

富足的年轻人倾向于比普通收入的年轻人有更强的新兴价值观。他们能更自由地支配金钱和去尝试,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到对生活便捷和个体性的探索,因为他们的稳定生活是提前得到保障的。

两种梦想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中产生活梦想和探索个体性的梦想,同样在大城市年轻人身上存在。不同的是,要实现两种梦想,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不相同。

对大城市年轻人来说,为实现中产生活梦想,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要大得多。比如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以获得更多机会,比如创业和选择更高回报的职业。而实现个体性的梦想,他们可以参与和实践不同的青年文化,投身多样的青年亚文化社群,探索不同的个体身份塑造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选择更丰富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体表达。

同时,对大城市年轻人来说,两种梦想之间尽管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绝对的。年轻人在试图寻找一个好的工作,不仅可以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也能够支持个体性的成长和表达。

但是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说,实现梦想的可能性选择要少得多,资源要少得多,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绝对的。

在中小城市,主流梦想说,“为将来做好准备”。新兴梦想说,“享受现在”。主流梦想的实现,需要更多限制个体选择,更多去适应主流成人社会的要求。新兴梦想主导的对个体性和新生活体验的探索,耗费金钱和精力,这些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应该投入到对稳定生活的努力中。

在中小城市,年轻人的两种梦想并非势均力敌。新生梦想仍处于萌芽状态。

4三重矛盾:焦虑,迷茫与无聊

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说,什么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中小城市年轻人大概分为以下两类:1)“有关系的年轻人”:他们有人脉网络可以保证稳定的生活,不管是人情关系还是经济资源。2)“靠自己的年轻人”,没有上述人脉网络。

这两类年轻人都面临矛盾,尽管原因不同,感受焦虑程度也不同。“靠自己的年轻人”缺失的是获得稳定生活的资源。“有关系的年轻人”则陷入了对亲族的深度依赖中。

焦虑:“我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吗?”

这种担忧是关于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中产生活。

这种焦虑集中体现在“靠自己的年轻人”中。他们必须实现自给自足,于是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焦虑,并且对如何解决和应对这种焦虑感到无助。

迷茫:“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种迷茫,或者迷失,是关于难以找寻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关系的年轻人’更迷茫,因为他们不知将自己的精力投放在哪里,通常无目的地到处游荡,推迟组建家庭的时间,边享乐边等待什么事发生。对于他们来说,对家庭的过度依赖使他们更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做什么?自己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无聊:“没什么可做的!”

在满足自己作为年轻人天然地对个体生活新体验的渴望上,中小城市年轻人实在是非常受限。

中小城市年轻人缺乏足够的个人发展动力,不那么高要求的工作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们习惯于非常重复性地打发时间的休闲方式。比如,打牌,打麻将。

那些有背景的年轻人也觉得闲得无聊,但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财力支持去享受现有的消费行为,可以说这种无聊对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造成的痛苦更明显。

5孤岛青春:对“青春”的不同定义

相比之下,在大城市“年轻”是如此令人向往。人民庆祝青春,年轻本身就值得骄傲,而不再年轻的人以和年轻人混在一起为乐。在中小城市,青春的价值因‘人生可能性”的消减而随之削减。

很大程度上,中小城市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未来,身份的认定,不是自己个人能探索和建构的事情,而是更多由家庭和社会决定的。

他们必须符合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遵循长辈的意旨,如果他们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还必须按照成人世界的规则中对个体身份的限制行事。

他们大多向往成人世界,希望实现某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获得成年人所具备的更强的消费能力。

这里,很多年轻人希望可以快进到三十出头,因为他们认为三十岁以后他们才终于能实现梦想,自然而然地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变成自己的习惯,那时候必将感到如释重负。

然而,解脱了也意味着他们同时放弃了与主流愿景定义的成功不一样的个体梦想。中小城市年轻人认为,他们当下做的种种个体决定其实很难改变这个事实。

中小城市年轻人认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都是极其受限制的,而且面对成人的世界,青春是弱势的。他们生活中个体能动性和自我选择空间非常有限。

在中小城市,青春,只是远离现实社会成人世界宽广大陆的孤岛。谁留在那里,谁就没法进入成人世界。青春意味着低价值,青春意味着焦虑,青春意味着等待,青春意味着没有权力,青春意味着有限选择。

6影响力:互联网,朋友圈与意见领袖

理论上来说,中小城市年轻人和大城市年轻人一样可以接入全球化的数字年轻人群体。理论上来说,他们也可以使用互联网加入各种社群,寻找可能扩展他们线下世界的影响力资源。

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年轻人是很少一部分。大多数中小城市年轻人很少通过互联网去主动扩展他们世界的可能性。他们的媒体习惯,同伴圈子,还有影响力模型,都受限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受限于成人世界的规则。

互联网使用:紧闭双眼

虽然理论上来说,互联网是提供给所有年轻人相同的用于自我表达和探索的新途径,但大多数中小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方式:他们花很长时间泡在互联网上,但是总是在访问和他们的伙伴相似的那一系列有限的网站。

中小城市年轻人使用互联网几乎仅仅为了娱乐。他们非常难得使用互联网进行自我学习,寻找能影响和改变自己的力量,或者主动去认识和自己有相同兴趣的同龄人。他们访问的网站基本上就是那几个:用来和身边的朋友聊天,玩游戏,看新闻,看电视节目。

大城市年轻人并没有太多兴趣参与那些和他们真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线上社群活动。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不想看到,这些互联网呈现的可能性。反过来不断提示他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对他们的个体选择限制重重。

相比大城市年轻人,电视对中小城市年轻人影响力更大。他们更多从电视节目的消费中获得他们的世界观,也更少怀疑电视所传递的信息。

朋友圈子:封闭式的亲近关系

中小城市年轻人的圈子构成主要基于彼此的共同背景和关系远近,在线下建立并只限于本地。很少有群体是基于共同兴趣建立起来的,更多是童年玩伴,同学和同事。

这些圈子通常由年龄跨度较大的年轻人组成。这是因为:a) 中小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相对少,兄弟姐妹或者堂兄妹表兄妹,虽然年纪参差不齐,但仍会经常待在一起。b)工作了的年轻人更愿意和年长一些的前辈同事一起活动,并同时建立和巩固自己的人脉网络,希望藉此对职业未来产生正面影响。

中小城市同龄人互相观察,并且一起做一些个体的选择。比如,他们通常以来朋友来做消费决策。但是因为担心被当做太过特别的人,他们通常更愿意沟通共同的渴望,而不会诚实分享自己内心世界的秘密。

这是因为,中小城市年轻人生活在规模更小的年轻人群体中,同时可以流动的新社交圈子也很少。在选择新的朋友圈子方面骂他们的选择也更少。

消息意见领袖:信息过滤与推动力

因为中小城市的年轻人的圈子一般是由那些固定的相互认识很久的同龄人组成,他们通常不会在网上寻找新的朋友。这就意味着外来影响渗入的渠道很有限。

要影响一个年轻人圈子,这种影响力就必须通过圈子里的某个成员来达成。

根据我们的观察,消费方面,在朋友圈子中有三类重要影响力:

– 行家推荐者影响力

– 年长者影响力

– 文化传播者影响力

这三种类型有所重叠(比方说,行家推荐者也可以是文化传播者)。

行家推荐者通常对某个领域有特别的兴趣,比如手机或者时尚,他们通常会很积极的进行自我学习,并且把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朋友,帮助他们作出消费选择。

行家推荐者的动机通常有:声望和地位;寻找社会认同的特殊方式;积累对他们未来成功有帮助的筹码;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接轨。

年长型影响者是圈子里年纪较小的人寻求指导帮助的对象。有三个原因:第一:年纪较长的年轻人有更多钱,有更强的社会流动性,因为他们有钱到附近的大城市去尝试新事物,并把新产品和新潮流带回家。

第二,年长型影响者已建立了更多影响力网络,可以把这些网络眼神到年纪较小的朋友上。这种关系在同时或者大家庭成员之间非常普遍。

第三,年长型影响者在中小城市年轻人里能起表率作用,因为他们的已经成功度过了小辈们的挣扎,可以帮助指导年纪较小的人。

比起大城市,中小城市中朋友圈里年长的人更有可能引领潮流,因为中小城市年轻人更愿意走别人走过的正确的老路,而不是另辟蹊径。

文化传播者会在中小城市创造新的消费亚文化中枢,他们往往是创业者,想把自己在大城市甚至国外的文化经历带到小城市来。比如说,他们当中有些经营着街舞、滑板俱乐部,还有些是咖啡厅、美发沙龙、健身中心的老板。

文化传播者的商业经营机构也会成为社群中心,他们把一些专业产品带给当地的年轻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参与和发展新的兴趣爱好们同时也销售体现这些亚文化风格的产品。他们为年轻人学习新的兴趣爱好提供了教育和指导。

文化传播者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他们以共同兴趣为基础构建朋友圈子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动力。比起其他中小城市年轻人,消费亚文化的成员有更强的新兴价值观和更多元化的志向。但是,产于这些亚文化的中小城市年轻人仍然保留了主流的价值观,而且当他们“长大后”,也不大可能跟得上与文化传播者更为激进的价值观。

文化传播者有较强的个体能动性,试图在中小城市建立个人发展的新模式。但是他们和其他中小城市年轻人一样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这样的城市发展背景下无法实现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7消费文化:身体自由与补偿消费

因为诸多的限制,中小城市年轻人在个人生活中可以选择的空间很小。目前来说,他们能享有最多个人选择空间的领域,就是消费。

对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而言,大型购物中心和超级大卖场所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娱乐,代表了无穷无尽的选择。这些地方能提供新的体验、新的潮流,从而带来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新形式。尽管消费能力不高,中小城市的年轻人仍然会时不时地参与消费相关的活动,更安全地放纵一下自我,通过消费来逃脱生活中的

身体的自由:构建个人风格

对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而言,为自己打造酷的外表,是既简单可行又回报较高的一种个人选择。

他们越来越着迷于时尚、健身、美发美容,愿意用消费来尝试构建自己的外形。

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存构建个人风格时对自己能作出的创造性选择非常自豪。因此,很多不同的价格低廉的产品比起数量有限的高端产品来得更实际,因为产品的多样性使更多的个人选择成为可能。

当被问起他们最重要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时,很多人都回答,最重要的是他们独特的穿衣风格。我们最常听到年轻人说:他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而且,在社会能接受的范围内拥有与众不同的外表,是一种竞争优势,有利于找工作和寻求同龄人的认同。而且外表的突出相对而言风险较低,不会与社会准则背道而驰。

但是,这些个人风格的千差万别没有更多深层的含义:年轻人的风格不构成亚文化、信仰热爱、或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个人风格建构不过是为了保持同龄人的认可。

身体的自由:拓展两性关系

与个人外表和形象的新风格密切相关的,是涉及两性关系的新想法和行为。

以前,中小城市年轻人寻找伴侣一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建立在稳定和家长认同的基础上的。现在,他们不再只跟未来潜在的结婚对象谈恋爱了,他们也跟反映他们的个人倾向和喜好的对象谈恋爱。

但是,结婚前的每一段恋爱关系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说,有些女孩告诉我们,如果找好丈夫,就必须有钱有前途,而好男朋友必须“帅气”“有趣”。

新的恋爱模式是构建在新的爱情消费仪式之上的。事实上们只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才有“约会”的权利,而低收入的年轻人没有能力承担约会中的消费仪式。

对中小城市的年轻人而言,送礼物是很重要的。比如女孩给男孩送衣服,男孩给女孩送“小可爱”。我们还注意到了街头地摊上专门为情侣设计的产品,比如情侣内衣盒情侣首饰。小吃也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男孩会给女孩买巧克力和糖果,以上行为在中学和大学学生中比较普遍。

消磨时间:购物作为一种爱好

中小城市年轻人有很多空闲时间,却无事可做。其中一个消磨时光的方式就是到消费场所看看有什么新货可以淘,这相当于在他们的空闲时间中注入发现和选择的成分。

跟同龄人组团逛街时很普遍的行为。年轻人常常一起逛街,即使只有一个人需要买东西,也不妨集体出动,一同出主意作决定。

无休止地重复浏览是另一种常见行为。年轻人知道哪些商店会提供最好的选择,而且会常常光顾这些店,甚至一个星期好几次,看看有没有新品上架。

中小城市年轻人喜欢多逛买小件,而不是把钱存起来做大宗购买。频繁购买些小东西可以常常感受到购买的愉悦,而且可以保留冲动性购买的自由。

基于这些原因,那些提供很多低价选择的零售店很受欢迎。这些零售店往往提供大量不同类型的小产品,让年轻人可以花很长时间挑选。

另外,与大城市年轻人相比,中小城市年轻人没有那样注重购物的轻松方便。过多的选择,对大城市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累赘,但却为中小城市年轻人提供了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

通过消费获得补偿:与潮流接轨

中小城市年轻人没有大城市年轻人的选择自由 而且他们也切实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会尽可能地按照他们认知的大城市消费形态来消费,以此来弥补这个鸿沟。

比如,那些从大城市回到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常常会试图保留学到的消费习惯,而且把这种习惯传播到同龄人中。

为了购物而旅行在相对富裕的年轻人中是种常见的行为:他们去大城市,不仅要血拼购物,还要去消费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比如去星巴克喝咖啡或去电影院看最新的大片。

在他们的城市一旦有新的品牌到来,年轻人就会蜂拥而至,就是为了“尝尝新”。但是,一旦有别的新事物,年轻人很容易喜靳厌旧。

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对于那些有更多附加增值和新奇花样,看起来显得时髦和高档的产品和服务同样感兴趣。比如,有些价格不菲的美发沙龙,会附加上网服务和全卧式洗发服务等。

青年亚文化消费:极少数人的尝试

随着那些跟青少年亚文化相关的新产品的引入,中小城市开始有青年亚文化部落的萌芽。在这些亚文化里,最重要的是街舞,之后是轮滑和滑板。

虽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投入到亚文化中的年轻人开始找到新的方式来结交朋友,找到不同的和引以为豪的个体性。在当地,相比其他绝大部分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显得不“普通”,他们身上的新兴价值观更明显,对自由和独立有更多的需求。相比大城市的青年亚文化,中小城市目前萌芽的青年亚文化,更多是消费的组成部分。这些亚文化依赖于相关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引入,同样也围绕出售这些产品的当地零售店展开。中小城市是否能有这部分青年亚文化的消费,依赖于文化传播者的出现。参与者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目前,街舞在中小城市是亚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在非参与者当中认同度相对较高的一种。

淘宝:从知道到拥有不再有鸿沟

线上购物网站淘宝,对中小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有了淘宝,中小城市年轻人也可以购买本地市场没有的产品,低收入或不是那么富有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尽管他们没钱去大城市购物。这意味着会形成一大批有着出众个人品味的年轻人。

第二,淘宝代表了中小城市年轻人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中相对独特的一面。年轻人用淘宝来学习新的潮流,并与沟宝卖家建立关系,主要是因为淘宝不仅让这些年轻人看到产品,还能让他们触摸并拥有他们心仪的东西。

8品牌营销启示:有限的个体性,有限的品牌含义

中小城市年轻人很热衷消费。但他们并不热衷品牌。这并不是说中小城市年轻人知道的品脾有限,或者不重视品牌。相反,他们熟知多种产品类别的多种品牌。

比如,百事、诺基亚和耐克,都是中小城市年轻人熟知的品牌。不过,这些品牌对年轻人的意义有限,他们能随口说出品牌的名字,只是因为产品的接触频率,产品性能,以及象征的社会地位。

品牌的营销沟通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通常局限在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而非建立更为强烈的品牌价值或忠诚度。

一些本土新兴品牌利用广告沟通增加了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广告沟通提高了中小城市年轻人对其产品性能和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理解。

不过一旦品牌在接触频率,产品性能,以及象征的社会地位三方面已经为中小城市年轻人所熟知(很多国际大品牌就处于这种状况),沟通的价值就非常有限了。在这三个方面之外,品牌对年轻人的意义非常少。

为什么?

日常拥有的缺失:沟通还是渠道?

品牌并不是只建立在营销沟通上,产品体验式品牌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中小城市,很多品牌的产品目前仍然没有出现在当地的零售店,随处可见的是山寨和仿冒产品,仿冒品牌产品并不能提供同样的产品体验。而山寨产品,更多是号称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同样的产品体验。

结果是,因为渠道和购买力原因造成的日常拥有的缺失,中小城市年轻人在认知品牌与产品体验之间的关联性方面相对较弱。他们并不必然认为,产品上的品牌标识,是产品体验好坏的一个可靠指标。

相反,他们在零售商(从哪儿买的)和产品体验之间,建立了更为强烈的关联性。

比如,中小城市年轻人相信,在大城市购买的产品比在当地购买的产品要好。他们认为质量最好的化妆品在大城市的大商场里出售,当地的零售店里相同的牌子,很可能是假冒的。比如,他们开始信任和频繁出入在那些提供更适合他们风格的产品的零售店。尽管通常这些商店出售的很多是国际大品牌的山寨版本,但消费者不太注意商标。他们更关心零售店本身提供的选择性。

品牌沟通并不总是能建立品牌与产品体验直接的联系。一个品牌不能只建立在沟通之上,还必须建立产品体验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好的零售体验们服务们还有销售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有更强的影响。

深度个体性的缺失:抽象还是实在

尽管品牌对中小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意义非凡,但是这种意义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很有限的。

品牌往往通过反映消费者的渴望而建立忠诚度。消费者使用跟自己想法相仿的品牌去构建和代表自己的个体性,建构他们的个体身份。

在大城市,建构和表达自己的个体性特征,已经深入到年轻人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更多基于同伴群体。当他们构建自己身份时,他们对于回答自己个体性特征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除了象征的社会地位,他们并不把品牌看成个体身份构建的要素,也不认为品牌代表了更高层次的价值。

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对身份构建兴趣不浓,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在未来的个人发展可能性方面有极大的限制。这些限制来源于他们生活环境的现状,这是品牌无法帮助他们突破的。

中小城市年轻人把个体性当成是他们的身份中很实在的而非抽象的方面。个体性,是他们看起来如何和他们做什么,这比他们怎么想和他们感知到什么要重要。如果品牌试图提供中小城市年轻人发展他们个体性的办法,品牌需要能代表这种浅层个体性的某些突对品牌来说,沟通应该更集中在那些实在的,而非抽象的信息。

相应的,不管是产品性能或者社会收益,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喜欢清晰的“因果性”信息。就社会收益而言,魅力、自信、同辈认可,都是吸引年轻人购买产品的关键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与身体仪式的觉醒有关,品牌沟通中浪漫关系和性感的叙事越来越受关注。

社群的消失:影响力营销还是传统媒体?

在大城市,品牌经常采用影响力营销策略。品牌致力于培养那些有影响力的消费者群体的忠诚度,重视这些影响力人群代表的社群需求,然后通过提升与影响力人群的关系可信度,去影响更为广泛的大众市场。

但是对中小城市年轻人来说,品牌可以去培养忠诚度的相关青年亚文化社群非常弱小。而且除了富有的年轻人和大城市年轻人会被认为是“酷”的以外,青年亚文化并不被认为是“酷”的。

对青年亚文化认可的缺失,不仅意味着缺乏本地的青年亚文化,更意味着中小城市年轻人缺少理解青年亚文化符号意义的框架和土壤。这使得品牌很难去指代一种文化意义,或者去拥有独特的影响力人群。在中小城市,唯一独特的年轻人群体,是相对富有的年轻人。但很难从青年文化的角度去获得品牌的位置。

这是有关影响力营销与大众市场营销的启示。对品牌来说,在中小城市,大众市场的营销,比专门针对独特社群和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力营销,要更有效。

年轻人身份的缺失:年轻人市场策略还是大众市场策略?

与大城市年轻人不同,中小城市年轻人不认为自己是重要而独特的一群人,有独特的需求。

他们跟随和模仿大城市的潮流,追随年长或者更妇幼的同辈。他们向往成为成年人而不是自主行动的年轻人。他们对基于“年轻”发展个体身份认同不太感兴趣,相反,他们梦想的是成为拥有权力和自由的成人世界或者富有年轻人的一部分。

对品牌来说,中小城市年轻人市场还没有构成一个需要针对性沟通策略的独特群体。专门针对中小城市年轻人群体的营销沟通,对年轻人并没有足够强烈的吸引力。

他们对针对他们梦想或者模仿的群体,比如年轻人群体或大城市年轻人群体的营销沟通,有强烈的兴趣。

9结论

完成这次研究后,我们曾有一点难过:我们没能找到中小城市年轻人在“向钱看”、“向地位看”的渴望表层之下隐秘的梦想国度。

然而,随着我们一步步的深入探究,我们发现中小城市年轻人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藏匿起来不与同辈和家人分享,而且还把未来可能性的限制内在化了。当他们面对着日常生活的种种现实,背负着远大个体梦想实在太累,更不足为外人道。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碰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未来却选择了活在当下。

在肇庆,我们碰到了直排轮溜冰爱好者,他们不断练习技巧并对此引以为荣,而且通过共同的兴趣和活动创造了新的朋友圈子。

在吉林,我们碰到了一个大学生街舞俱乐部,这里的年轻人利用空余时间感受全身心投入地动起来带来的刺激,还在大学才艺表演上向同龄人展示自己辛苦练就的本领。

而且大多数年轻人也都通过打麻将、下馆子聚餐、KTV等流行的消遣方式得到了愉悦;尽管他们的休闲选择有限,但这些有限的选择其实也不是太糟糕。

中小城市年轻人的生活真的比大城市黯淡吗?还是说,压力总是有的,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压力代替了另一种压力?

我们“一二线大城市”的思维认定,一个真正成熟的、完整的个人应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发展自身的个体性上,因为我们更欣赏与众不同的人。我们这样的预想,又会不会太过于自我中心了呢?

我们还碰到一个已经工作了的年轻人,尽管背负着沉重的社会限制依然无畏地努力争取上升空间。她笑着跟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大的,谁都别把自己想得太特别。很多人跟你一样,只不过你还没有遇见他们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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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只能祈祷的查韦斯,是如何挺过政变的?

“半夜时分,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那是卡斯特罗从古巴打来的。卡斯特罗理解他目前处境的危难,生怕他会像智利总统阿连德那样以自杀来对抗政变,卡斯特罗对他说,千万不能走阿连德的道路,阿连德当时是孤独一人,没有一个军人支持他,而你在军队当中还有很大力量。千万别放弃,千万别辞职!卡斯特罗还告诫他,千万别进行没有意义的军事抵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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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剪辑自: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332320034321136

观察者网

文/尹伊文 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在世界边缘的沉思》

委内瑞拉发现石油之后,1912年开发了第一口油井。

那时委内瑞拉是强人专制政治时代,总统是军阀。军阀总统把开采石油的特许权给了自己的亲信,那些亲信又把特许权卖给外国石油公司,石油开采操纵在外国公司手中,外国公司获得了高额利润,它们支付给委内瑞拉政府的特许权使用费都流入了特权阶层的腰包,广大平民得不到好处,委内瑞拉的贫困问题很严重。

1958年委内瑞拉推翻了专制独裁政府,此后开始了两党竞选的民主政治时代。1970年代的时候,两党中自由派的民主行动党对石油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其初衷是要用石油收入解决贫穷问题,使委内瑞拉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国有化之后,广大平民仍然分不到一杯羹。

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当地油井。据统计,委内瑞拉储油2970亿桶,是全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图/东方IC)

国有化成立了超大国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它的经理高管们享受着天价的工资和退休金,它的普通工人的待遇也很优厚,不过,这些肥缺职位可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能够得到的,需要特殊的“关系”。国有化的石油收入被内部人截流,外部的广大民众沾不上光。

1999年查韦斯当选总统之后,推行平民主义的政策,2001年颁布了49个平民主义的法令,其中有针对石油行业的。他要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再国有化”,他说这个超大国企已经变成“国中之国”,它的董事会只为经理们牟利,罔顾国家利益;它的收入大部分留给公司,小部分交给国家;它已经变成了独立王国。查韦斯要把它的控制权收回来,要改革它的收入分配模式,还撤换了它的高管。

查韦斯的49个法令深深触动了富人们的利益,几个和工商界、尤其是和石油工业关系密切的人物成为反对查韦斯的领军人物,他们和一些右翼军人勾结起来,酝酿出一个颠覆查韦斯的阴谋计划。这个计划以罢工为先导,再狡猾地引入政变。

2002年4月初石油公司宣布举行罢工,其它行业在委内瑞拉商会主席[1]的号召下也加入进来,一起举行全国总罢工。4月11日上午,这些反对派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他们原本申请的集会地点是在石油公司门前。但当石油公司门前集会的气氛变得火爆狂热之后,几个演讲人士就呼吁大家游行去总统府、逼迫查韦斯辞职。情绪已经沸腾的群众马上响应呼吁,浩浩荡荡地从石油公司出发,向总统府开去。

当时在总统府附近有亲查韦斯派的集会,如果这两派群众相遇,很可能发生暴力冲突。查韦斯深知内中的危险性,他手下的官员不断地给反对派领袖们打电话,说他们临时改变集会地点是不合法的,让他们阻止游行以防流血事件,但这些反对派领袖说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当然不会阻止游行,这是他们政变阴谋计划的第一步。

查韦斯自己搞过政变,他能嗅出这些活动中的政变味道,所以事先他也制定了一个反政变的计划。但是,他的反政变计划很不高明,当年他搞政变失败,这次他搞反政变也很低效。

在他的反政变计划中,他要调军队来保卫几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战略重地:总统府、国会、最高法院等等。但当他决定启动反政变计划行动的时候,先是联系不上负责执行计划的将领,后来又发现要调动的部队无法离开兵营,因为兵营门口出现了奇怪的交通堵塞事故。

查韦斯调动不到军队,在总统府里成了光杆司令,当时总统府附近只有数量很少的国民卫队,他们是支持查韦斯的;另外还有受加拉加斯市政府管辖的警察,但因为加拉加斯市长是反查韦斯派的,这些警察执行反对派的命令,查韦斯无法使用这些警力来阻止反对派游行的进军。

游行大军离总统府越来越近,他们和亲查韦斯派的群众进入了短兵相接的状态,双方开始互相掷石头、扔瓶子。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恐怖事件终于发生。

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一座立交桥上聚集了很多亲查韦斯的群众,桥下面的大马路通向总统府,正当反对派的游行队伍通过立交桥下面的马路向总统府进发的时候,忽然传来几声枪响,几个游行者头部中弹,脑浆四溢。此后几个小时,街上时时听到枪声,反查韦斯派和亲查韦斯派的人都有伤亡。

当枪击事件发生时,查韦斯在总统府里,他无法调动军队来阻止游行,只能用他极擅长的演说来呼吁克制、阻止冲突。他发表了广播演说,但是电视媒体不好好播放他的演说,却倾全力来渲染反对派的游行。委内瑞拉的私有电视媒体都是反查韦斯派拥有的,他们巴不得查韦斯快快下台。

在那天的反对派游行活动中,媒体起了无法估量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不断地播放反对派领袖的演说,呼吁大家上街参加游行。当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们又用剪接图像等手法,给观众造成视觉印象,似乎是亲查韦斯派的群众打死了反对派的游行者。同时又大量播放群情鼎沸的反查韦斯活动画面,好像查韦斯已是四面楚歌,反对派已经控制了大局,查韦斯非下台不可了。

面对媒体的反叛,查韦斯决定封杀电视,他下令切断这些电视频道的传送系统,接着又在国有的电视频道上讲话,让大家冷静,他说情况并不严重,他仍然控制着全局。

这是他在反政变中犯下的两大错误:一是封杀电视传送系统,二是夸说情况不严重。“封杀电视传送系统”并不能阻止电视传播,因为电视台可以使用卫星系统播出节目,而他却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封杀新闻自由”的独裁者帽子。“夸说情况不严重”使支持者降低警觉,又使反对者更可以把他描画成“说谎的人”。

查韦斯的演讲给了反对派更多的子弹来攻击他,在卫星传播的电视上,他是一个开枪镇压群众、封杀新闻自由、掩盖事实真相的冷血独裁者。这样的形象对查韦斯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很多原本支持他的人都开始批评他。反对派更是借着传媒大声疾呼,绝不能再容忍这样的独裁者,要把他赶下台。

反对派领袖中的两个将军发表电视讲话,号召武装部队采取行动,“这个政府现在已经是不合法的了,我们绝不能后退。”这两个将军中的一位曾做过石油公司的首脑[2],后来被查韦斯罢免。另一位和美国的关系甚深[3],常和驻加拉加斯的美国武官会面。

乌尔格普多·拉美达(Guaicaipuro Lameda)和海军少将卡洛斯·塔马约·莫利纳(Carlos Tamayo Molina)

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右翼军人政变的历史非常悠久,好几个民选的左翼政府就是这样被推翻的:

1954年在危地马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武装部队推翻了民选的左翼改革派的总统,当时格瓦拉正在那里,这个事件成为格瓦拉转向激进共产主义的一个契机。

1973年在智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右翼皮诺切将军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阿连德政府,在枪弹炮火的隆隆声中,阿连德在总统府发表了最后的告智利人民的演说,他拒绝流亡国外,选择饮弹自尽来抗议非法政变,他的支持者后来遭到残酷迫害,无数人“失踪”。

2013年,智利圣地亚哥,一名男子手持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照片,,纪念军事政变40周年。(图/东方IC)

在许多东欧人的记忆中,美国是民主的卫士,它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它支持布拉格之春,它支持匈牙利革命。但在许多拉丁美洲人的记忆中,美国则是扼杀民主的恶魔,在危地马拉、在智利……它一次又一次地参与了残暴推翻民主政府的行动。

查韦斯上台之后,美国对他的激进平民主义政策很不满意,尤其是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对他更是火冒三丈。查韦斯抨击美国轰炸阿富汗造成儿童死亡的事件之后,美国加紧了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活动,在加拉加斯、在华盛顿,反对派的领袖们频密地和美国官员接触。

虽然美国矢口否认介入政变,但诡异的是,就在政变发生前的一个月内,美国政府数次发出文件,报道委内瑞拉将要发生政变,说查韦斯当总统的日子屈指可数。美国为何能够如此“未卜先知”呢?这恐怕是和它深深卷入反对派的活动分不开的。

夜幕降临,查韦斯陷在总统府里,四周没有支持他的军队,敌视他的媒体又把他与外界隔绝,此时连国有电视台都被反对派的警察占领了,他已经失去最后一条媒体通道。他打了无数电话,寻求援助,但一无所成。他意识到危机正一发不可收拾地滑向更严峻的深渊,黑暗正向他步步逼来,他陷入极度焦虑之中。

半夜时分,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那是卡斯特罗从古巴打来的。卡斯特罗理解他目前处境的危难,生怕他会像智利总统阿连德那样以自杀来对抗政变,卡斯特罗对他说,千万不能走阿连德的道路,阿连德当时是孤独一人,没有一个军人支持他,而你在军队当中还有很大力量。千万别放弃,千万别辞职!卡斯特罗还告诫他,千万别进行没有意义的军事抵抗。

卡斯特罗与查韦斯(资料图)

卡斯特罗的电话在心理上、在精神上都对查韦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查韦斯在黑暗中清理了自己的思绪,决定和政变领袖谈判。

他指定了两位将军作使者,派他们去到政变领袖云集的陆军总部谈判。在陆军总部的军事要塞里,政变领袖对使者说,他们要求查韦斯辞职下台。当使者把要求辞职的信息传回来之后,查韦斯反复认真地进行了考虑,又把仍在总统府里的内阁部长们都召集起来进行讨论。最后,他决定辞职,不过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保证他政府的上层官员、他的家人和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第二,政变者们必须尊重宪法,要让他在国民议会前面辞职,同时根据宪法由副总统继位,然后再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第三,他要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第四,他的内阁成员、他的卫兵、他的家人和他自己,都要有离开委内瑞拉的安全通道。

政变领袖表示接受他的四个条件,催促他尽快辞职,给了他一封辞职声明信,让他在上面签字,还说若不快签字,他们就要轰炸总统府了。

查韦斯的国防部长[4]政治经验丰富老到,他让查韦斯不要签字,因为如果查韦斯签了字,整个政变行动就合法了;如果查韦斯不签字,这些人的行为就是非法的政变!查韦斯遵循此人的忠告,一直没有签字。

虽然他没有签字,但他“将要辞职”的话语却以他“已经辞职”的消息发布出去。人们都以为他已经辞职,政变领袖看到他大势已去,就推翻了对他提出的四个条件的承诺,而要把他押送到陆军总部军事要塞去。

卢卡斯·林孔(Lucas Rincon)将军发言,宣布查韦斯“已辞职”

听说查韦斯要被押去陆军总部,他的卫兵们很激动,不让他去,他们表示愿意在这里和叛军决一死战。查韦斯劝他们冷静,他记得卡斯特罗的告诫“别进行没有意义的军事抵抗”。查韦斯同意被押送,不过他强调,他是以囚徒的身份去那里,而不是以辞了职的总统身份,他是一个被政变囚禁的在职总统。

4月12日凌晨,查韦斯被押送到陆军总部军事要塞,关进了一间小卧室,他要求给他一个电视,卫兵竟然同意了。当他看了电视的早间新闻节目之后,他的神经立刻警觉起来。

新闻重复报道着两条重要消息,第一条是查韦斯制造了立交桥下的血腥屠杀;第二条是查韦斯已经辞职。正是根据这两条消息,政变领袖之一的商会会长已经宣布就职总统,既然查韦斯是杀人凶手而且已经辞职,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由政变领袖来充当总统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佩德罗·卡尔莫纳宣誓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查韦斯意识到,政变的合法性构建在这两条消息的真实性上,如果有人戳穿了这两条消息中埋藏的谎言,政变领袖们就没有了“合法”的立足之地。为了维系谎言,他们很可能要杀害查韦斯,因为查韦斯是戳穿谎言的第一证人。

查韦斯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危险中,而最佳的安全保障是尽快向世界公布真相,让世界知道他没有辞职,他正被非法监禁,他更没有下令枪击立交桥下面的游行者。查韦斯知道现在他无法和媒体联系,他必须通过其它途径把他的消息传播出去。他对卫兵说,他要给家里人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平安,卫兵竟然又同意了。

他给女儿打了电话,让她火速和卡斯特罗联系,请卡斯特罗为她安排一个电视访问,在访问中她要告诉全世界,查韦斯没有辞职,查韦斯正被非法监禁,查韦斯被禁止和外界联系。两个小时之后,卡斯特罗为他的女儿安排了电视电话访问,通过古巴的电视台,他的消息第一次被传播出去。

委内瑞拉的电视封锁了来自古巴的消息,为了让委内瑞拉的民众尽快知道真相,查韦斯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消息。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阿连德在军队中没有支持者,而查韦斯则在军队中有很大力量。这力量可以从下层士兵对查韦斯的态度上看到,看守查韦斯的一些卫兵对他很同情,军法部和他接触的人员对他也很友善,查韦斯的小纸条和“没有辞职”的口头信息就是通过这些同情者传出去的。

当查韦斯没有辞职的消息透露到外界之后,贫民窟中的那些另类的社区电台开始大力传播这个消息,收听这些电台的绝大多数是平民、是查韦斯的支持者,这消息像火苗,立刻点燃了他们焦虑得如干柴般的情绪,他们云集起来,酝酿着一场骚动。

加拉加斯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狭长城市,东端是富人区,西面有很多贫民窟,查韦斯的支持者们绝大多数住在西面。当西区酝酿着骚动的时候,东端富人区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加拉加斯(资料图/视觉中国)

富人们在电视机旁边豪饮庆祝“查韦斯下台”,反查韦斯派控制的电视台既不报道查韦斯的消息,也不报道西边亲查韦斯派正在进行的活动,只是连篇累牍地传送着“形势大好”的信息,所以这些反查韦斯派完全陶醉在胜利的酣梦里。

政变领袖们也陶醉在胜利的酣梦里,不过在酣梦的鼾声中还夹杂着一片争吵,因为政变的众多参与者对许多问题并没有共识,尤其是对如何分配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更是你争我吵。

就是在这样的欢庆和争吵的喧闹背景声中,刚登上总统宝座第一天的新总统发布了几道命令: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取消最高法院、罢免各州州长和各市市长,一年之内举行总统大举。呼应着他的宣布,不少人衷心地欢呼起来:“民主啦!民主啦!民主啦!”

这真是很绝妙的讽刺,新总统取缔的是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机构,怎么能被欢呼为“民主”呢?民主真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桂冠,谁都可以抢过来、给它套上随意的定义、戴在自己的头上。

新总统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的那些命令,像是给贫民窟中的干柴烈火浇上了一桶汽油。查韦斯的支持者们从贫民窟中爆发出来,他们冲到大街上,涌向总统府,聚集在观花宫外面,高呼口号,敲打金属。

当得知查韦斯并未宣布辞职,支持者们聚集到观花宫外(资料图/维基百科)

新总统的命令也使很多原本中立观望的人、甚至最初支持政变的人反感,一些军官发表了声明,表示不支持新政府。总统府的卫兵们更是采取了“反新政府”的直接行动,他们抓了二十几个正在内阁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但是政变的大头头们逃跑了,新总统逃到陆军总部军事要塞。

此时的查韦斯已不在陆军总部,他被转移出加拉加斯。亲查韦斯的民众听说他不知去向,情绪变得愈发激动,有人用白床单作成大标语,上面书写着:“查韦斯在哪里?让他讲话!”他们呼喊着口号把大标语悬挂在总统府附近的大门上,有人爬上电线杆,有人攀上大石柱,几千人高呼口号,群情激昂鼎沸。

“反新政府”的卫兵们占领了总统府,几个卫兵爬上了屋顶,挥舞拳头,打出胜利手势,呼应着在总统府周围聚集得愈来愈多的人群。陆军总部军事要塞外面也聚集了愈来愈多的亲查韦斯民众,口号声震天。在群情沸腾的混乱局面中,要塞里的一些军官作出了决定:逮捕政变领袖。

这次轮到新总统在辞职信上签字了,由于查韦斯不知去向,权力再次出现真空,按照宪法,应该由副总统就职。政变发生后,副总统生怕受到迫害藏匿起来,此时匆匆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赶到总统府宣誓就职。

查韦斯究竟在哪里呢?原来他先被转移到西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后来又被再次转移到加勒比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当总统府里发生戏剧性的走马灯变化的时候,他懵然不知。

他坐在海岛的星空下,仰望苍穹,坐在他身边的是劝他辞职签字的加拉加斯大主教。在寂静的深夜里,他曾握着大主教的手一起祈祷。……忽然,天空中响起轰隆隆的声音,三架直升飞机从天而降,从飞机里走出一大群人,他们是来接他回总统府的。

4月15日凌晨2点45分,查韦斯回到观花宫,重新成为总统。

查韦斯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前祈祷

从4月11日的反对派游行和立交桥血案,到4月15日凌晨查韦斯重返总统府,在短短的三、四天里,委内瑞拉换了三个总统!历史如此眩目地飞转。

现在,这段眩目的历史给加拉加斯带来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那座发生血案的立交桥吸引了不少游客。我们在加拉加斯的时候,导游就带我们去参观了那座立交桥,指给我们看游行队伍曾经走过的马路,还有路边几座和血案有重要关系的大厦。在立交桥上,他讲给我们听血案发生的来龙去脉。

当时的枪弹是从路边的高层大厦顶楼射下来的,射击非常准确,像是职业阻击手的枪法,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头部中弹,他们当中有反查韦斯派的,也有亲查韦斯派的。事发后不久在路边的一座酒店大厦里,抓了七个携带武器的人,但在接踵而至的政变混乱中,这些人都被释放了,不知所踪。

按照反查韦斯派媒体的讲法,是亲查韦斯派的群众从立交桥上用手枪射击,打死了马路上的游行者。但从中弹者的距离和位置来看,手枪射程难以达到,而且一般人的枪法也不可能如此高明。

查韦斯重新掌权之后对血案进行了调查,有证人说,是政变领袖策划了这个血案,他们要制造冲突和混乱,给发动政变找借口,所以他们让阻击手射杀几个反查韦斯派的人,也射杀几个亲查韦斯派的人,以便激起双方的怒气,使两派人大打出手,造成冲突混乱。不过,政变领袖矢口否认他们策划了这个血案。

注释:

[1]佩德罗·卡莫纳(Pedro Carmona,1941—),在反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中,曾任总统两天,后逃亡国外。

[2]乌尔格普多·拉美达(Guaicaipuro Lameda),曾担任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首脑一年零四个月,2002年2月被解职。

[3]卡洛斯·塔马约·莫利纳(Carlos Tamayo Molina),海军少将。

[4]何塞·维森特·兰赫尔(Jose Vicente Rangel,1929—),在查韦斯政府中曾任副总统,外交和国防等部长。

Created with OneNote.

The minimum of a team

五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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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imum of a team

Thursday, February 21, 2013

11:27 PM

Gediminas Bukauskas

@Jason Programming Follows industry evolution: first cars and airplanes were constructed by 1-2 persons. Do you think that Boeing 737 could be built by one very good master? I agree with Hal Levy: it is impossible to find a person who knows every aspect of .NET – object is too wide.

I wrote – times of standalone programming genius are over, you need team for building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OK, I shall repeat here, you will need:

1. Professional designer that knows GUI building principals, knows and loves working with graphical editors,

1. Front-end programmer for moving picture to HTML, XAML; he must know CSS3, HTML5, XAML, one of JavaScript environment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JavaScript libraries and nobody knows all of them,

1. Back-end programmer like me; this pers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pping your business ideas to database tables, creating business rules, transmitting data from client side to database and back.

1. Tests designer – this person must think day and night about making the system full, write scripts for doing that and launch the scripts on every new release of the application.

1. Project manager – person who knows object of automation, contacts with customer and maps customer’s dream into collection of diagrams (UML).

Don’t start programming at all once you could not collect this absolutely minimal set of employees your project will fail.

Created with OneNote.

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檄文难写


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2014年04月14日 任仲平

(一)繁花满树,逶迤而来的春光,并未驱散这个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战。

从纷纷扰扰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里米亚局势,再到牵动人心的马航航班失联,全球化正在将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动,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矛盾在产生,新的挑战在积聚。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思考:如何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今年年初,预测世界经济前景时,就有专家断言“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并认定“全世界都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的访欧之旅,再度为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相对于“习外交”耳目一新的丰富内涵,改革的旋律在“欧洲坐标”中反复闪现。一个新兴大国活力四溢的气度、豪情万丈的雄心,为忧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为什么不能用更进取的行为,改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的是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放弃陈规、丢掉积习、甚至牺牲自我,因此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也衡量担当。对于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而言,在慨然行进35年后,之所以选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正是希望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寻找一片更为开阔的水域,为风云变幻的世界版图,构筑一块更为坚实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所企望达到的“总目标”,从制度、改革、现代化三个维度,给出了撬动中国发展的“总支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样的跨越,不仅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改革擘画,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甚至是人类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气的征程。

从时间表倒数最紧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伴随着总目标的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总目标?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回望改革开放历程,赶上时代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现代化指向。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的辞典里,“现代化”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了出来。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治理的脚步需要跟上发展的节拍。获得这样的认识并不算难,难的是何谓“适应”、怎样“跟上”?

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演进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个世纪里,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面对长期执政下的挑战,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我们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新渠道。面对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利益分化,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夯实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而今,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目标,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必须向着现代化艰难转身,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制度自信与深化改革、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这几对重要的关系。

(五)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一方面,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制度是决定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不断推进制度的变革,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给社会生活以新方向,给现代化进程以新突破。

另一方面,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有严密的制度,还要有严格的执行;有严肃的纪律,还要有严格的遵守;有严谨的设计,还要有严格的落实。不能落细、落小、落实,制度只会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其作用终将荡然无存。

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比,我们的治理体系建设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度远未成熟和定型。而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下更大的力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我们才能补齐治理短板,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六)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弄清楚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命题,两者相互激荡,构成了实现总目标的方向和方式。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有机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后一句,规定了具体方式。对总目标的理解,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毋庸讳言,中国是在落后的境遇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样一种追赶者的身份,尤其容易让人低估蕴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认为制度现代化,就是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看齐。

然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理念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不管怎么改、改什么,都不能改变走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成功的制度体系,为什么还要改革?

纵观人类历史,制度的演进和形成从来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用了几十年时间;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体制的稳定用了将近90年时间;法国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消亡、第三共和国成立,用了80多年;日本也是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的体制。

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治理,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需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来完善。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

(七)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处理好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这对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关系,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印证文化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模式的统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制度完善、治理推进的过程,也是价值彰显、精神构建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

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是价值取向的体现。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制度的独立性也就失去了根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导航定向,需要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沿着这样的国家目标推进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通过这样的社会理想凝聚共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遵循这样的公民准则检视行为,才能为国家治理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八)“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踏上改革新征程的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然而世间万事,知易行难。行之所难,难就难在思想的统一,难就难在利益的掣肘,难就难在观念的束缚。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解决了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整体效果的问题,但如何让统领全局的改革目标,落实为全国一盘棋的改革行动,将大气磅礴的改革蓝图,转化成全方位治理中的改革实践,考验着我们的执政水平,锤炼着我们的治理能力。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坚持系统思维,防止片面理解。只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企改革;只讲“单独两孩”,不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只讲如何分好“蛋糕”,不讲如何做大“蛋糕”……这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认识,势必导致对改革目标的曲解。推进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只有兼顾局部与整体、原则性与灵活性,各领域改革才能协调配套、齐头并进。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敢于触动“奶酪”,突破利益藩篱。“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从反腐倡廉到简政放权,从化解过剩产能到清除市场壁垒,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必然议而难决、决而难行;固守局部利益的“一亩三分地”,必然相互掣肘,出现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敢于突破既得利益,才能让改革落地,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大胆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势。正所谓“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就是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改革越是深入,就越要做好承受改革压力和改革代价的思想准备,凡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九)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感,是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油然而生。

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刚刚结束的访欧之旅,一个细节意味深长: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中国贵宾的一幅古老地图,在无数国人心中激起波澜。

那幅绘于乾隆年间的中国地图,刻画的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然而,繁华盛景背后的旧制度却已是风烛残年、百孔千疮。在当时已经踏上现代化之路的欧洲人眼里,这个神权专制的帝国“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

旧制度的轨道上,生产力的新车轮注定行之不远,要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最根本的是在制度层面变革创新。这是中国人百余年来从落后与奋争中得来的经验,也是当代中国最突出的时代主题。

今天,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以30多年的奋斗走过别人上百年历程之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物质现代化成就之后,中国的改革正在开启一条制度现代化之路,并决意用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来推进完成。

“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巨人之声,音犹在耳,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中国充满活力的制度文明与治理转型,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挖坟鞭尸:当年Sun公司的白皮书《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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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坟鞭尸:当年Sun公司的白皮书《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

2011-11-09 01:07 老赵点滴

这是一桩当年的Sun公司与Java的旧事,还要追溯到C#还没出现,微软还在搞J++的时代。这篇著名的白皮书便是《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其中列出了Sun眼中的Delegate,或者说Bound Method Reference这一更广泛概念的多个缺点:

  • 它为语言带来了复杂度。但实际上,这里更多的是“编译器”或是语言“实现者”需要应付的复杂度。对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尽管C#或Scala比Java语言要复杂不少,但是用起来却更为省事,大大减少了代码编写和理解的复杂度。
  • 它让语言变得不够“面向对象”。在我看来这种为了“面向对象”而“面向对象”可谓本末倒置,“面向对象”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事实上Java近年来的发展,例如静态引入,MethodHandle,乃至社区不断诉求却一再延后的Lambda表达式,其实都在为了易用性而做出的妥协。
  • 它的表达能力不够。这点我始终不能理解,因为Bound Method Reference是运行时的概念,表达能力确是语言设计本身所影响的,一个运行时的概念为什么就没法用优美的语法形式表达出来?C# 2.0至3.0的飞跃,让它的表达能力早已远胜Java语言,而且这也与Delegate概念直接相关。
  • 它这不如适配器对象好用。Java语言的设计者们认为,用内部类/匿名类的语法来实现适配器对象虽然麻烦了一些,但也并没有带来什么问题。但是在使用者眼中,Java的语法噪音是出了名的多,直接影响Java语言的表达能力。如图,在C#中早就可以使用“文艺”的Scala方式来写程序,但如果想用相同的理念就只能变成十足的“二逼”了。

当然,白皮书还包含了更详细的讨论。最后,它信誓旦旦地写到:“Bound Method Reference并不是语言发展的正确道路”——至于现状如何就不多说了。我的感觉是:不谈Java语言设计者的水平如何,至少这篇白皮书的作者,在语言设计的能力或品味上几乎落后了Anders Hejlsberg十年。从我之前翻译过的一篇文章来看,Anders一直扮演着指引语言发展方向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C#在这十年的发展能比Java要健康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篇文章的信息量并不大。原本我是在写另一篇文章,这些文字只是顺便提起的话题,但是一说却又感觉刹不住车。为了避免偏离话题,于是就把它单独成篇了——您可且看且过,倒是下一篇文章会更有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