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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檄文难写


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 论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2014年04月14日 任仲平

(一)繁花满树,逶迤而来的春光,并未驱散这个世界接踵而至的挑战。

从纷纷扰扰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到跌宕起伏的克里米亚局势,再到牵动人心的马航航班失联,全球化正在将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向一片未知海域。新的秩序在萌动,新的力量在生长,新的矛盾在产生,新的挑战在积聚。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思考:如何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性?

今年年初,预测世界经济前景时,就有专家断言“最大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并认定“全世界都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举措”。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的访欧之旅,再度为国际社会广泛瞩目,相对于“习外交”耳目一新的丰富内涵,改革的旋律在“欧洲坐标”中反复闪现。一个新兴大国活力四溢的气度、豪情万丈的雄心,为忧心忡忡的世界注入信心:为什么不能用更进取的行为,改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毫无疑问,世界上最难的是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放弃陈规、丢掉积习、甚至牺牲自我,因此它考验勇气、磨砺信念,也衡量担当。对于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而言,在慨然行进35年后,之所以选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正是希望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寻找一片更为开阔的水域,为风云变幻的世界版图,构筑一块更为坚实的地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所企望达到的“总目标”,从制度、改革、现代化三个维度,给出了撬动中国发展的“总支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提升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熔铸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样的跨越,不仅是一个充满战略意义的改革擘画,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甚至是人类制度文明一段富有勇气的征程。

从时间表倒数最紧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伴随着总目标的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迅速拉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总目标?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我们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回望改革开放历程,赶上时代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现代化指向。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的辞典里,“现代化”与“改革”始终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只要把这些现代化拼接起来,一个现代化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可是,靠什么推进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一旦落到实践层面,很多问题就冒了出来。单枪匹马的改革“新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化解众多积重难返的矛盾;那些灵机一动的“点子”即使能救活一个产品一家工厂,也终不可与成熟的创新机制同日而语;而离开了严密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一放就灵”“一包就灵”的神话,很快就会褪色失灵。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代化才能平稳持续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渐进式的路径选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方式,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更多是由严峻的形势所倒逼,其核心任务是克服那些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层面上全方位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如果说,过去我们对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要求时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执行环节重视不够,或是忽视了对制度科学性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共同完善,已是势在必行。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现代化作为继“四个现代化”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追赶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须成为创新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视角。从改革的进程中去观照,用广阔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衡量,我们才能洞悉其深刻内涵、把握其重要意义。

纵观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巴黎公社的街堡,还是共产国际的战歌,都未能让马克思、恩格斯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从拉兹里夫湖畔奋笔疾书《国家与革命》,到打响攻占冬宫的第一枪,列宁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却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长逝了。有英勇抗击纳粹的壮举,有党内大清洗的悲剧,也有腐败愈演愈烈的积弊,苏联在其70多年治理历程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由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终难以逆转国亡政息的命运,留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笔。

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看,实现这样的总目标更具复杂性和紧迫性。自汉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个时代的顶峰。然而自商鞅废井田、立郡县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当欧美国家争相改制图强之时,中国却如同一头沉睡的雄狮,固守于宗法祖制,与治理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头辛亥革命的枪声,击碎了绵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种种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案都在现实中败下阵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并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路径。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前半程;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标注现代化的新高度,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四)“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治理的脚步需要跟上发展的节拍。获得这样的认识并不算难,难的是何谓“适应”、怎样“跟上”?

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制度演进史、治理完善史。短短1/3个世纪里,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面对长期执政下的挑战,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权利意识,我们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新渠道。面对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利益分化,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夯实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而今,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发展目标,也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意味着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必须向着现代化艰难转身,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制度自信与深化改革、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这几对重要的关系。

(五)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一方面,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制度是决定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不断推进制度的变革,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给社会生活以新方向,给现代化进程以新突破。

另一方面,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却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有严密的制度,还要有严格的执行;有严肃的纪律,还要有严格的遵守;有严谨的设计,还要有严格的落实。不能落细、落小、落实,制度只会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其作用终将荡然无存。

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比,我们的治理体系建设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度远未成熟和定型。而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下更大的力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我们才能补齐治理短板,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六)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弄清楚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命题,两者相互激荡,构成了实现总目标的方向和方式。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有机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后一句,规定了具体方式。对总目标的理解,不能顾此失彼、断章取义,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全面的。

毋庸讳言,中国是在落后的境遇中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样一种追赶者的身份,尤其容易让人低估蕴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认为制度现代化,就是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看齐。

然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理念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不管怎么改、改什么,都不能改变走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成功的制度体系,为什么还要改革?

纵观人类历史,制度的演进和形成从来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用了几十年时间;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体制的稳定用了将近90年时间;法国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消亡、第三共和国成立,用了80多年;日本也是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的体制。

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治理,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需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来完善。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自信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

(七)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须处理好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这对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关系,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印证文化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模式的统一。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制度完善、治理推进的过程,也是价值彰显、精神构建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

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是价值取向的体现。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制度的独立性也就失去了根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导航定向,需要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沿着这样的国家目标推进改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通过这样的社会理想凝聚共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遵循这样的公民准则检视行为,才能为国家治理树立正确的价值引领、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八)“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踏上改革新征程的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然而世间万事,知易行难。行之所难,难就难在思想的统一,难就难在利益的掣肘,难就难在观念的束缚。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解决了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整体效果的问题,但如何让统领全局的改革目标,落实为全国一盘棋的改革行动,将大气磅礴的改革蓝图,转化成全方位治理中的改革实践,考验着我们的执政水平,锤炼着我们的治理能力。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坚持系统思维,防止片面理解。只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企改革;只讲“单独两孩”,不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只讲如何分好“蛋糕”,不讲如何做大“蛋糕”……这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认识,势必导致对改革目标的曲解。推进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只有兼顾局部与整体、原则性与灵活性,各领域改革才能协调配套、齐头并进。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敢于触动“奶酪”,突破利益藩篱。“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从反腐倡廉到简政放权,从化解过剩产能到清除市场壁垒,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必然议而难决、决而难行;固守局部利益的“一亩三分地”,必然相互掣肘,出现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敢于突破既得利益,才能让改革落地,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就要大胆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势。正所谓“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果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就是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改革越是深入,就越要做好承受改革压力和改革代价的思想准备,凡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九)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感,是在与历史的对照中油然而生。

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刚刚结束的访欧之旅,一个细节意味深长: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中国贵宾的一幅古老地图,在无数国人心中激起波澜。

那幅绘于乾隆年间的中国地图,刻画的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然而,繁华盛景背后的旧制度却已是风烛残年、百孔千疮。在当时已经踏上现代化之路的欧洲人眼里,这个神权专制的帝国“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

旧制度的轨道上,生产力的新车轮注定行之不远,要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最根本的是在制度层面变革创新。这是中国人百余年来从落后与奋争中得来的经验,也是当代中国最突出的时代主题。

今天,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以30多年的奋斗走过别人上百年历程之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物质现代化成就之后,中国的改革正在开启一条制度现代化之路,并决意用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来推进完成。

“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巨人之声,音犹在耳,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中国充满活力的制度文明与治理转型,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

挖坟鞭尸:当年Sun公司的白皮书《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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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坟鞭尸:当年Sun公司的白皮书《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

2011-11-09 01:07 老赵点滴

这是一桩当年的Sun公司与Java的旧事,还要追溯到C#还没出现,微软还在搞J++的时代。这篇著名的白皮书便是《About Microsoft “Delegates”》,其中列出了Sun眼中的Delegate,或者说Bound Method Reference这一更广泛概念的多个缺点:

  • 它为语言带来了复杂度。但实际上,这里更多的是“编译器”或是语言“实现者”需要应付的复杂度。对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尽管C#或Scala比Java语言要复杂不少,但是用起来却更为省事,大大减少了代码编写和理解的复杂度。
  • 它让语言变得不够“面向对象”。在我看来这种为了“面向对象”而“面向对象”可谓本末倒置,“面向对象”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事实上Java近年来的发展,例如静态引入,MethodHandle,乃至社区不断诉求却一再延后的Lambda表达式,其实都在为了易用性而做出的妥协。
  • 它的表达能力不够。这点我始终不能理解,因为Bound Method Reference是运行时的概念,表达能力确是语言设计本身所影响的,一个运行时的概念为什么就没法用优美的语法形式表达出来?C# 2.0至3.0的飞跃,让它的表达能力早已远胜Java语言,而且这也与Delegate概念直接相关。
  • 它这不如适配器对象好用。Java语言的设计者们认为,用内部类/匿名类的语法来实现适配器对象虽然麻烦了一些,但也并没有带来什么问题。但是在使用者眼中,Java的语法噪音是出了名的多,直接影响Java语言的表达能力。如图,在C#中早就可以使用“文艺”的Scala方式来写程序,但如果想用相同的理念就只能变成十足的“二逼”了。

当然,白皮书还包含了更详细的讨论。最后,它信誓旦旦地写到:“Bound Method Reference并不是语言发展的正确道路”——至于现状如何就不多说了。我的感觉是:不谈Java语言设计者的水平如何,至少这篇白皮书的作者,在语言设计的能力或品味上几乎落后了Anders Hejlsberg十年。从我之前翻译过的一篇文章来看,Anders一直扮演着指引语言发展方向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C#在这十年的发展能比Java要健康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篇文章的信息量并不大。原本我是在写另一篇文章,这些文字只是顺便提起的话题,但是一说却又感觉刹不住车。为了避免偏离话题,于是就把它单独成篇了——您可且看且过,倒是下一篇文章会更有趣一些。

跟近平摔过跤、下过地、通过宵的20个人

有趣的故事


跟近平摔过跤、下过地、通过宵的20个人

2017-02-04 政事儿

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土高原,度过了7载青春岁月。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自去年11月起,刊发系列报道《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截至目前已刊发15期。

系列报道以对谈访谈的形式,采访了7名梁家河村民、7名赵家河村民、4名跟习近平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当年曾采访过习近平的中国作协会员谷溪。19名受访者讲述了跟知青习近平相处的故事,还回顾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交往的场景。

这19名受访者与作家路遥,在黄土高原上陪伴习近平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黑子”: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摔跤

梁家河村人王宪平(小名“黑子”)是当年的返乡知青,比习近平大三岁,有一次和习近平摔跤,一下就把习近平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2009年11月1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延安考察,把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请到了延安,王宪平是其中之一。

王宪平回忆, 习近平提到了当年的摔跤经历,“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王宪平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习近平哈哈大笑:“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娃”:“他当年搞这些副业,很容易被扣帽子”

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小名“随娃”)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现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石春阳回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做了很多事情,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等,“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石春阳说,“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

上述习近平于2009年,跟几名梁家河村民在延安的会面,石春阳也参加了。他准备了稿子,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就被习近平打断:“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石春阳说,“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梁玉明:为通电、办学,找过近平帮忙

习近平插队时,梁玉明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是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梁玉明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他曾两次找习近平帮忙。

一次是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时,“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

梁玉明以为事情办不成了,“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第二次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时,“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

梁玉明说,他到福建去的那一次,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他问习近平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7位赵家河村民:他开会讲得可有意思了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了8个月。7位受访村民高小梅、武刚文、聂瑞兰、赵福有、赵秀全、赵勋功、赵胜利,讲述了跟习近平打交道的几件小事。

习近平来到赵家河的第一顿饭,是在聂瑞兰家吃的。吃完,习近平掏出粮票和钱,聂瑞兰不肯要,因为给知青做“派饭”,也能挣工分。习近平离开后她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

武刚文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因为不让开荒,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再也不肯当生产队长。习近平来到赵家河后,很快就找到他,让他出山。

武刚文说,尽管他脾气倔,习近平却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

赵勋功、赵胜利等村民回忆,当年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大家都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可习近平到赵家河后,一听说他要开会,大家都赶紧过去。“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特别实在。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

他们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给他们讲过“水门事件”,还讲过电影《三笑》,“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戴明:近平那天和我们一起唱《山楂树》

戴明曾是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戴明回忆,当年生活条件艰苦,洗澡也比较困难,因为不怎么会挑水,曾经穿着游泳裤,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洗澡,“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有一次,他们还曾帮助邻村一个不会唱歌的男知青队,跟女知青队“对唱”。“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还有一件事令戴明印象深刻。

当年,他们6名知青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饿。不过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他们知青,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可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

王燕生: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太艰难了

王燕生当年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也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他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王燕生称,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

“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1969年至1971年一两年间,同来的知青相继离开,可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

曹谷溪:奖励一辆摩托车,只有近平不高兴

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曹谷溪回忆,刚插队时,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习近平的工作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一次他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 ’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曹谷溪说,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旧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记得,当年,北京曾给延川县一辆1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托车。县上决定把摩托车奖给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路遥:他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

2015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

曹谷溪讲述了当年习近平与路遥交往的故事。

当年,路遥是“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曹谷溪一起写通讯,办《山花》。《山花》当时有一个骨干作者——陶海粟,原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儿落脚。

曹谷溪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因此,只要习近平一来,他总是主动去找他交谈,有时竟彻夜长谈。两人交谈的范围很广,谈农村,谈城市,谈社会,谈时政……他俩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路遥惊叹:他年龄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

其他小伙伴

其他小伙伴还有梁家河村民武晖、张卫庞、刘金莲、吕侯生,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赵华安、张春富。

武晖至今记得,习近平跟他聊过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这次谈话后,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习近平都没有报名。

赵华安回忆,在窑洞里,习近平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了,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

2016之后:美式全球化消逝后的世界

全球化不会终结,终结的永远只是坐庄的那个人。


2016之后:美式全球化消逝后的世界

2016-11-06 简练

2016年11月8日的美国大选,将会被历史铭记为90年代兴起的美式全球化时代的终结标志。什么是美式全球化时代?是指从90年代初冷战结束起,以美国的克林顿-戈尔政权上台为起始,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导向,由美国主导的为期20多年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世界领导,倡导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益被视为异端学说,同时伴生有大量貌似美好的政治理念和行动,比如多元文化、欧洲统一、环保运动等,这个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全球化精英”,他们说类似的语言,用类似的方式思考,赞同类似的主张,在2016年选举中大多支持希拉里。这个时代在十年前,也就是2005-2007年达到它的巅峰,之后,经历了八九年的摇摆、挣扎,它终结的征兆终于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表现无遗。

三天后,美国大选的结果就有可能揭晓(但不排除纠纷的可能)。无论特朗普是不是新任总统,一个时代已经划上句号——本号坚定的认为特朗普有极大可能当选美国总统。那么,2016之后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将取代美式全球化?

强人时代重新降临

在美式全球化期间,世界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倡导由非强人型的精英领导,代表是“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美国民主党和欧洲改革后的左派政党(社民党、工党及绿党)。2001-2008年执政的小布什及其新保守智囊并没有改变这个特点。这个集团和主张自由放任的华尔街集团联系在一起,为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政策制定了整套框架。

由于美式全球化巅峰阶段中国经济的崛起,这套体系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为了排斥中国,这批精英试图炮制把中国开除在外的新体系,这就是拿TPP和TTIP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的由来。但这一图谋被西方体系和发展中国家体系内部的急速变化击破。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涌现出一批强势领导人,本质比较淳朴,在国际政治上主张现实主义——也就是不主张和中国对抗,甚至主动和中国合作。由于他们的能力比较强,在恰当的政策组合下可能造成一批国家“中兴”的局面。这批政治人物无一例外被全球化精英群体斥为“民粹主义”、“反民主”分子,但实际上这些人能力比较强,视野深远。它们包括:

美国的特朗普、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印尼总统佐科,印尼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朴槿惠(她最近麻烦挺多);匈牙利总统/前总理欧尔班、土耳其总统/前总理埃尔多安、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俄罗斯总统/前总理普京也是类似的人,不过他的长项主要是政治、外交,经济上能力一般。

当然,我们的领导人和上面的这批政治家气质是相通的。

过去20多年美国的全球化的前提是美国一家独大,所以美国的主张成为世界的唯一标准。自由贸易、民主化、环保主义、欧洲统一、“世界大同”等美国及欧盟赞同的理念(这些理念内部起始本不相连,乃至有的还互相冲突)就成为政治经济的标准答案。既然这种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会变。其实这种美国一极化,理念只有一种方向的局面只是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形成于二战以后(二战后有40年冷战,但显然苏联一极不如美国一极有吸引力)。现在要回到二战以前的情况,美国在新强人(特朗普)的主张下主动退缩,世界各地强人纷起,有点19世纪后期的味道。当时,英、德、俄、法、奥匈、意六大国主持了欧洲(那时的世界重心)的均势和平。也就“5-6极”。由于现代经济的规模效应,2016年以后的世界不太可能有5-6极,但3极(美中俄)的结构是必然的,三极中间有各种中型国家,找三极中的某家投靠或合作。目前美国势必收缩,中国有实力但没有国际政治经验,俄罗斯没经济能力但国际经验老到,所以很多国家试图靠向中国,但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也需要识别其中谁是揩油的谁是真正的潜力股。

华尔街的鼎盛时代终结

美式全球化时期,居于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国两个群体:华尔街和硅谷。金融和互联网是过去20多年利益最集中的区域。但也正是这种勾结,最后造成了人类技术的“大停滞”。因为它们滥用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从赚钱(利润)竞赛变成了“造”钱比赛(市值)。

华尔街的再兴盛起源于80年代——KKR等财务投资公司(PE)崛起,不过很难说这是当时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本意。华尔街爆炸式发展启动于90年代:克林顿时代的牛市和互联网泡沫给投行业务及新兴的对冲基金大量的机会。21世纪初泡沫破灭后,经过短暂的调整,2003-2007年成为华尔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全球经济看起来很好,全球化进展神速,每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都大幅超越经济增长率。很多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高盛、雷曼)和综合性集团(花旗、JP摩根、德银)都变成交易为导向的金融机构,从交易中“赚钱”或干脆说是“造钱”。这个黄金时代,美国隐藏的货币总量实际上是激增的,只是它们使用了隐蔽的手法——主要通过抵押品回购的方式创造了大量的纯粹用于“金融自循环”的“流动性”,实际上就是一种准货币,只不过不统计在M2里面,蒙蔽了一批对美国有仰慕之心的中国经济学家。

2009年之后,华尔街的鼎盛时期逐渐消褪。多德富兰克法案是有真正威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进行自营交易,这把21世纪华尔街巅峰时期的主动力给抽掉了。这样华尔街就只能回到“传统业务”中去,比如IPO承销、财务顾问等。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2011年以后,一副瑞士银行的交易大厅今昔对比(2007vs2015)很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种下滑会伴随一些新的较小机构的崛起,比如2010年兴起的贝莱德,2010年以后逐渐兴起的高频交易基金、2012年以后兴起的线上经纪公司等,但这些机构相对于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远没有90年代末-2007年的华尔街那么大。

同理中国也会发生调整。中国的金融“黄金时代”比美国晚,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集中在2011-2015年。因为中国需要时间成长出可供金融行业挖掘的实体经济材料。这在2008年以后大体成形。2009-2010年的四万亿是后来几年“黄金时代”的引子。中国的金融黄金时期其实是“高利贷时代”,比美国的情况要简单一些。主要以房地产和部分过剩产能、政府融资平台为基础盘剥利息,同时以高速增长的信贷(货币)规模支撑本金的滚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对比鲜明。这个轮子到2016年就逐渐滚不下去了。未来中国总体走向低息社会,中国真正的麻烦在于:这些银行接下来能做什么业务?现在消费贷、校园贷都在短期内做的比美国还出格。看起来,撇脂瘦身不可避免。

硅谷“印钞机”时代终结

过去30多年,欧美在大量物质技术领域出现了大停滞,只有在通信-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大普及。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通信技术繁荣,实际可以认为是已经储备很长时间的通信技术的集中释放,是红利和既有动力惯性的结果。但是到21世纪之后,这个物质技术动力逐渐消失了。信息技术的红利被集中到互联网行业,这实际上成为大停滞时代的主要表现。互联网行业相比早先的通信、信息(软件)行业,技术成分减少、媒体成分急速增加。最后变成媒体人主导。媒体人在原本的工业社会里只是辅助角色,而且因为迎合大众的行业基因,有喜夸大、吹牛的本性。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奥妙在把媒体群体和华尔街造富机器(主要是证券化)绑定在一起。这样公司估值(valuation)就成了公司定价(pricing)。于是背后的风险投资就成了这样一种纸面财富游戏:一群人定期给某互联网公司添点钱,报个价,后一次和前一次的报价之差就成了“创造的财富”。这套游戏从美国硅谷发端,在90年代末玩过3年,2001-2007年全球化鼎盛时期还不那么繁荣,但到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2年以后,成了支撑美国繁荣的主力,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泡沫。当然这种财富模式是要有货币水龙头来源的——这就是伯南克QE支撑的2009-2015长牛。这套游戏有很鲜明的特点:

媒体是其中的主要要素,甚至很大比重的创业明星是媒体人出身(而他们参与的领域很可能并非媒体领域,而是像互联网医疗这样的专业领域),在中国更为明显;

它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等人口大国;

移动互联网成了超级印钞机,在很短的时间里几十亿几百亿的创造“纸面财富”;

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是不盈利的,实际经营亏损,甚至收入都很有限,但在价值评估上被说成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决定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的不是盈利,而是“想象”,尤其决定于风投小圈子及配合放风的科技-财经媒体圈是否看到该公司的“样板服务”(在硅谷或北京国贸推出样品是很重要的,保证你被有话语权的人看到!),这再次说明了互联网财富圈是被媒体操纵的;

它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上面纸面财富游戏极大有利于成功初创者,但初创者只有极小部分成功;

它的冲力在5-6年内被耗尽(实际全民热潮是3年左右),因为它的门槛总体不高。

在牛市5-6年后,这个“印钞机”会导致一系列麻烦:

当物质基础被耗尽时,如何进行下一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成为大问题。靠谷歌、FB来做行不行?它们能不能做气球、太阳能飞机基站?

它让人们的雄心变小了,60年代人们走向太空,现在(西方)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走向太空”。同时年轻人变得浮躁了。

它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是通过努力经营赚钱,而是通过自己说“我值多少钱”来“变出”那么多钱(先是虚钱,有待西方央行造钱填实)。

大量不行但装作很行的人被媒体吹捧成英雄(比如已经破灭的女版乔布斯)。历史上的强人往往是有硬功夫(从技术起家,或者能发掘组织人才),结合管理才能、统帅才能历经辛苦崛起,不行当装作很行的人主要靠媒体包装起家,他可能有吓唬、绑架技术人员的能力,但他的人生往往是两面派。

关于这方面的奥妙,可以参考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

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可能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

金融和互联网是美式全球化发展到巅峰阶段的两个最大的造富领域和利益集团。但是简单的终结、取反不会是未来的走向。因为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那么回到割裂状态的封闭强人国家不会有什么空间。比如现在的匈牙利,把立国之本建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结果就可能成为眼界日益狭隘的中欧小国(如果中国不介入的话,若中国大举进入,则可能成为新中欧间的商道节点)。

美式全球化结束之后,可能意味着新的一种全球互联开始出现,这种互联在政治层面可能会弱一些(政治上裂为三极),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出现。

所谓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执行实体不再是各国政府(90年代全球化的主要国际组织是WTO,由各国政府参加),而是各个大型企业和关键企业。自从中国崛起后,本在90年代建立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如WTO组织就遭遇了政治上分裂的挑战,美中之间政府层面经济合作的意愿减弱,冲突加强。此时有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企业为主角的新版全球化。比如马云,比如有家叫亿赞普的公司,它们是这一概念的先锋队伍。这批企业家内部也可能有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批人想的事情是不是和中国政府倾向的“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相一致。众所周知,2013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2015年中国又接过G20的大旗,但G20在“去美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形式多于实质。现在中国还没有能力提出有吸引力的话题把G20中较多成员吸引过来,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没有经验,不老到。尤其是2015年811汇改后,中国的外汇形势显得被动,人民币在贸易方面的国际化有所放慢。企业推动的,以中国为领导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出现的,但很可能要在当前的动荡局面尘埃落定后,在几次样板案例的推动下实现,比如,人民币和当地国货币的直接贸易兑换、支付、结算等,需要在危机后的贸易复苏中逐渐实现(不排除也存在“危机倒逼创新措施”的可能)。另外,当前已经浮现的中国大量互联网人群涌入海外各个地区,以及新一轮中国工程团体在各省商务厅带领下到世界各国找饭吃,会形成大量新的商业需求,为上述“中国企业带动的全球化”的实现提供商业环境。

有硬实力的新技术群体将崛起

如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表现在:

扶持华尔街和硅谷的政策将转向。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特点是纽约、东北一小部分地区和加州繁荣,受到政府的赞美和支持;而中部的传统工业州、能源州受到压制(小布什时期搞玉米乙醇的特殊时期除外)。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觉得硅谷的创新不像是创新,他更青睐于两洋之间的传统工业家的创造。因此,过去三十年压制美国工业发展的很多限制会被移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环保主义方面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主要是在气候问题的真实性方面,不幸的是中国赶了个晚集,把美国即将扔掉的旗子接到手中)。

页岩气可能会爆炸式发展。

页岩气是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美国官方支持,仍然自己站起来的科技行业,这个行业是美国传统开拓精神的最好代表。2014年以来,两年的国际石油低迷都没能把页岩气(页岩油)行业给打垮,这个行业正在完成急速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化。页岩油气产业的存活将给国际油气行业带来根本性变革,新兴公司、技术公司将取代传统油气公司成为国际油气能源的主角。

中国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领域的应用。

除了众所周知的高铁之外,最近两个新闻值得重视,分别是比亚迪的“新能源”云轨和中国中车的“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这两家企业,一民营一央企,赶上了好时候,会在总装产品层面的技术选择上发生竞争。他们的竞争会成为中国健康产业竞争式升级模式的样板。

通信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经过2011-2016年这一轮移动互联网的洗礼,通信行业的基础设施及产业生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取得先手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已经变成数据传输企业。当前这个行业有几个变动:设备技术企业和运营企业之间界限开始模糊,华为基本法可能会松动,华为参与网络的运营,而运营商可能向内容拓展变成综合性企业;以华为为龙头的对图像等大数据的传输、分析的战役正在打响,这是信息技术里面的真正“硬骨头”,真正的大数据业务。云计算在喊了七八年之后,正在全面铺开。新的大规模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展开,而它的投资、运营主体将不再限于中国联通、电信等运营商。

半导体、显示科技等行业成为泛在信息网络的重要推动者

上面通信行业的深刻变革,对应的正是从2010年以前的语音传输为主体的业务,向2010年以后以丰富形态多媒体信息传输为主体的业务演变。中国移动、电信等走在前面的运营商,在业务总量缓慢上升的同时,内部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通信指向充斥大规模数据、非标准格式的信息,而它的输入输出端正是形形色色的感应芯片(半导体)和无所不在的显示终端。

在中国2014年启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以后,本死水一潭的国际半导体产业也掀起了一圈圈波澜。2015年起世界半导体产业进入大规模换股并购时代。半导体产业普遍认为汽车电子和物联网(IoT)将成为新一次十几年一见的行业革新的需求来源。在中国,一方面,国家基金支持下的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的骨干开始出现,如武汉存储等,另一方面,在显示领域,京东方在五年内从三星显示公司(SDI)产值的7%成长为76%,而且大胆畅想“泛在显示”的时代,成为拉动中国适应新大数据时期的科技巨人。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市场和行动能力,这一物联时代很可能率先由中国拉动。

回到供给侧,摈弃陈旧意识形态

当前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最忌基于意识形态形态划分的“非左即右”的选择。

左、右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贯穿中国经济思想界、政策界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这种思维往往把本来没有必然关联的东西绑在一起。比如说,这种陈旧的见解把经济上的“右”等同于“市场为主”,就是政策放松,就是“金融深化”、自由贸易、资本账户放开、外汇自由买卖、人民币国际化,拥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主推民营经济(媒体主推的民营企业家以房地产+互联网为主),最近几年又绑上了“消费主导经济”、“第三产业主导经济”、“支持互联网经济”等新成份。那么所谓“左”呢,就一下子全取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成了“左”,金融监管、资本账户谨慎放开、外汇管制成了左,最近几年又把“投资推动”和左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把这种意识形态延展到更远的领域。

这种非黑即白的立场先行的方法早已过时。比如说投资推动,要看什么样的投资推动。如果以投资推动为名,降低利息,反而进一步创造热钱进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领域火上浇油,那这恰恰和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依靠信贷滚动生存的那批人的利益相一致。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思维,在国外也有根源。但这种思维无法适应2016年以后的世界。其中最尖锐的矛盾凸显在特朗普身上,这实际上关系到对美国过去发展历程和未来道路选择的解读:

众所周知,特朗普坚决反对克林顿夫妇,认为他们卖国,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是是克林顿-戈尔集团政策的结果。同时,他视里根和更久远的林肯为精神导师。可是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体系中,里根-撒切尔集团和克林顿-戈尔集团属于同一个时期,即西方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时代被认为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推进全球化,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一统天下,所向披靡,产业上去除管制,金融为王。如果里根-撒切尔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是前后辈延承关系,那特朗普显然就神经错乱了。

然而特朗普并不是神经错乱,他恰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今天世界的问题根源来自克林顿-戈尔-布莱尔,而不是里根-撒切尔。产业上解除管制(今天特朗普也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金融产业上放任自由,恰恰相反,产业上以解除细节管制鼓励供给侧创造,恰恰和金融上加强监管限制泛滥的投机信贷创造可以并存,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搭配措施。这一点,本号会专文解释。所以,今天终结的美式全球化,并不是从撒切尔-里根时代开始的,而是从克林顿-戈尔时代开始的。

回到历史,里根、撒切尔在80年代初面临着高通胀、社会懈怠、经济停滞等问题,他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激励供给侧的思路是对的,保罗沃尔克用高利率的方法遏制住通货膨胀也是对的。撒切尔在80年代有明确的产业振兴计划,而那时欧美也出现了李艾柯卡这样把濒临破产的公司挽救回来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振兴供给侧的成就确实不明显,这有历史原因,但很难说他们要直接为后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负责。真正的过度金融化和空心化源自克林顿时代。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在类似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个名词可能源自于贾康、滕泰等中国经济学家的所谓“新供给学派”。然而,这个新供给学派组成驳杂,内部学者意见很不一致。最麻烦的是,新供给学派里的经济学者都是宏观、财税方面的学者,没有懂产业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还主要聚焦于“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四个是减量(去、降),只有一个是增量(补),而且增量还显得比较保守,只是修补。事实上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增量为主。这个增量就是产业升级,真正的产业升级,不是喊两嗓子一拥而上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是要走“三年储备-一朝发力-三年增长”这样锯齿状上升的路线的,是连续前进的,而不是整天琢磨“风口”在哪里梦想自己变成“被吹起来的猪”的。

中美2016年的道路选择问题,就是要继续鼓励社会走吹泡沫、表面互相吹捧、实则勾心斗角、巧取豪夺的道路(美国走了20年,中国走了七八年),还是要回到传统上比较朴实的筚路蓝缕、开拓边疆、自由联合、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