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归档

第三次机遇:美国霸权的衰退及其亚洲战略的调整

刘怡 发表于:《现代舰船》2011年3B、4B、5B

2010年春夏之交,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外交事务》双月刊(旧译《外交》季刊)发表题为“中国权势的地理学”的专题文章,提出了一个难称新鲜的问题:“美国能否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维护亚洲的稳定、保护其亚洲盟友并限制一个大中国的出现?”而五年之前,同样是这位卡普兰先生,在《大西洋月刊》题为“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俾斯麦体系”(Bismarckian Arrangement)。

五年之前,带有浓厚帝国主义特征的布什主义仍在华盛顿大行其道,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事的长期化虽已成既成事实,小布什政府仍寄望借助更激进的“大中东倡议”,在其第二任期内彻底解决起自亚非交界处、经中东延伸至南亚的“动荡新月地带”问题(详见拙文:“愤怒的熔炉:大中东问题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舰船》2010年11B、12B、2011年1B)。五年后的今天,奥巴马政府已自伊拉克泥潭抽身、在阿富汗采取无为姿态,转而打出“重返亚洲”大旗,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重构其同盟体系,目标直接指向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

即使是在刚刚结束的胡锦涛主席访美之行(1月18~21日)中,美方仍多次提及涉台、涉藏问题;言之所指,当然不是为了《中美联合声明》(1月19日)刻意重申的主题——“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整个《联合声明》中最有意思的一段表述,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双方在利益着重点上的重大差异——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但对全球利益的护持恰恰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显著动机;而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则已经明示中国在亚太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可以“作为一个亚太国家”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但不能带入世界霸权的第二身位。

回顾冷战结束后二十年,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四任美国总统竭力确保的“绝对优势”(Preponderance)已成明日黄花,但“调控衰落”(Managing Decline)的过程亦具备与维持霸权同等的重要性。犹记得一个半世纪前,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伴随欧陆强权和外围新型实力的兴起而摇摇欲坠,德国作为挑战者的面目已逐渐显现之时,英国采取收缩加结盟的战略,将战略重心撤回到欧洲,结盟日本,绥靖美国,协约法俄,重点遏制德国对欧陆霸权、殖民帝国和海上强国的野心,最终取得了英德海军竞赛的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络协约国集团彻底击败德国。

经过审慎明智的调控,英国权势“退潮”的面相较其实质性衰弱延宕了半世纪之久。虽则“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从1880年代即开始解体,但英国真正将世界领导者地位“禅让”予美国,却要等到60多年后的希腊土耳其危机。而美国政府在亚洲“调控衰落”的步骤,或许也将成为其重夺战略主动权的机会:是步伯里克利的希腊帝国、腓力二世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后尘,还是效仿英国,重新赢得对挑战者的“狮王争霸”?

一、制衡的困境:American Primacy如何成为可能

作为当代美国最著名也是最审慎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其著作《大棋局》时,一反常态地将“美国的首要地位”(American Primacy)写入了副标题。早在1993年的《大失控与大混乱》里,布氏就曾将美国称为“举世无双的全球性大国”;而在《大棋局》中,他对美国领袖地位的情绪变得更加乐观。布热津斯基认定,冷战的结束赋予了美国又一次承担世界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或者,用一个从伯里克利到当代西方左派都会热衷的词——美国已经成为“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了。

当然,读者会回忆起,布热津斯基恰恰不是靠鼓吹霸权理论成名的,他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推崇者。1907年,英国人在《克劳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本身便是衰落中的英国应对德国这个挑战者的战略指导方针)以一个金句概括了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不管把本国的力量加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但一定总是加在某一时期内与最强大的国家或集团的政治霸权相抗衡的那一边。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上的真理。”而自从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面对均势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在某一时期,如果体系中存在一个力图(并能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霸权觊觎国家,并且为称霸作出了一系列尝试,其余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对此,《克劳备忘录》给出的答案是:维持权力分布的总体平衡,阻止那个拥有过大权势、且意图统治或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角色占据优势地位。

由于几乎每一位政治家和国际政治学者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为了维持体系内基本的秩序和正义,均势原则在近五个世纪中倍受推崇。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这位当代国际政治学大师曾经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分析均势的必然性:因为不存在世界政府,一家欲求生存,只能模仿现阶段最为成功的强国,从而导致多个权势中心的出现,此所谓内部制衡;因为这种模仿还受到各国自身条件的限制,为使权势最大化,模仿者还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来平衡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此所谓外部制衡。无论从哪种作用出发,最终都能推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选择将是“制衡”(Balancing)强权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出于对均势原则的虔信,自1991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观察家跳出来宣称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即将引发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抵制,欧洲、俄罗斯或中国(甚至日本)将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首要地位。各种揣测的版本五花八门——有《克劳备忘录》式的,鼓吹欧盟作为“平衡者”运作新的全球均势;有基辛格式的,倡导俄、中等强国领导人运用政治艺术操作出均势。但类似的揣测持续了近二十年,除去“动荡新月地带”基于宗教和非物质因素形成的那个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联盟,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持久而有效地制衡美国力量的集团。“美国首要地位”在今天的衰落,主要也仅仅是由其内部因素所造就,从来不是因为均势原则在发挥作用。

面对长达二十年的单级格局状态,均势原则何以突然失灵?

与“地缘政治”、“霸权稳定”乃至“经济全球化”一样,“均势”本身不是一个抽象的绝对概念。它的出现,与近代国际关系奠基时代的欧洲中心背景有关。从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到1914年一战爆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几乎都是欧洲国家,一切历史经验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理论,也几乎都是对欧洲问题的解释。均势亦是如此。当伟大的兰克在1833年第一次明确地谈及这个词语时,他指的首先是制约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哈比斯堡帝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的那种趋势;而无论腓力西班牙还是拿破仑法国,抑或在那之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恰恰都是欧洲大陆国家。换言之,均势首先关注的是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对体系内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以及由其引发的制衡联盟的形成。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占有贸易、金融和海军优势的联省共和国(尼德兰)没有引发一个大范围的制衡联盟,而路易十四的法国却从一开始就导致显著的反作用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的英国和二战结束初期的美国(“铁幕”和“遏制”首先都是作为对苏联的制衡手段而提出的)。

在欧洲历史上,利维坦式的海权国家在能力和利益上与波希墨特式的陆权国家存在重大差异。以英国为例,鼎盛时代的英国并未维持强大的陆军,这使其甚少直接地依托强力胁迫欧陆国家;作为全球性海洋国家,英国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它可以选择更间接、更丰富的方式(例如贸易)来扩大其影响。而海洋水系的广袤对强大的海上力量起到了“稀释”作用,登陆和封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集结于某一点、随时可以投射压迫性力量的陆军无疑具有更现实的威胁性(我们自己也不免有类似的体验:在中国与美苏两国同时交恶的1960年代,即使美国直接介入了越南、“协防”着台湾,其威胁度可能依然不似陈兵百万于新疆、内蒙、东北边境的苏联那般直接)。而英国增加权势的源泉既然来自商业、金融和海军,自然也不必借助直接控制欧陆国家来达成其目的——“间接路线”效率大概更高。

不列颠帝国经营数百年,除去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曾经因强制推行封锁政策,遭遇由俄国主导的“武装中立同盟”(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仅能囊括西欧陆上国家,而不包括举足轻重的俄国)外,从未遭遇任何一个有效的制衡联盟。由此看来,均势并非万能,更不是普遍真理。既然欧洲历史上一直未能形成一种持续的、以陆上力量为基础的霸权,潜在的霸权觊觎国则因海上强国的半自动均势生成而遭制衡,那么,基于欧洲经验的均势理论自然也无法断言一定会出现针对19世纪英国和冷战后美国的制衡力量。正式出于对海洋强国独特优势的这种考量,布热津斯基等人在20世纪后十年才会断言:“美国的首要地位”如此突出,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治理。

问题在于,在缺乏制衡的背景下,这种“首要地位”何以在二十年之内就自行走向了衰败呢?

二、傲慢的代价:失位的“全球领导者”

对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20世纪最后十几年那些激荡人心历史事件的一代人而言,有一个细节注定将被反复提起:1992年春,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日裔美国人抛出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奇书,大胆断言:在人类即将接近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终点时,威权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充分暴露出日暮西山、时日无多的败象。过去几个世纪里,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三种包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曾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因之串联起人类历史;而当这场历史的理念之战进行到最后时,“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而当自由理念实现其自身之时,包含精神理念的“普遍历史”——黑格尔、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也就告于终结。

福山的“历史”走向终结的年头,恰好也是布热津斯基笔下开启American Primacy——或者用一种更浮夸的表述,“美国总统第一次自我加冕为全球领袖”——的年头。这一加冕至少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在苏联突然崩溃、冷战结束的历史时刻,美国被公认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首要领导者,而其他国家最多也只是地区强国;其次,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机器(特别是海军)和政治威慑力的存在,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脱离美国而单独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第三,在后冷战时代、至少是其最初的几年里,美国是仅存的有能力主导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塑造的大国。

从1989年冬天开始,关于“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朦胧而热切的渴望就在华盛顿逐层升温,由之带来的另一个概念便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年刚刚上任的乔治?H?W?布什总统(老布什)差不多把“世界新秩序”当成了自己的标签。在东欧处于持久震荡之中、而苏联正陷于其短暂而痛苦的分裂过程(有趣的是,在1989年的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正和老布什一起高唱“世界新秩序”)时,口号本身即成为一种象征:籍由对尚无头绪的“世界新秩序”的卖弄,老布什成功地使苏联将其崩溃控制在各加盟共和国之内【注1】——部分也是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料到“邪恶帝国”消亡的如此之快。在新国家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和经济改革过程中,美国政府基本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积极作用,但华盛顿不厌其烦的表态掩盖了这一点;更何况,老布什至少成功地阻止了苏联核武库的扩散。

对美国而言,塑造新秩序的第一个挑战和机遇来自中东。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1990年夏秋之交乘乱入侵科威特时,华盛顿获得了重新塑造这一地区的内部权力结构乃至整个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良机——伊拉克问题本身是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中东对抗格局的遗产,在伊拉克动武之后,国际舆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虽然自1978年埃及-以色列“破冰”以来中东地区的阿以关系已经显著改善,但包括埃及、叙利亚、沙特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世界都站出来谴责伊拉克、并选择与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然而,老布什政府的拘谨和短视在这一节点上开始暴露了。“沙漠风暴”行动使得萨达姆的军事冒险行动在短时间内就遭遇了空前的惨败,但华盛顿既无斗志、也无决心将军事上的惩罚进行到底(部分又是因为老布什正满腔热情地盯着莫斯科);结果,萨达姆得以重新控制住巴格达的局面,留下了“萨达姆还在台上,可您呢”(这是1992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后民主党选民的揶揄)的笑话。另一方面,华盛顿明显又在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问题上热心过度——因为“沙漠风暴”而进驻沙特的美军随后改为常驻,以确保利雅得的政治稳定和这个OPEC“安全阀”国家的外部安全。这种过度张扬的存在很快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担忧,并直接导致当时尚在阿富汗活动的本?拉登将美国设定为“基地”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

然而,对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成最有害威胁的依然是巴以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国家的筹建问题——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为止,“反以”差不多是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和塑造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埃及、约旦等国的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政治解决作为缓和。而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围绕着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展开的争执,实际上使得巴勒斯坦国的筹建成为幻想。在1991年前后,实际上只有美国既有能力(伊拉克战争前后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支持)、也有动机(实现中东地区的永久和平、保障能源安全、连带解决伊朗和伊拉克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掌握主导权。

然而,华盛顿在此时继续暴露其战略眼光上的短视。1991年3月,老布什公开声明将推动以色列与其邻国实现全面和平,但在随后开始的马德里和平会议上,美国既没有提供一种清晰可行的谈判案,又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在目标和手段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使谈判继续下去。结果,当老布什于1993年最终离任时,巴以冲突依然在持续“发酵”,伊拉克仍在秘密进行其核计划。至于俄罗斯,没人知道它的“民主化”道路要过多久才能走完。

比尔?克林顿带着革新派的面目入主白宫。在此前与老布什的选战中,年轻的挑战者以一句风靡全国的口号昭示了新政府的生存之道:“It’s the economy, stupid!”(关键是经济,笨蛋!)这恰恰是美国区别于鼎盛时期不列颠帝国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1993年,没有几个美国人关心老布什那遥不可及的“新秩序”;而从历史经验看,就连伍德罗?威尔逊和罗斯福这样的杰出人物都无法与类似的民意角力。有鉴于此,克林顿政府早早决定以“全球化”这一内涵相当模糊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导工具——相比政治意味浓厚的“新秩序”,“全球化”无疑显得更有吸引力。

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到烂大街的作品《理解全球化》(2000年)和《世界是平的》(2005年)中描述的那样,“全球化”似乎代表了这么一种图景: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将让位于普遍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战争将被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化解,各国在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全球视野”影响下展开大范围的合作,更多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这一关于公平问题的许诺要算是全球化最重要的道德基础了)与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步向前。这种乐观而朝气蓬勃的心态甚至与克林顿本人的个性气质也很契合。

秉承这一“使命”,华盛顿与俄罗斯执行了1993年达成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Ⅱ),实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无核化,终结了1949年以来威胁整个世界的毁灭性核军备竞赛。在保证了美国既有优势的前提下,START Ⅱ使得华盛顿可以将更多财力投入常规力量的扩充,从而强化其全球军事投送能力。

然而,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也继承了老布什的“新秩序”缺乏战略重心、并且在对全球政治中不同区域的威胁重要度毫无把握的实质。它无法应对诸如第三世界国家的核扩散这类看上去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威胁——在冷战时期,具体而琐碎的威胁来源可能被美苏对抗的大框架所包含或掩盖,而当这一普遍对立的图景不复存在时,美国政府却陷入了“决策无意识”状态。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是对这种无意识状态的第一次考验,华盛顿的反应是一次次降低“红线”,给予节节进逼的平壤政府以诸多不切实际也不必要的承诺;最讽刺的是,这些承诺并未换得朝鲜在核问题上的任何长期和解意向,美国不得不建立地区协商框架,将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俄罗斯拉进这个问题的谈判主体(实际上依旧无功而返)。平壤看不到其战略冒险可能受到“代价不可承受的打击”的风险;在不间断地进行试探和扯皮的同时,他们最终在2006年成功完成了核武器的研发。这一先例又鼓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诱发了1998年南亚半岛的核危机。考虑到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博士的神通广大,我们还可以肯定利比亚和伊朗在克林顿的两个任期内也曾为核开发投入可观的精力,而这类威胁本来是应当和朝鲜、巴基斯坦的核项目一道予以扼杀的。

尤其糟糕的是,克林顿政府几乎从未尝试自传统外交运作的经验中获致有益遗产,尤其怠惰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缘战略——考虑到后冷战时代普遍存在的地区冲突和动荡,这种惰性差不多是致命的。在俄国的内战和经济困境中,美国始终无动于衷。北约东扩大概要算是这一时期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但这对华盛顿倡导的“全球化”前景却没有多少实质性贡献,它的影响(部分其实更应当归功于克林顿与叶利钦之间的私人情谊)被美国和欧洲在国际事务处理原则上的分歧抵消了。更要命的是,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作为根本背离了华盛顿在一度期许的那种“历史终结”图景——当索马里和卢旺达爆发大规模流血事件时,美国或无动于衷、或因顾忌国内舆论而浅尝辄止,毫无“全球领导者”风范(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美国政府“丢包袱”的行径使得日韩等亚洲大国自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不信任情绪);即使是下决心插手波黑局势,也是等到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发生之后。而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虽然称得上成功,却直接导致了美国与中俄两个大国关系的复杂化。

克林顿同样也未能破解老布什留下的中东僵局。今日存在于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的诸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再度引发关注的伊拉克和越来越激进的“基地”组织——几乎都是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滋生繁衍的;因为拉宾之死中道夭折的《奥斯陆协议》(1993年)与徒劳无功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2000年)则再度复制了其前任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作为:美国每一回都能提出若干有吸引力的原则,但要么为时过晚,要么没有决心将之贯彻到底。

到2000年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美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口号及其带来的众多变化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增殖和维持其权势的源泉,美国在推动全球化,但对其方向性却无把握;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和道德优越感在1995年前后达到巅峰之后,现在正以缓慢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向下滑落,美国在全球变暖控制等问题的令人失望的举动使得更多人对其是否能扮演好领导者角色、是否愿意为此牺牲一部分特权等问题产生了怀疑;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能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普遍支持,却引发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担忧;中东地区暗流涌动,“基地”组织在苏丹和肯尼亚的袭击行动已经使美国的安全受到来自非传统领域的直接威胁。克林顿鼓吹的“全球化”和他那些空泛无力的巴以和谈原则一样,最终沦为了“全球胡话”(Globaloney),而美国却继续在世界范围内炫耀其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优越感(这倒未必是克林顿的责任,因为民主党在1994年中选中的失败使得国会在对外政策上获得了很大发言权,后者常常是倾向于卸脱国际责任的。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总统和白宫第一次丧失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主导权、将之重新让予国务院,倒的的确确是发生在克林顿政府任内)。这种放纵,付出的将是血的代价。

三、第二次机遇:灾难性的战略误判

与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气质截然相反,2001年上台的乔治?H?布什(小布什)果断冲动、一意孤行,也许是过去二十年里最具领袖特质的美国领导人。但当这种“气质”是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时机、以一种欠妥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两位前总统留给美国一个地区政治矛盾层层积累的世界,这种矛盾最终以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为形式爆发了出来。但从客观的角度看,经历过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全球势力的衰减之后,“911”事件实际上给美国提供了重新赢得未来的“第二次机遇”——除去本?拉登、扎瓦赫里以及他们的少数铁杆同志外,世界舆论像1990年那一回一样压倒性地站在美国一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导人纷纷向美国表达愿意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向,美国赢得了锻造全球同盟的又一次良机。甚至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在是否要收留“基地”组织一票人的问题上也有矛盾(本?拉登实际上是借助在“911”事件前夜暗杀马苏德才赢得了塔利班的最终信任)。但小布什的反应之激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都很罕见的表态:“如果你们不与我们为伍,你们就是与我们为敌。”

小布什在2001年所倚重的决策班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以及副总统办公厅主任利比,乃至资历更加显赫的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代表的1991年之后美国政界不同于“历史终结”派的另一股潮流。他们脑海中的世界图景是塞缪尔?亨廷顿式的,充斥着诸种文明的冲突以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1991年,时任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就在国家安全文件草案中以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口吻预言了保持“美国优势”的有效途径——以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行动确保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维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军事优势(当时协助起草的另外两个人就是沃尔福威茨和刘易斯?利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小布什政府就作出了匪夷所思的以军事手段干预伊拉克的决策。

作为第一次海湾战争和1998年“沙漠之狐”行动的“尾巴”,伊拉克是由阿富汗自东向西传导动荡的关键节点,亦是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最主要对象之一,是“邪恶轴心”。拔去这个钉子只是重整中东秩序的第一步(必须注意到,在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同一年,以色列也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巴以冲突升温并持续至今,当然与特拉维夫对美国政策意图的估计有关),叙利亚和伊朗会是下一批目标。为达到这项至关重要的目标,美国宁可冒孤军奋战的风险,而他们遵循的基本逻辑则是单边主义、力量至上和从外部推进“民主化”的可能性。

于是,事情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情形:伊拉克战争以美国的不堪重负而收场,留下一个危机四伏、各派政治力量倾轧的国家。美国并未找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意味着曾经存在于整个冷战时期乃至福山的“历史终结”图景中、认为美国利益与人类的基本利益大致吻合的假设——差不多是过去一百年中美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现在被推翻了,“全球领导者”除了赤裸裸的力量,已丧失了其大部分合法性。虐囚、黑牢之类的丑闻又强化了这种道义上的瑕疵,并使得美国在处理诸如朝鲜核问题一类的地区安全问题时,号召力明显不足。最荒唐的是,这种对力量的迷信恰恰是以不自量力为基础的——对伊拉克的轻率战争使得大中东这个制造动荡的“反应炉”开始由东向西地传送不稳定因素,而伊拉克战争非但没能切断传导链条,反而造成一个新的地区政治黑洞。此后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冒进越发严重,最终在第二任期内强行开启“大中东倡议”,明知美国已无足够时间和能力将成本高昂的“内部革命”推进到底,也要豪赌一把、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以外科手术式的举措针对一个持久战目标,无异于战略自杀。经过一番折腾,过去在中东地区仅仅是处于潜伏状态的反美情绪迎来了总爆发,而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的影响和生存空间却受到挤压,宗教势力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亚、南亚和北非伊斯兰势力联为一体。布热津斯基在2007年写道:“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这种觉醒势必对既有的全球等级体系构成冲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被这场“反恐战争”折腾的元气大伤的美国。

四、挑战者中国:来自海陆复合型国家的威胁

即使是在美国霸权登峰造极的1940年代中期,利维坦对波希墨特的那种天敌式恐惧也远未自其政界与学界消散。一个德国人——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1948年出版的题为《均势抑或霸权: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此书英文版的标题更加出名,叫作“不稳靠的平衡”The Precarious Balance)中,梅尼克的高徒解释了以欧洲经验为代表的大陆波希墨特国家与英美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海洋国家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两者的利益着眼点不同,实现手段不同,以其为中心构造的安全体系的结构与影响力亦不同。以贸易、金融和海上力量为基础的利维坦强国需要维持其在大洋体系(全球)与大陆体系(欧洲)之间的商业中介作用,保持两种体系的开放;而追求区域霸权的欧陆强国不仅会封闭大陆体系,造成类似拿破仑大陆同盟或希特勒大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区域自足市场,而且还将借助诸如地中海水系、枢纽运河或洲际铁路这样的便捷贸易线路,尝试对大洋航运系统的部分替代。据此,即使这个陆上强权在具体利益方面并未直接触怒海上霸主,两者的冲突亦不可避免。冲突往往还会招来另一个活跃分子——俄国,后者不仅是欧陆霸权争夺的直接受害者,而且还具备与海洋国家一起“挤压”争霸者的潜力。

即使是在美俄胶着于“冷战”的40余年里,对具有闭锁一种或两种体系开放性的海陆复合型国家(俄国的糟糕之处在于,它毕竟处于麦金德那个“心脏地带”的更内侧,东向的出海路线为抱有敌意的中国和日本所阻,西向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焦点)的恐惧依然令华盛顿保持高度警惕。在德约之前,斯皮克曼说的更加坦率:尽管美国足够强大、并且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但依然无法承受在缺乏海外盟友的情况下独自对抗一个足以破坏欧亚大陆均势、对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性控制的洲级强国。一个统一的海陆“边缘地带”国家(例如1942年德日联盟的加强版)可以使美国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包围,而一旦出现这种威胁,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在尚拥有强大的海外盟国时就投入战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崛起中的中国不出意外地成为追求“绝对优势”的美国的战略假想敌。罗伯特?卡普兰那篇《中国权势的地理学》,通篇都充斥着这种恐惧感——“中国将处于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中国在盛产它所需要的资源的周边国家和遥远地域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权势关系”,“中国似乎正在发展强大的陆权和海权,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至少会超过俄罗斯”,以及最令人注意的:“得益于陆地上的有利形势,中国现在可以游刃有余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另一方面,美国与英国在维持均势的手段上一直存在显著差别。较之英国式的离岸制衡,美国更加重视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对干预有效性的影响——这当然是个双向命题,因为技术发展同时还赋予了美国在短时期内实施力量投送的可能性——以及国内外政治之间的互动,因此更倾向采用“选择性干预”方式直接参与地区秩序的塑造(具体原因的分析见拙文“愤怒的熔炉:大中东问题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舰船》2010年11B、12B、2011年1B。有趣的是,较早时候的美国孤立主义者如今正以“离岸制衡”作为反对采取战略主动性的口号)。冷战时代,这种干预在欧洲表现为以北约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体系,在亚洲则是针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双边安全条约,例如针对台湾问题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针对朝鲜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既有指向性、成本也更低。实际上,在美国与小跟班们实力差距过于显著的背景下,诸如日、韩、菲这样的次等国家所能争取到的也只可能是双边条约。

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当然,美日安保和美澳关系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澳大利亚对亚洲均势和东亚安全一直具有某种隐而不显的重要性),而美国也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北亚维持着高强度和高质量的军事存在。对中国的接触(基于利益)和隐性遏制(基于均势)则与这类存在并行不悖。但随着美国优势的衰减以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强势崛起,双边条约的有效性受到了挑战。而中国潜在的巨大海洋利益,以及中国为保护其海洋利益作出的努力,足以令美国感到不自在。而当中国试图模仿美国先前的行为,采取“分而制之”——制约之——的手段,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双边条约来解决贸易问题时,美国就必须重新评估其政策的有效性了。

考虑到中国的挑战者身位以及现阶段美国依然具备的世界领导者形象,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起注意:相对而言,人们对一个已然握持全球霸权的海上强国的判断,取决于其“做了什么”或“宣称将做什么”;而那种作为挑战者的陆上强国,仅仅是它们“拥有多少力量”就足以引起恐慌和某种形式的“威胁论”——对被挑战的霸权而言尤其如是。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时,重视的首先是苏联威胁的政治性质和意图指向,对抗手段则是以经济方式在重点地区实施“非对称遏制”;但当这一思路最终以著名的国安会NSC-68号文件形式付诸政策时,焦点变成了苏联威胁的能力限度,遏制也变成了“全面和无差别”的,其支柱变成了“占优势的总体军事实力”。凯南的意见当然不无矛盾处,但仅此一例就不难看出,对欧亚大陆均势丧失的恐惧(这是NSC-68号文件的绝对重心)和军事-工业复合体(MIC)的利益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增加军备竞赛及军事对抗危险的机率。

五、“新俾斯麦体系”:可能性与隐忧

那么,卡普兰先生所谓的“俾斯麦体系”,是否真能成为未来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呢?

五年前的那篇文章里,这位当代策士已经断言,美国将在未来数年里将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而北约和传统的美国军事同盟已无法适应中美之间可能的“第二次冷战”。一个“环太平洋军事同盟”将是可能的替代性选项。而在《中国权势的地理版图》中,卡普兰对这一“同盟”的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了:“由于美国霸权衰退以及美国海军规模下降或停滞,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不断发展,多极将逐渐界定亚洲的权力关系。”“离岸平衡可能是不够的。……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希望美国海军和空军与它们自己的军队‘协同’行动——这样美国将成为亚洲的陆上和海 上风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支潜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的力量。”

对美国而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亚洲盟友需要美国的程度一向高于其相互需要的程度,这给了美国操作多边安全体系的空间。在继续保证对东亚安全承担义务(即保持既有的双边条约)的同时,美国倾向于增强其盟友之间的战略互信,例如日本与韩国。但维持多边体系所需的“战略节制”这一重要项,却往往是美国所欠缺的——在海权国家占据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不长几百年里,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一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存在。考虑到即使是鼎盛时期的英国也未曾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今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投送能力已属前无古人,即使这种能力已经因为经济和政治原因受到削弱,依然缺乏挑战者。而美国在战略主动性方面的某些可怕性格(想想倒霉的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塞尔维亚吧,他们只不过是想讨价还价;而可怜的伊拉克居然被教训了三次!),足以使每一个主权国家或共同体对这位“领导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审视再三。日本的菅直人首相当然不会忘记,他的前任鸠山由纪夫仅仅因为在冲绳基地和外交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了过多的“自主性”,最终吃力不讨好地下台。但美国权势的持续“缩水”,以及因中国崛起给日、韩之类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可能为这种多边体系制造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关注持续上升,俄国这个前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海上强国一边对抗边缘地带争霸者的“老朋友”,在其战略棋局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对华盛顿而言,只要莫斯科放弃过去几百年中始终念念不忘的睥睨两洋、横跨欧亚的野心,在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的事务上有所“收敛”,则其不难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和从内侧挤压边缘地带强国的最重要力量。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俄国本身也会遭受边缘地带强国崛起的压力,而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以及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崩溃,至少有一大半的账要记在莫斯科头上。美国在中亚麻烦多多但效果显著的军事布局同样体现了这一用心,当位于中亚的军事“飞地”与俄国的善意结合起来时,效果将更为显著。美国也将重点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对新德里来说,一段能同时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无疑再妙不过。

自军事角度而言,最近数年中,诸如濒海战斗舰和“海空一体战”概念盛行一时,无疑正是亚洲战略调整的直接后果与映射。五年前,卡普兰曾提出建立三支舰队以应对不同层次威胁的构想——航母战斗群应对海基大规模对陆行动,濒海战斗舰应对“特种”近岸作战,潜艇和远程无人机应对隐形作战。这当中自然有不少书生之见,但美军任务部队的调整乃至部署方式的转变依然是可预期的。

在此转型进行之中,美国也将继续加强在大洋洲的空海军存在。“(中国)仍然无力保护其海上交通线路,这种情况使得任何对美国军舰的攻击都是徒劳的,因为美国海军只要阻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中国船舶就可以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中国权势的地理基础》)针对此情况,一项由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帕特?加勒特(Pat Garrett)负责的计划设想继续强化在关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和所罗门群岛的基地体系,并且增加在印度洋的活动。而对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强化,在最近几年中实际上从未中止过。

尾声、“全球政治觉醒”:未知之幕

对纠结于“绝对优势”的丧失,而又绝无可能主动禅让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美国而言,2010年之后的10-20年是其调控衰落的“第三次机遇”——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在1991年错过了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设计一套政治内核的时机,丧失第一次机遇;在2003年则轻率地将一套单边主义的行动方针施加于伊拉克,翻覆了反恐战争的政治性质,丧失第二次机遇。而在今日之后,也许不会有“第四次机会”再供美国修正其战略失误。

然而,美国的第三次机遇,其险峻度和战略障碍都比前两次要突出的多。在去年冬天刊载的《愤怒的熔炉》一文中,笔者曾预见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将一个出现巨大的“政治黑洞”(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全球巴尔干”),这一判断已经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所证实。而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美国中东政策失当、战略运作失衡的直接后果。而在利比亚发生的军事行动,大出美国的战略意料(虽然华盛顿自身也是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并直接削弱了美国“重回亚洲”的可投入资源和战略积极性。这一切都使得华盛顿的东亚布局的前景变得含混不清。

今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变动,属于布热津斯基所言“全球政治觉醒”的延伸。“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这种觉醒势必对既有的全球等级体系构成冲击。而美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生态又会放大这种冲击: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围绕着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以及正当性,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又一次爆发了论争,而2012年又是一个大选年。在克林顿政府任内,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手脚时时为国会、舆论和经济问题所束缚;而就意图连任的奥巴马而言,其担子当然不会比克林顿轻。对中国而言,也许这也是某种值得把握的机会。

【注1】 在苏联解体的关键阶段,老布什频繁地穿梭于东欧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尽管很难断言他取得了多少实质性功效,莫斯科与基辅、第比利斯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毕竟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华盛顿对苏联的遗产异乎寻常的热情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老布什及其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漫不经心地认为南斯拉夫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放任塞尔维亚人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当南斯拉夫的内战开始升级时,美国政府无动于衷,欧共体则难于单独行动。结果,南斯拉夫局势的发展终于在克林顿政府任内结出苦果。

LINKS1:什么是均势?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常出现和最为人熟知的术语,“均势”(Balance of Power)差不多也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概念。我们今天称之为“国际政治”的这门学科中最基本的几种理论流派,几乎都是围绕着对“均势”的不同理解而阐发的。

均势的基本要素从Power(权势)和Balance(平衡)这两个词就可以窥见:它考察的核心要素是权力消长;它倾向于“中道”。一般而言,均势的定义是:国际体系中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通常会呈现一种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

从体系层面看,均势意在维护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的独立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延续,防止其出现过于频繁的振荡和重组;从单元层面看,均势意在确保国际体系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独立与生存,保持它们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防止其遭到公然的吞并或肢解。关于如何获得均势,则有“自动生成”、“半自动生成”和“人工操作”三种典型观点。

LINKS2:三位美国总统与他们的幕僚班底

〈1〉乔治?H?W?布什(1989-1993)——优秀的危机处理大师,熟知传统政治运作,在苏东剧变期间的表现令人称道。但他对新的历史图景缺乏心得,未能为其倡导的“世界新秩序”注入实际内涵。在伊拉克问题上半途而废,并错失解决阿以问题的最佳时机。因国内经济问题未能获得连任。

主要幕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3)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退役空军中将,担任政府军事幕僚超过1/5个世纪,是总统的密友与多年助手,一位稳健、值得信赖的顾问。

国务卿(1989-1993)詹姆斯?贝克——折冲樽俎的国际协调员,富于热忱但依赖总统的判断,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谨小慎微,对海湾战争的半途而废和无果告终的巴以谈判负有责任。

国防部长(1989-1993)迪克?切尼——对伊拉克动武的倡导者,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始作俑者。

〈2〉比尔?克林顿(1993-2001)——富于新思维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倡导全球化浪潮。经常受制于国会和国内舆情,缺乏明确清晰的全球治理路线,同时甚少战略进取心。由于缺乏一项地缘战略,他在核扩散和地区冲突问题上处置失当,未能为美国优势的保持开辟道路,反而埋下反美势力日渐增长的隐患。

主要幕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93-1997)安东尼?莱克——自由主义者,关注人道主义问题,支持积极而富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阿斯平和克里斯托弗之间摇摆,与克林顿本人一样缺乏决断力。

国务卿(1993-1997)沃伦?克里斯托弗——年长的职业外交官,谨慎、低调、顺从,绰号“蜡像”。缺少作为外交大师的眼光和强硬度,与阿斯平不和。

国务卿(1997-2001)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捷克流亡者后裔,北约东扩的倡导者,对1998年介入科索沃局势起到关键作用。强调重视欧洲,行动积极、鲁莽但缺少前瞻性。

国防部长(1993-1994)莱斯?阿斯平——资深议员、职业政客,在国会有极大影响力,思维敏捷但毫无战略管理经验。因为在预算编制和军内公关问题上处理失当,早早下台。

国防部长(1994-1997)威廉?佩里——资深军事幕僚,数学教授出身的军事科技专家,在中美关系和朝鲜问题上见解独到。受制于克里斯托弗,在对外政策上缺乏决定作用。

国防部长(1997-2001)威廉?科恩——与阿斯平一样出身职业政客,被克林顿用来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充当调和国会意见的斡旋者。在科索沃战争中因夸大战果遭到舆论谴责。

〈3〉乔治?H?布什(2001-2009)——教条主义和使命感的矛盾结合体,傲慢、顽强、富于战略进取心,但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缺乏理解。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者”自居,对失败的反恐战争负有直接责任。

主要幕僚:副总统(2001-2009)迪克?切尼——老布什时代的国防部长,总统在新保守主义路线上的同道。一贯倡导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极端措施,在政府内部极有影响力。

国务卿(2001-2004)科林?鲍威尔——退役上将,老布什时代的参联会主席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中止负有责任。在小布什政府中地位尴尬,试图在国际协调和单边主义之间保持平衡,未果后被迫辞职。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2004)、国务卿(2004-2009)康多莉扎?赖斯——苏联问题专家,资浅的新生代国务家。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持绝对化的看法,因此成为总统的亲密战友。在第一任期内,布什曾通过她分散鲍威尔的权力。

国防部长(2001-2006)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福特时代的国防部长,切尼的密友。鼓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亦是美军强化全球投送能力和军事角色转型的设计者。因伊拉克战局陷于僵持而在2006年辞职。

副国防部长(2001-2005)保罗?沃尔福威茨——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犹太人,新保守主义在思想和国务两大领域的践行者。与赖斯、利比组成总统的核心幕僚圈子,力主对伊拉克动武。2005年后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副总统办公厅主任(2001-2005)刘易斯?利比——沃尔福威茨的学生,切尼的主要智囊,兼任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坚信伊拉克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对伊动武问题上起关键作用。2005年因“间谍门”事件获刑。

LINKS3:“奥德赛黎明”与美国的战略转型

对美国而言,始自2010年岁末的大中东“茉莉花革命”实在是一场意料之外的震荡。作出在中东地区节制战略资源、倾全力“重回亚洲”的决定后,华盛顿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大中东动荡再起的窘况。奥巴马对此尤为头痛:民主党当初以结束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竞选口号,而在蒙受诸多攻击仍自伊拉克撤军之后,倘若食言而肥、继续在大中东下注,于外于内都是自打耳光之举(事实上,美国政界已经开始了对“奥德赛黎明”行动政治正当性和政府权责的追问)。而在奥巴马已经决定于2012年角逐连任的当口,他更不愿将美国战略转型的机会和欧洲国家“清算”卡扎菲的行动捆绑起来。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迟疑,因此而来。而卡扎菲多少窥得了其中玄机,这才敢于在“黎明”行动方兴未艾的关头,一次又一次致信奥巴马、试图影响美国舆情。

利比亚固然是大中东政治生态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一环,但它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远远超出对美国的冲击。法国和意大利对利比亚石油的依赖度远远超过美国,利比亚石油还是大中东核心地区(特别是运河周边)发生动乱时,法意这两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可资依靠的最重要“安全阀”(当然,“拥有利益”和“直接开打”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关注沙特、巴林乃至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形势。而在先前的埃及政争中,华盛顿即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在埃及等国的新政权作出对中东局势、尤其是阿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表态之前,美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妄下定论。

在利比亚领空的军事行动,本身也不为美国所看好。欧洲国家对卡扎菲动武的初始动机,乃是控制该地区政治动荡的规模,保障其能源安全,但对这种带有消极性质的“国际维稳行动”究竟投入多少资源、进行到何种程度,并无统一的意见。在此情况下,美国会同一参与并组织此次行动,一则自身对大中东地区的稳定依然念念不忘,二来也是给近年来矛盾和纷争不断的欧洲国家一点甜头,修复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持续走低的双边关系。考虑到欧洲国家多年来在伊朗问题上一直与美国大唱反调,华盛顿在利比亚事务上的呼应在未来解决伊朗问题时将会收致可期的回报;而一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没有收致预想的后果,受挫败最大的也不会是美国——联大在作出对利比亚“武装维稳”的决议时,已经用书面形式给撂挑子提供了说辞(诸如“非洲人民追求民主、安全和稳定主要应由内力达成”之类)。

当然,美国在“奥德赛黎明”中的重大收获,是提前演练并检讨了以北约这样一个多变安全体系为核心和实施者、美国为协调和指挥者的一种武装干预模式,特别是美国非洲司令部(AFCOM)在此次行动中的协调和指挥作用,将为太平洋司令部(PACOM)在亚太地区的类似职能提供模板。在未来应对东北亚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安全问题时,美国将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模式:以北约或某种亚太多边安全组织成员为先锋和支援者,美国担当指导者与统筹者,PACOM负责具体的作战事务。在和平时期,PACOM的触角也会越来越频繁地伸向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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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文中“中国”,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之间多有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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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china-week.com/html/583.htm

作者:赵无眠

原载:思想的境界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國,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國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國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國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殺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國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國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國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國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國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獨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國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國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國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 万4 千多人。中國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 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國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國是惨胜。中國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國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國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國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國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 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 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產黨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澤東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國,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國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國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國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國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國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殺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獨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國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會主義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國人那种 “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 “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國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國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國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國提供军火,为中國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國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國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國大使陈介,希望中國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國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國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 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國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國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國的计划,使中國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國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國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國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國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獨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國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 “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國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國。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國,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國,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注:蒋介石当是想要而不敢要。肯去南海划下九段线,如此一大块肥肉也必然动过脑筋)

历史上,中國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國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國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國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國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國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國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 年獨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國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國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國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國”,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國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國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國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國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國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國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 1996年开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國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國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 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國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國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國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國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國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國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國,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國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國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國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國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装”。

比中國人还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國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國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國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则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國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國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國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國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纹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國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國话,自诩为“中國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國学,却精通中國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國人还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國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國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國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國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國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國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國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國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國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國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國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

“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辜鸿铭文集。中國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國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 “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國,发展成中國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國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 “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國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國,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國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國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國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國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國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國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國,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國,而回避称 “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國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國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注:还不如说是一厢情愿)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國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國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 “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國、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國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國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國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國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國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國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國,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國的事务?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國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國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1. 4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國首位。大连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國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國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國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学校是108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國高等学校为141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國率先发展的原因》,華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國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Q。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國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國就尽量做得象中國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 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注:对日本人的这一特质,深有同感,有切身体验。)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國,对同中國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國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國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國,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國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國”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國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鎮壓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國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國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國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國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國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國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國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國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國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國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注:是吗?保留观点。)清朝征服整个中國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國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國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注:应该是因为让政府的外交局面难以应对吧。)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 “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國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國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 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國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 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國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是因为那个河南头子太暴戾了吧。)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國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國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 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國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國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注:毒害白区人民去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國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 “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鎮壓。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國,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國(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纹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國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獨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國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國,今日中國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注:不生活在大国,不知大国之好啊。欧盟如果不抱团,如何能与美国抗御而成为一极。)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國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國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 “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獨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國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國“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國说成是“进出中國”,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國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國的满族”。中國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國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 “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几种方式?——

(注:这个有点搞笑了)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國关系密切,视中國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贡,接受中國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 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國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國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國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國“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國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國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國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國”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國,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國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國,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國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國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國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國,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國。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國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或一个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國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國,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國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國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國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日本和韩国历史教科书上唐朝地图的差异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24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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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杂木清音

日本教科书的地图上很明显把朝鲜划为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即朝鲜是唐朝的属国,而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地图上,日本的九州和冲绳均属于大唐。

此外,哈萨克、士库曼、吉尔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以及俄罗斯的一部分也在大唐疆域内。这些地方是否属于大唐的领土,涉及到唐时的属国是否属于唐朝的问题。按当时的历史事实,大唐属国的国王,或者说汗,只有得到大唐皇帝的诏书,才能被这些国家的贵族和平民所认可。大唐帝国的军队也有义务保卫这些属国,並派兵作为主力负责这些属国的国防且曾与外敌战斗。在外交方面,这些属国以大唐的意志马首是瞻。属国的首脑、军防、外交主要由大唐确定和负责,可以说,这种情况与现代的加盟共和国或特别行政区非常相似,所以,认为这些地区是大唐的属土未尝不可。至于属国有本国军队问题,按我国现行的区域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区有组建公安部队的权利。

其实大英帝国强盛时的领土,绝大部分也是它的属国。按英国这个观点,即世界上公认的观点,我国历朝历代属国的领土,也应列入当时朝代的国土范畴,我国的历史界需要重写我国的历史地理,不应该延续失去属国的清朝的观点来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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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唐朝地图,唐朝只余下云贵越南区域,竟然连大唐首都都不属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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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幅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唐朝地图,在该图上,大唐只占有了三国时代吴的区域,与上图一样,大唐的首都不在大唐境内。

当然,日朝的教科书有很多的版本。

日本,听我对你说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sino_jp_forum040904a.html

水均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日本是我们最近的邻邦。一衣带水这个词几乎成了我们形容日本时必不可少的词汇。然而,在地球上现有的国家中,日本却是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国家。

  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慨地说: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我和日本人没有太多的接触。然而,就是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坏,而且是难以原谅。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庞大无比,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误入歧途。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我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我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我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我耐心的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我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我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还是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的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我,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对我说。

  我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我的机票是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坂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我们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我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坂市街头。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

  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我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们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做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们坐的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国内朋友来看我。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于是,我赶紧把摄像机抱到我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我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的直想冲出去把他杀了。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在国际组织中,有一个组织叫做“西方七国集团”,日本便是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一员。当然,日本人最可恨的并不是在于他们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务员和司机的那些恶劣言行。关于日本,最可恨的恐怕还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以及日本人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

  从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的“添麻烦”到近来日本各界政府时而冒出的某些关于侵华战争的狂言,从每年日本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到钓鱼岛上的日本国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顽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这一年的年初,《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名为“中国青年眼里的日本”的大型读者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

  在被调查的十万多青年读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读者认为“日本”两字最容易使他们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这在多达十五个选择中位居榜首。被问到“你心目 中的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时候,最高一项选择的是“残忍”,占百分之五十六点。

  拿到这份调查结果,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被调查的读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点二岁,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生的。然而,就是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日本发出的声音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也是耐人寻味的。

  《焦点访谈》栏目决定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这份调查制作一期节目,把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看法通过我们的媒介进行传播。我们采访了一些国内青年人和研究中日关系的专家。另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

  记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在采访中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的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当我问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后来,我们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节目的最后。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在考虑这一期节目的标题时,我想到了一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于是,那一期的《焦点访谈》便以这样一个少见的标题播出了。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然而,中国人也容易记仇。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相反,在日本却总有些人兴风作浪,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甚至说是捏造的;说日本发动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或者干脆说亚洲国家托了那场战争的福,云云。如此这般,实在可恨。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一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得其实并不多。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的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议当年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吗?你们不是总要为二十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吗?你们不是还用各种仪式表明你们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吗?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敢承认当年的日本皇军曾杀害了上千万亚洲无辜的平民呢?日本军刀将中国孕妇开肠豁肚难道不是像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一样残暴可怜,令人发指吗?向往和平的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它也应该目光远大。

  然而,日本的顽固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去亚洲各国走一趟吧。去问问曼谷的市民、去访访新加坡的职员、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声,看一看有谁会认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后面包含的是真诚和善良?!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张狂。虽然借助于美国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跃居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日货铺天盖地,席卷了全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虽然中国人民经过痛苦的思考,发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无恐。“抵制日货”的口号并不是某一个中国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并不仅仅是例行的外交词令;围绕着钓鱼岛的愤怒也绝不会像昙花一般转瞬即逝。

  记得小时候曾听爷爷说,“不要小看日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小看过日本。然而,日本肯定是小看过中国的。

  时间会改变这一切吗?我不知道。此刻,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位醉酒的朋友说过的那句话。看了讓人發火!

  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

  这是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感谢一位不知名的网友,翻译过来。本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原则,在论坛转贴,给大家一个对“日本”这个禽兽国度清醒的认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所谓“日本人民”和“中日友好”: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性,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争!”

  我始终认为我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主义是支撑民族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精神之源,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独有的奋争精神。

  然而,世界对我们却是这样的不公平,一些劣等民族占据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却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而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团结的意志,却只能守着贫瘠的土地望洋兴叹。潜伏的危机使我们意识到涉猎在世界这个资源有限充满残酷争夺的现代森林里,只有保持旺盛的斗志与适当的野性才能换取民族根本的生存,这就是地球生存的法则,这就是勤俭智慧的大和人所面临的现实。

  岛国的命运最终将会覆灭于海底,匮乏的资源将会导致民族前进动力的绝断。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

  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用大和民族的优秀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从而推动整个世界的进步。这是天皇赋于日本民众的使命,这是为维护大和民族高贵的尊严而开展的圣战!

  在几十年前尝试征服世界的圣战中,我们得出两条教训:

  1、在未完全征服亚洲巩固地位之前,不应招惹美国。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应是我们实现征服亚洲的很好伙伴与帮手,虽然在向征服世界的圣战中,他会是我们的敌人。

  2、灭亡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时候,不能过于着急的一口吃掉,而应象吃生鱼片一样,一片一片的吃。中国不同于日本,他是个多民族混合的国家,自身矛盾很多,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歧和差异,分裂这个国家,然后一个一个的消灭,新疆、西藏、青海、宁夏、满州等都应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分裂这些地区的根据就是他们独有的民族性,这就是外界传播的中国七块论,我们具体为《分裂中国计划》,这是我们征服亚洲,灭亡中国,进行圣战的一部分。在中国,只有东部的汉人具有阻碍我们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国被分裂成七个或几个国家,汉人的力量就会被大大削弱,其战略回旋的余地也会大大的缩小,中国的灭亡,日本帝国的复兴也就为期不远了!

  而只要征服了中国,我们也就取得了征服亚洲的基础,其他国家就会在汉人驯服的榜样下,臣服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具有击垮美国,称雄世界的本钱。当然,中国汉人的西部开发战略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于分裂中国的努力!因为发动圣战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日本欲征服世界,须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

  日本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军事回旋余地很小,只有发展强大的帝国舰队,才能实现未来帝国对予圣战的需要。

  《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之战略步骤:

  一、灭亡中国,征服亚洲

  欲亡中国,须先分裂削弱中国:台湾在我们的努力下已经分裂出去,下一步,我们应该采取对台湾的绝对控制。即使这样走我们也才走完了《分裂中国计划》的第一步,新疆、西藏、满州等还有漫长的道路,可现实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已相对饱和,发展已相对乏力,以现有的技术与水平,日本的发展已至极限。不尽快发动圣战,没有任何资源支撑的日本经济终会陷入崩溃。

  但是,在尝试对中国西部的分裂中,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并制定了《中国西部开发战略》,这个具有民族同化作用的战略,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目的,也具有重大的战略目的,这势必封杀了我们的分裂计划,但事物总有相反的作用,因为随着汉人向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迁移,势必会增加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同化与矛盾、磨擦并存,5-10年之内都不会形成汉人绝对的巩固,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制造挑起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磨擦,势态发展有可能会向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西部的分裂计划应坚决的执行下去。

  另外在尝试分裂满州的计划中,我们却受到了来自韩国的阻力,韩国至今仍不允许我大日本皇军一兵一卒踏上韩国之国土,这将势必阻碍我国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势必减缓对于满蒙分裂的进程。对于韩国的抵制,可以利用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必要时可以利用美国的压制,对于朝鲜可以利用美韩的军事压制。

  中国是有可能干涉的,既然分裂没那么快实现,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继续拖延,我们应该适时使用大日本帝国强大的舰队,利用台海冲突或第二次朝鲜战争一举将中国庞大实际上并不可怕的舰队摧毁,对于摧毁中国的舰队,美国人是会支持的,台湾人也是会支持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也是十分乐意的。如果成功,利用这次行动,我们就可以牢牢的控制住台湾,并使之成为我们的军事基地。

  由于失去了海空权,中国人对于我们压制朝鲜的反应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支那人的形象会受到大大损害,支那人的精神与意志会受到极大打击,他们将会再次陷入到大日本皇军威协的恐惧之中,?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从此中国赖以稳定的基础被打破,借机挑动中国各区域的民族分裂势力开展独立复国运动,则中国不战自弱。

  而我们就可在满蒙重建大日本皇军关东军本部,为灭亡汉人统治下的剩余中国做准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担心经济贫困的俄罗斯会出兵干预,因为对于中国适量的削弱,俄罗斯也是十分欢迎的。通过车臣战争,也可以看出俄罗斯虚弱的军事力量已无力支撑一场象样的战争。

  看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舰队与实现海外派兵合法化,是实现发动圣战的首要条件。计划的时间安排:

  1) 2000年,协助亲日分子击垮?,扶持分裂势力上台执政。中国由于惧怕国外的恫吓,凭借其现的有武备还不敢冒然出兵收复台湾,只会适当的扩充军备等待时机。而我们也正好借机提升军备,争取用4-5年的时间,强化帝国海军,积极谋求海外派兵合法化,并利用经济缓和与对俄关系。

  2) 2005年3月,示意台湾当政者宣布《台湾独立宣言》,挑动中国大陆攻台,中台战争爆发。应台湾要求,日向台派遣援台军事部队,进占尖阁列岛(钓鱼岛),进驻台湾,协助台军作战;日美台联合舰队突袭中国舰队,向中国宣战。10月,摧毁中国舰队,夺取海空权,俄罗斯通过联合国出面调停,中国与三方签署停战协定。

  3) 2005年12月,日军应台湾要求取得驻台合法权,把持亲日当权政府。

  4) 2006年1月,策反中国民族分裂分子,开展独立复国运动,中国陷入内乱。

  5) 2007年3月,台湾发表政府声明:台湾自愿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政府表示不予接纳,但允诺对其实施应有的保护,日台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6) 2007年5月-8月,日美台韩联军收复北韩,宣布朝鲜统一。

  7) 2008年2月,台军反攻大陆,日台联军出兵满蒙。2009年5月,中国军队退守关内。日军占领满蒙,重建日本关东军本部,构筑侵华根本。

  8)2012-2015年,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灭亡中国,构筑雄霸亚洲之基础。

  二、巩固亚洲地位,称雄世界

  日本在灭亡中国后,理应成为亚洲当之无愧的领袖,要用优秀的大和民族精神去震慑劣等民族的精神,要消灭他们的语言、习俗及奢糜的生活方式,即劣等民族的劣根性,要消灭这些民族的存在,消灭他们的一切,转而学习我们的一切,要在他们的土地上用我们的方式培育出支那日本人、台湾日本人与朝鲜日本人,要使整个亚洲不但统一成一个国家,而且还要统一成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和民族。实现这个目标要靠大和民族强大的合力、超人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从内心去彻底征服每个亚洲人的心志,要让他们认同并崇尚我们的精神,景仰我们的奋进,并彻底臣服于大日本帝国的脚下,让他们无限的忠诚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牢牢的掌握住亚洲,进而征服整个世界!

  征服世界,仅仅依靠日本帝国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得力的帮手与伙伴。美国是同我们瓜分世界的最好伙伴,利用美国压制欧洲,协助德国日尔曼法西斯政党重新掌握政权,再利用德国日尔曼人征服欧洲。事实证明在上一次为了圣战而签署的盟约中,允许意大利人的加入对于日本的圣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罗马帝国的后裔已经丧失了先辈奋争的精神,成为无知的劣等民族,就象我们先辈崇尚的汉唐人,在退化成为低劣的汉人,他们摆脱不了被统治的命运。最后,待我们牢牢控制了亚洲,德国与美国控制了欧洲,而后合力从两面将独联体一举灭亡。

  整个过程大致需要30-50年。

  所有的中国人:在日本人预谋下一个无耻计划的时候,就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同胞们! 如果您是个爱国者,请转交10个以上您的朋友、同事、……

  ***敬请各位把这篇文章贴到你所知道的任何地方,

  被日本人杀死的4000万同胞将感谢你!!

  无赖的老年日本人根本就不承认侵略过中国!

  无知的年轻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侵略过中国!

  无耻的军国主义者说当慰安妇在当时是一种荣耀……

  我们在自我安慰的寄希望于日本人的良知而他们却认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第三世界在编造故事以敲诈他们的钱财……

  如果你是一个不太喜欢狂热,冒进的温和派,那么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所做的是:把不买日货这个原则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用示威或游行来反对日本可耻的行为我们应在心里默默的抗议日本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对这些错误无耻的抵赖我们只需要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更多的忽视一下日货,能不买日货就不要去买。相信自己,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日本在经济上受到打击,就会使他们不敢再轻视我们的力量,如果你认为自己很狂热,那么可以先看看下面的数据:在世界各地,几乎90%的华人用的是:“日本车”,“日本电器”!!我统计过:如果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停止购买日货,日本每年将损失1000-14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外汇收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源泉和动力!!它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一带动八”,或者说:“损失一份外贸收入,这个国家就要损失八份的国内经济收入!”。

  换算一下:1000—-1400亿美元的外汇受入“等价于”一兆美元—-日本经济的总产值的五分之一(1/5) = 20%!!!所以,如果世界各地华人同心协力,不用动刀动枪,就可制日本于死地!!!而且是永久的死地!!!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曾经集体拒买一家德国工厂的产品,最后导致这家公司的彻底破产!!!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总裁说了一些所谓“理解希特勒”的话!!!现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特别好!!!您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有二:一个是怕—-因为犹太人特别团结;第二个是犹太人的狠—-犹太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杀—–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发现有任何藏匿的“纳粹分子”,他们就一定就会“抓--绑架”,如果实在无法得手,那就“杀”!看看我们中国吧?! “对刽子手的仁慈,无疑就是自杀!”开始行动吧同胞们:50年过去了,还要等吗?!开始行动吧!!从我开始做起!从我家开始做起!!从我的朋友开始做起!!!从我身边的各个组织开始做起!!!!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我想最多10年,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做到!既使能做到一半(50%)。对日本的打击也是致命的!!组织一个全球性的“拒买日货复仇组织”!请在各地“串连串连”,好吗?!同胞们,开始行动吧!可以印些传单,让大家意识“拒买日货”的重要性!“拒买日货”首先要防止被“日本狗”误导有些所谓的“爱国人士”—(其时是被日本秘密收买的哈巴,目地是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结的中华大众),经常提出:拒买日货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轿车,电器里,多少都有日本的零件。所以还是打住吧!“拒买日货就到此为止”是什么用意?!那是因为日本害怕看到中国大众组织起来,进而进行有效的“抵制日货”运动?!

  故而在这个五十多年来首次完全有可能组织其一个有效的全球性“拒买日货”运动时,他们便会迫不极待地跳出来叫“停”!“拒买日货”,并非像他们所说的哪样—- “因为这个计算机里有一个或一些日本零件,我就不买;这电视里有几个日本造的电子器件,我就不要”。“拒买日货”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求全球中国人,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造的货物,如汽车,电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等等!五十多年来,华人一直记恨于日本,但可笑的是却没有一个有力的“拒买日货“组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日本狗从中挑拨分离我们本来就不团结的中华大众!中国同胞们:清醒过来吧!千万不要再被这种人玩耍了!!!

   “拒买日货”的意义

  拒买日货”的意义是巨大的!她能让我们不动一刀一枪就打击了日本,同时又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她能让我们扼制日本,进而让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她能让我们的子孙免遭我们的前几代祖先和我们现代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她最终也能让这个几百年来一直顽固不化,一再屠杀掠夺中国人民的丑陋民族遭受到它应有的惩罚!!!你以为这容易做到吗?绝对不是!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全体中国人慢慢地,逐渐地意识到,然后才能真实地做到!!

  不必要的担心

  1.中日友好根本就不存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现在中日两国贸易总额每年达600亿美元。是不是因为我们全球中华大众对日货的抵制,中国就会受到损失?这是不会的!原因是:a.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是高级奢侈品—我们中华大众可以拒绝;b.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是普通生活必须品—-日本人很难抵制,他们其实是在享受着我们廉价的产品!

  3.另外,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减少对日本产品的过份依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日本参加美国的NMD,其目的就是与中国为敌!!!

  水均益

短道速滑接力胜韩国引起的

作者:黄健翔

发布时间:2010-02-25 22:15:03

原文链接:(不可用)

今天忙了一天,没有就冬奥会上我国短道速滑接力击败韩国夺金在围脖里说话,居然有朋友电话来催我说点儿什么。呵呵,荣幸。

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因为我们战胜的对手在各体育赛场上一贯不择手段举世闻名。更有甚者,2007年亚冬会她们战胜本土作战的我队后,居然当着满 场中国观众打出一标语:白头山(长白山)是大韩民国的领土。对了,还有端午节,还有中药,还有孔子,还有曹操,还有还有……

2002世界杯韩国打意大利是我解说,平静接受因为一切早在意料之中;后来打西班牙,主持人建宏面对黑哨怒批: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第二天人家 驻华使馆提交抗议,外交部这帮怂货居然给转过来了,结果建宏被批。后来通知我们解说和评论不许再谈裁判问题。动用外交渠道抗议他国解说,举世罕见;真的竟 然接受的恐怕也只有我国外交。

最可笑的在后头:世界杯结束后聊天节目里,白岩松居然忘记了纪律提起裁判,我赶紧接话说不是能力问题,看后来比赛都挺好,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不想 恰好被某巨大的官看到,立即电话时任台长点名怒批我“不服管理”。真是别人骑驴我拔橛。台长震怒,我从此上了黑名单。不知那位当时点名的高官现在何处,还 记得此事否?X你妈!

过去读书说晚清落末,于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就纳闷了,怕洋人也罢了,连他妈棒子你也怕,还不如李鸿章袁世凯呢?对我们一小 老百姓抖起威风来那就一个牛逼!我就X你妈!哈韩的风气,你们这样的官员,难辞其咎!

还有呢。2004亚洲杯在我国举办,建宏不幸又解说了一场韩国的比赛,结果人家大使馆又一次抗议过来,说建宏的言语里有不尊重他们运动员的地方。 那场球我从头听到尾,解说没有一点儿毛病,只是因为他们被伊朗队给灭了,找地方出气而已。外交部那帮怂货居然又他妈接受了:他们丫对待棒子无理取闹的态 度,比信访办对待人民的态度好多了。

2006年又是世界杯了,希丁克带个破队遭遇意大利,全世界媒体的话题都是意大利队复仇,唯独我们被告知不许提4年前的事。我只字不提棒子和四年 前,最后照样把气出了。只有健忘的假球迷想不明白而已。惹祸怎么了?惹完还不是得我解说决赛?呵呵,This is it。就是这样。

这玩意也是躲不开,今年,中国足球32年来第一次击败韩国的3:0 ,还偏偏就是本人在新浪给全国网友解说的。我一个退役解说都没错过这样的历史时刻,真是天可怜见。而且,邓卓翔的“翔”,是黄健翔的“翔”!涮肉涮的漂 亮,牛逼!这就是天意!

知道我当初大学毕业时为什么宁可北漂也不去外交部吗?因为柔软度不够。假如我不慎去了,又赶上棒子外交渠道抗议足球解说,我会这么回答:我们认为 我国解说员的解说与评论是公正客观准确的。而且,一个体育解说不代表当局,不代表党。否则西方电视台的解说员非得害得他们的女王或者总统、首相和总理们天 天道歉不可。最后,因为国际公约里没有设计体育解说的相关条款,这不是新闻、社论,建议你们以球迷身份尝试与他交流,不走外交渠道。我们可以提供帮助联系 到他本人并提供场所。

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比赛里赢了他们以后都特别痛快的原因了,其实,围棋界的英雄们同样值得我们致敬,连续灭他们多少年了,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