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难险重勇担当 履职尽责善作为

啥也没得，真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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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难险重勇担当 履职尽责善作为

星期四, 六月 30, 2022

4:2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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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表彰2021年度优秀公务员

5月27日，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2021年度全委绩效考核年终评估和年度考核优秀公务员表彰大会。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高弘杰/摄

“被组织授予三等功，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这个荣誉，是对农经司集体的认可和表彰，更是对每一个恪尽职守、勤恳工作、默默付出的同志们的肯定和鼓励。”郑慧涛作为全委优秀公务员的代表在发言中表示。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历来高度重视干部考核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发展改革中心工作，突出政治标准，突出工作实绩，强化顶层设计，注重改革创新，探索建立了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共通联动的考核机制，全面促进干部提升能力素质、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2021年委机关共评出优秀公务员171名，其中连续三年年度考核评为优秀等次荣立三等功的公务员有18名。

锚定政治标准和工作实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了解到，委党组深入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精神，制定出台《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进一步强化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干部考核工作暂行办法》等制度规定，对考核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政治考核，突出重实干重实绩的考核导向。人事司认真贯彻落实委党组关于考核工作部署要求，研究制定《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公务员年度考核评优工作暂行办法》，不断加强对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专项考核的系统谋划，努力建立精准科学、公平公正、导向鲜明的考核体系。

“细化实化政治考核指标，在全面评价德、能、勤、绩、廉表现的基础上，重点考核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和德才表现、工作实绩，特别是干部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等方面的表现。对政治不合格的干部一票否决。”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80后”博士郑慧涛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优秀公务员，2021年荣立三等功。2018年12月开始，3年来他担任河北省灵寿县南寨乡马家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坚守在脱贫攻坚一线。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是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出新的时代诠释。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公务员，必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恪尽职守、勤恳工作，干出成绩、实现价值。”郑慧涛感叹道。

驻村期间，他全身心投入扶贫事业，走村串户摸实情，建章立制抓党建，修路建桥解民忧，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就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认可。2019年马家庄村实现了脱贫摘帽，2020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超过1.2万元。

“村民跟我说，‘郑书记，我现在能在家门口务工，不耽误照顾老人小孩，每月还能挣几千块钱’时，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对群众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郑慧涛告诉记者，“在委里的支持下，村里修建五人制足球场，当一个孩子妈妈在村民微信群上说，‘感谢你们，让我们的孩子有了城里孩子的童年’时，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对群众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申子杭是价格司的一位年轻干部，2019年~2020年在吉林汪清参与定点扶贫挂职锻炼，2021年他也荣获三等功表彰。

在汪清挂职期间，申子杭推进黑木耳标准化体系建设，协助汪清县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开展县域公共品牌建设，大力推进消费扶贫，推动汪清黑木耳、松子、大米等农特产品上线淘宝、京东、扶贫832等平台，2020年直接帮助销售农产品500余万元。

“过去三年，从基层锻炼参与脱贫攻坚，到回到机关从事价格分析调控，能够在这样的大平台上，干一份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大事业，极具使命感和自豪感。”申子杭告诉记者。

通过在基层的历练，挂职干部回到机关工作明显感到更加沉稳，更加有底气。郑慧涛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重大问题，协调推动实施相关重大项目；申子杭密切跟踪价格总水平和相关产品价格形势，加强前瞻性分析预警，着力开展保供稳价，都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
记者注意到，许多荣立三等功的同志都有在基层锻炼的经历。

“按照委党组要求，评优向基层和年轻干部倾斜。各司局推荐的优秀等次建议人选中，处级以下干部占绝大多数，有的司局优秀等次公务员中科级干部占80%以上。”人事司铁钊告诉记者。

铁钊也在今年荣立了三等功。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按照领导要求，他积极参与起草《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提高组织工作质量的实施意见》《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进一步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全流程参与了上千人次的机关干部选拔任用和职级晋升等工作，创新开发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管理信息系统”，为推动构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干部人事工作“1+N+X”制度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发挥了积极作用。

“司领导一直要求我们在做好干部人事工作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全委中心工作的学习和研究，只有在了解业务司局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知事识人，为精准考察识别干部奠定坚实基础。”铁钊表示。近年来，他主动围绕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大宗商品价格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参与起草报送了十余篇政务信息。同时，结合本职工作撰写的《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识别激励优秀干部的机制研究》获评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3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优秀论文。以“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为标尺在2021年优秀等次公务员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吕侃”。而吕侃却再也不能自己亲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吕侃是环资司的一位处级干部，今年3月因病不幸离世。在岗期间，他勤奋敬业、主动作为，带病坚持工作，为年轻干部树立了榜样。

“2015年下半年，我们曾一起参加了委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吕侃对委里的规划编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都非常熟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而这些意见也得到了领导认可。他经常以老大哥的口吻跟我们讲，‘看到手里的文稿一点点修改完善，从无到有最后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就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肯定。’这也许就是很多发改人的职业情怀。”一位同事在怀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谈起吕侃，环资司的楼鹏康颇为伤感：“我与他一同到节能处后，他作为我们的处长，即使是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依然默默坚守岗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给我们悉心指导，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让我最为动容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处集体到医院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处里的工作进展，时刻盼望着回到工作岗位。他这种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让我们在场的同志纷纷落泪。”

在吕侃的带动下，环资司的年轻干部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发展改革事业中。“环资司承担着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节能减排等重大规划编制、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实施等重要职责，近年来能够直接参与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深入参与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工作，参与起草《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编制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材料，我真切地感觉到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荣立三等功的楼鹏康告诉记者。

记者从人事司了解到，在优秀公务员的评选中，将德能勤绩廉考核内容分解为12方面指标，明晰考核重点，尤其注重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的情况。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更要锤炼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增强勇挑重担、苦干实干的责任担当。

“夜幕里，38号院南楼、北楼的点点灯光，成为心中的灯塔，陪伴自己度过了无数个加班的夜晚。”荣立三等功的办公厅干部韩英回忆起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连轴紧张工作46天无休的时刻。

记者了解到，韩英立足办公厅督查室本职岗位，围绕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持续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打造抓手，有力有效地开展督查工作。“我将以组织的肯定、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认可为新的起点，秉持为落实而督办、为成效而服务的工作态度，自觉把本职工作当作不懈奋斗的事业，始终把个人奋斗成长融入发展改革狠抓落实的生动实践中。”

在对干部的考核中，人事司按照委党组部署，重点向在急难险重任务、艰苦特殊地区表现突出的干部倾斜，以激励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积极担当作为，主动赴条件艰苦地区锤炼意志、提升能力。同时，向绩效考核评优的司局倾斜，对绩效管理评估结果为优秀的10个司局，年度考核评优名额各增加1名，以褒奖先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事司通过多种方式对干部进行全方位、近距离、多角度、立体式专项考核。2020年以来，人事司先后三次走访慰问相关司局，主动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考察了解干部担当作为的实际表现和具体事例；积极联系赴湖北、吉林、上海抗疫一线的干部，及时了解并记录他们在关键时刻不顾安危、冲锋在前、服从指挥、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情况。为考准考实干部，人事司不定期实地走访各司局，多频次了解各司局干部承担的疫情防控任务和具体工作表现。对于考核发现的在疫情防控危急关头“豁得出”、关键时刻“顶得上”、攻坚克难“靠得住”的优秀干部，及时提拔使用，2020年上半年，共有23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有效树立了“有为才有位”的选人用人导向。

规划司一直是谋大事、出思想的地方，每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一些重大规划，都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有幸获得三等功的荣誉，是对过去辛勤付出、有所进益的勉励，离不开领导同事的指导帮助，也体现了委党组和司班子对青年干部的关心厚爱。”规划司干部王政告诉记者，“到委里工作以来，自己不断被‘国之大者’‘星夜兼程’的氛围所感召，在领导的严格要求和悉心帮助下受益良多。”

“十四五”规划《纲要》、城镇化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以及多个城市群规划，王政在参与一个个重大规划的编制中历练成长。

平凡的人生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就会感到人生不再平凡。

就业司陈俊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民生领域工作的干部，先后10余次评为优秀公务员，今年再次荣立三等功。作为共同富裕工作专班成员，陈俊先后起草相关中央文件、重大规划纲要和多篇共同富裕领域重大问题研究报告，在促进共同富裕顶层设计和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中，不断开拓创新、履职尽责、成绩突出。

“面对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发改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用实际行动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陈俊向记者表示。
荣誉激励机制增强干部荣誉感责任感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四川考察调研时指出：“我很高兴地看到年轻人撑起大梁，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样一种事业感、成就感、责任感，好好干。”

记者从人事司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持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探索建立干部全职业生涯荣誉激励机制，多措并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年轻干部努力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撑起大梁。

系好第一粒扣子，责任意识立起来。组织新入委干部进行入职宣誓，面向国旗国徽作出庄严承诺。在新入委干部初任培训中，全面介绍发展改革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职责职能、承担的重大任务、涌现的先进人物，促进干部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豪感。

成长节点添动力，鲜明导向树起来。适时组织新任职干部宪法宣誓仪式，激励干部以实际行动为发展改革事业再创新的业绩。对在急难险重任务、艰苦边远地区表现突出以及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晋升职级，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

重大关头鼓士气，担当精神强起来。印发《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的意见》，激励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全委干部倍受鼓舞。

考核评优奖先进，身边榜样学起来。在全委召开表彰大会，为干部颁授证书和奖章。表彰大会还以适当方式邀请评优干部家属观礼，激发全委干部和家属的荣誉感。

一些优秀公务员在采访中谈到，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年轻干部，时常都有一种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70多年厚重而光荣的历史，来源于委党组一直以来对年轻干部的高度重视和谆谆教诲。

还有一些优秀公务员表示，工作生活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更加全面地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经济的挑战、底气和后劲在哪里，更加紧密地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同心同行。看到新理念替代了旧观念，深化改革破除了利益藩篱，人民美好生活逐步实现，看到自己亲历的一个个政策文件出台后转化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成果，总能感到莫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也更加深刻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当前，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月坛南街38号院里的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在发展改革各项工作中当先锋、作闯将，奋力书写着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记者 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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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毛泽东发现了历史和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大秘密（下）

定下目标、分清敌我、代表利益、军事斗争、一切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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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毛泽东发现了历史和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大秘密（下）

星期三, 五月 25, 2022

11:1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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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上一篇的文章《1928年，毛泽东发现了历史和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大秘密（上）》我们回顾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后以致上井冈山的历程。

按照毛泽东的研究和思考。

他已经正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农民。

或者说工农结合的群众路线。

所以，他的队伍就要代表这群人的利益。

那么，怎么才算代表他们的利益呢？

当然是替他们出头，给予他们真正的利益。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

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说，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很多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在他们的理解里，既然革命主要靠无产阶级完成，那只要有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就越来越强大了吗？

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要手动打造出这样的“无产者“来。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1928年，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的中共湘南特委，制定了“焦土战略”，特委的文件中指出：“……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 “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可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

也就是说，如果老百姓还不够无产，我们就去帮他们“无产”，等他们“无产”之后，自然就会像无产阶级一样革命精神高涨了；同时，还能用这种方法阻击敌人，使得进攻的敌人“无法立足，吃驻不成，不攻自溃”。

岂不是一举两得。

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就是教条主义！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不是有毛病吗？

老百姓是被变成“无产”了，也被激怒了，但是谁把他们变成“无产”的，他们是知道的啊，也知道要向谁去复仇啊。

只可惜，当时很多人的认知就是突破不了。

没办法，历史总是有局限性。

而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能够突破这种历史的局限性，表现出超越历史的眼光和思考。

2

毛泽东的做法与之恰恰相反，他不仅千方百计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帮助他们获得利益，甚至于连被俘的敌人也亲切关怀，不打不骂，发给路费让其回家。

这种做法，被江西的一个师长知道后，得出了一个“杀人诛心“的结论。

但光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不够的，要有军事斗争。

否则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不牢靠的。

比如，马日事变后，原本已经“打土豪分田地”的湖南各地立刻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主豪绅和团防局乘机活跃起来 ，大肆反攻倒算。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在当时一篇文章中描写：“所有各县消息全是土豪劣绅捣毁党部、残杀民众的消息。”

他在另一份报告中 说：“其实农民何尝不要土地 ，只不过因为土劣的势力过高，农协又已消灭，农民过于畏惧而已。就是在这次暴动中，农民不敢起来 , 这个原因也有极大关系，惟恐失败后又遭土劣残杀。”

这就牵扯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擅长搞宣传和运动的，很容易就能把工人农民鼓动和组织起来，但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马日事变前不到1个月,在长沙为了声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湖南省农民协会、总工会、省党部、学联会、教联会、女联会、商协会等在4月26日举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的大示威,参加集会的达到20万人。

参与群众之多,对蒋介石骂得之狠，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声势也十分浩大，会给人一种“民心在我、优势在我”的幻觉，结果不到1个月后，许克祥等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到处大肆搜捕和屠杀，只有梭标和少数破烂枪支而又没有严格军事训练的工人农民立刻被打垮，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跌入低谷。

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 ,不管搞得怎样轰轰烈烈，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是不可靠的。

毛泽东是比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在八七会议上就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 ，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然后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年后，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3

南昌起义，我们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有了自己的部队。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转战湖南、江西，按理说，他既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发动农民斗地主、分土地、分浮财，同时又有了自己的武装，老百姓这下应该支持了吧，革命的力量应该要发生逆转了吧？

然而，现实却十分残酷。

这也就是我在上一篇中写道的，夏明翰和毛泽东同时都观察到现象“群众不积极”“到处冷冷清清”。

你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为了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去斗争。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

但他们不一定就会拥护你。

很奇怪吧？

但这，就是真正的，埋藏于历史和人性深处的秘密。

因为，你想让大多数人拥护你。

还有另一个关键中的关键：你要能赢。

古往今来的起义者、革命者，在失败的过程中，要么两个关键都不具备，要么只具备其中一个关键，只有最少的那些人，才同时具备了两个关键：

1.你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你有意无意地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2.你要能赢。这样的例子，从楚汉相争，到隋唐演义，到明末起义，到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都可以进行举例分析，篇幅原因，我不一一去说明了。

只用国民党为例，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其实还很弱，而北方军阀很强，为什么最终能北伐成功？

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所以百姓箪食壶浆，打到上海的时候，自己就解放了。

毛泽东在分析湘赣地区革命有利形势的时候就说过：在大革命影响下，当时的湖南、江西很多地方都动了起来，农民组织了自卫军，有了这样的革命基础……而像北方的很多地区，哪怕你的理论再先进，百姓再穷苦，你也发动不起来。他特别举出阎锡山和张作霖的例子，说他们是铁板一块。

同时还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伐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特别是叶挺独立团，打出了铁军的称号。

后来的国民党为什么败了？

第一，他已经从革命走向了反动，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欧美列强和买办们的利益，老百姓的死活早已不顾（才能干得出来主动决堤黄河和滥发金圆券等蠢事）。

第二，他已经打不赢了。从兵员素质、战略战术都已经逐渐被我党的军队所超过。

越到后期，这两条关键因素叠加，他败得越迅速，毛泽东原本预估内战至少要打5年，事实上打到一年多，整个结局就已经出来了。

4

而毛泽东当时的问题是，他们虽然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他们打不赢。

不管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都没有实现既定的战斗目标。

于是，影响力终究有限。

举个现代的例子，这就像是当年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早已走在了前面，想得也很远，什么电商、什么直播都想到了。

但是这些公司没有成功，破产出局。

所以，后来互联网的万亿市场，再也和他们无缘。

毛泽东到了井冈山后，开始认真地去分析去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

“必待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

拥有武装是干嘛的？

在大革命失败的那一关键口，是为了保护革命，保存组织。但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最终胜利而存在的。

毛泽东很早就把战争的意义点出来了，打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打仗和目的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才有意义。

这就赋予了打仗的政治使命。

红军要搞宣传，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也就是这么来的。

而打仗，最终目的就是要打赢，没听说过打仗是为了输的（除非战术需要）。

只有打赢了，你才可能有机会发动更多的群众。

终于明白了：

谁赢，他们帮谁。

5

从这里，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逻辑链条终于完成了闭环。

干革命，首先要明确目标任务，反帝、反封、推翻三座大山。

有了目标方向，就可以分清敌我。革命的对象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相关的买办走狗，而所依靠的对象就是人数最多、革命意愿最强烈的广大农民。

要想发挥出农民的力量，就要发动他们，就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要打土豪、分田地。

但光代表了利益还不够，因为如果你没有武装斗争，这样的利益是不牢靠的，甚至会被反攻倒算，所以要有自己的武装，格外注意军事斗争，要打仗。

而打仗，就必须要赢。

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斗争核心思想也就出来了。

一切为了能打赢。

要想赢，首先要能生存。

所以“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用会打枪，只要会打圈”，不搞“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所以要充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矛盾，灵活机动采取诱敌深入、声东击西。

要想赢，就必须要算无遗策，去打获胜概率最大的仗。

所以要“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要“打埋伏”，以多打少“打歼灭战”。

1930年，打下福建长汀的毛泽东，接到了中央的指令，要求他们去打南昌。

如果你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应该会知道，毛泽东他们去打南昌的红一军团只是这次重要指令的其中一部分。

另外还有，红三军团打长沙。

然后，一起和贺龙的红二军团、徐向前的红四军团围攻武汉。

这个战略的名字叫：饮马长江，会师武汉。

我们党早期最头脑发热，也是最牛逼的李立三时代来了。

毛泽东在进军途中还写了一首非常豪迈的诗：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7月30日，抵达南昌一江之隔的新建县，但守敌太强，打不下来。

毛泽东做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分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3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就撤走了部队。

他是不会去打这种没有获胜可能的仗的。

关于打赢，毛泽东还有一个理解：只要能赢就行，不在乎赢得多赢得少，更不要想着一口吃下一个大胖子，毕其功于一役。

要先胜而后战，积小胜为大胜。

所有的这一切都暗合了《孙子兵法》，虽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怎么看过这本书。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先求不败，而后求胜。——《孙子兵法》

这就像是一家创业公司，指望着干一个项目一下子就成了，然后就上市敲钟是不现实的。

但如果创始人能带领团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小胜利，就能让追随他的人产生极大的信心。

也能对那些观望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得道者多助，得胜者也一样。

先求不败，而后求胜。

包括到了朝鲜战场，毛泽东也反复告诫要“慎重初战”，避敌锋芒。

说白了，要打就要打赢，为了打赢，要积累和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和因素。

群众基础，士气，训练，战术，时机，天时地利人和。

这就造成了一个效果，国民党和我们打，要赢一场非常困难，会付出极为重大的代价，但要输，可就太容易了。

这从概率上讲都知道，肯定是越打越容易失败，而按照我前面说的理论，你越败，就可能有更多人转头跟我们走。

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期国民党内部有那么多“共谍”了吧。

因为，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开始“望风景从”了。

民心这种东西很奇怪，你光是对他们好其实是不够的，你还要能让他们相信你能最终获胜。

6

毛泽东自己能多次峰回路转，也是因为他能赢。

最典型的两次，红四军把他选下了领导职位，被下级给免了职，去闽西养病，后来天天打败仗，没办法，只能把他又请回了。

博古等人到了中央苏区后，又免了他的职。

毛泽东有很强的组织意识，你让我靠边，我就服从组织安排靠边养病，哪怕这种决议是不合理的，我也先执行。

与之相反，张国焘稍微有点实力，就要和中央叫板，而且是在中央长征浴血奋战，好不容易觉得找到了同志的时候。

那种背叛自己人的寒心，反映的本质就是组织意识淡漠。

有人曾经分析，说第五次反围剿，即使是毛泽东领导也会失败，因为国民党确实有备而来，敌我实力差距太大。

1.历史不容假设。但客观来讲，毛泽东领导不一定会失败，因为还有很多有利因素，特别是福建十九路军起义，对国民党而言，完全是黑天鹅事件，当时如果能利用好，搞个“里应外合“，打赢几场大仗，以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很可能就直接分崩离析，解放战争都不用打了。

2.在毛泽东带领下，就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不成功，也不会如此惨败，特别是长征初期，搬家式跑路，血战湘江死伤那么惨重。事实上，如果不是长征带着毛泽东，在很多关键时候，毛泽东不顾自己已经被边缘化的身份，完全出于公心地找人出主意，提意见，中央红军能不能走到遵义都难讲。

而到了遵义会议，不谈政治问题，解决的就是军事问题。

你打不赢，你说什么，别说代表马克思了，你就是代表上帝、佛祖、耶稣也没用。

遵义会议后，博古还不愿意交权，周恩来劝他，用的话，也很经典，说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他说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老毛是懂中国的，共产党一切为了胜利，谁能胜利让谁上。我们一起辅助他把事情搞成。

这之后的红军到了毛泽东手上，“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后，国民党的大部队基本上就只能追在红军身后吃土，连个衣服都摸不着。

博古后期，也成了毛泽东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在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也坚决维护毛泽东，也是因为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

写这篇文章花了很长时间，找了很多资料，其中关于：定下目标、分清敌我、代表利益、军事斗争、一切为了胜利的逻辑链条，是我自己研究推测的，仅供大家参考。

事实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创业，其实根本的逻辑链条也应该是这样。

而为了让这篇文章更经得起考验，我决定再多说一点。

既然一切为了打赢，那如何解释我们后期放弃延安？

要知道，在古代，任何一次起义运动，只要被攻入首都基本就可以宣布失败了，包括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

我理解，因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我们，已经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要全盘胜利了。

偶尔输一次，把延安让给你又如何？

我们要的是全国的胜利。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赢了很多次，内部已经建立起来必胜的信念，老百姓也都知道了你的实力，哪怕是偶尔的一次失利都不会影响到民心，何况是这种为了最终战略，故意漏出的破绽呢？

要知道，我们让出延安的同时。

可是在别的地方，不停地打胜仗啊。

这已经是从战术上的“赢”上升到了战略上的“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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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毛泽东发现了历史和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大秘密（上）

定下目标、分清敌我、代表利益、军事斗争、一切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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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毛泽东发现了历史和人性中隐藏最深的大秘密（上）

星期三, 五月 25, 2022

11:1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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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这篇文章有点长，也很精彩，是我这几个月没有更新的呕心沥血之作，因为太长，为了方便阅读，特分为“上下”来发，下一篇将在周三发布。

关于备用号的事情我已经无话可说了，累了，大家凭感觉关注下这个号吧。

另外，为安全考虑，近期暂不开放留言，想要和我留言沟通的，可以用最新的私信功能。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7年6月，上面这首诗里的“夏明翰“被中央安排到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一个月后，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之后他到湖南，开始准备和领导秋收起义。

而夏明翰也在这个时间参与发动秋收起义。

一开始，大家还是很乐观的。

所以秋收起义的最初目标是打长沙，一共分了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大家满怀信心要拿下长沙。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三路起义军，三路受挫，连长沙城的边都没摸到，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全师5000多人也就剩1500多人了。

想以千把人的队伍继续打长沙，那不是打仗，是送命。

面对困境，毛泽东不顾中央要求力排众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长沙，不给正磨刀霍霍的国民党“送人头”，而是退到一个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地方，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上山。

关于上山的想法，毛泽东可能由来已久。

192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可行的两条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八七会议两天后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时，再次提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上山可能不是问题，但上哪儿的山是个问题。

我在看书的时候发现，其实早在1927年1月，毛泽东为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湖南衡山考察，当地一位妇女干部张琼，就向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她的表兄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曾经上井冈山躲避了几个月，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还有土匪盘踞，是那些土匪庇护了他。

到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准备按中央原定策略打长沙前，毛泽东曾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问大家：“如果起义失败了，我们该去哪儿？”

当时起义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如果失败了，就去井冈山，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我的两个老庚就是那里的头领！”

走，上井冈山！

2

关于井冈山的故事，我们后面再找机会详细地讲。

这里先说说去井冈山的路上。

士气非常低迷，很多起义士兵偷偷就跑了。

这也容易理解，对一个士兵而言，队伍打了败仗，现在要上山，还有没有未来和前途啊？

于是，毛泽东决定给他们讲个段子。

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发表演讲，讲出了“小石头砸烂大水缸”的经典段子。

毛泽东用缓慢而充满力量的语气说：“我们现在只有1000多个人，而国民党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一块坚硬的小石子，蒋介石是一口大水缸。不管水缸再大，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打得勇，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让他漏水。我们现在有工人、农民和士兵，一共有三根手指头，而蒋介石就是个兵，难道三根手指头的打不过一根手指头吗？”

这次讲话，史称“文家市转兵”，它代表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伟大战略的开始。

但毛泽东不知道的是，当时有一对刚十岁出头的表兄弟正爬在学校的围墙上看热闹，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因此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命运。

在过去的人生中，这两兄弟从没见过上千人武装力量如此宏大的场面，更没见过一个面对众人能如此激情讲话的人。

这对表兄弟的母亲是堂姐妹，表哥14岁，表弟12岁，他们都是湖南浏阳文家市本地人，是在里仁学校就读的学生，也是同班同学。

在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后，两兄弟想尽办法参加了红军。

表哥名叫杨世峻（后改名杨勇），曾在长征期间参加了金沙江、大渡河、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争。

建国后，杨勇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

1955年，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

表弟名叫胡耀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后来，他有个更为知名的身份，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多年后，在表兄弟俩功成名就之时，二人还能非常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并多次给身边人讲“小石子砸烂大水缸”的故事。

3

秋收起义失利和文家市转兵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面说过，其实起义前，大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没想到一打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特别是革命军的战斗失利以后，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老百姓其实都在观望。

在文章的前面，我之所以会提到夏明翰，是因为他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曾经发现了这个真相。

1927年9月，为了调查秋收起义失利的原因，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夏明翰对任弼时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相反，红军取得若干胜利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想明白。

因为，之前北伐运动的顺利，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

以为只要你是革命的、正义的，你振臂一呼，老百姓就会跟着你走。

比如，自北伐军以武力驱逐湖南军阀以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当地农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

所以，当时的毛泽东曾乐观地预言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但显然，当时的毛泽东还太想当然了。

直到，从秋收起义之后的失利，才让他真正开始去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历史和人性深处的秘密。

在这之前，我们先说下夏明翰烈士最后的结局。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于是，夏明翰写下了本文开篇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今后将会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4

夏明翰牺牲的1928年，毛泽东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成功在井冈山上安了家。他开始有时间，深入地总结和思考，这段时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1928年11月，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在报告里他谈到的现象，和夏明翰曾经向任弼时谈到的情况如出一辙：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这和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火热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还是革命性比较强的农民群众，至于中间派的表现则更为直接。

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

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1925年，毛泽东曾经思考过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说白了，你要革命，你首先得弄清楚你要革的对象是谁，靠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他据此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毛选》几卷的开篇之作。

那么，在中国要想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靠谁呢？

当时的党中央认为，要靠工人。因为苏联已经打了一个样了嘛。

而毛泽东直觉的认为，应该要靠农民。

对此，当时中央的负责人表示：开玩笑呢吧，一边玩儿去。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毛泽东专门跑去搞了一次调研，其成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认为，革命是要靠人才能完成的，你想要借助谁的力量，就要代表谁的利益。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贫雇农，就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用“大数据”分析出的：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他们人数最多，革命的意愿最强烈，他们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里那个“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道：“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

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可以说，北伐战争之所以进展那么顺利，和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是分不开的。

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上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

发现这一点的毛泽东异常兴奋，从此后，他将所有的经历，全部用在了对这个的研究和宣传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其他高层还认识不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马林通过观察后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没啥用“。

党内对农民运动真正高度重视的，除了毛泽东，也就彭湃等寥寥几人。

既然单纯地“说”改变不了什么，那就直接“干”吧。

所以，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才会坚决地申请到地方去工作，到群众中去。

因为，他要和真正能改变中国的革命力量在一起。

他要去实践他的这一发现。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思想需要掌握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

这之后的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

然而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失利而上井冈山。

但就是在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这段历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另一个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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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王沪宁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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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王沪宁

Saturday, June 11, 2022

4:53 PM

已剪辑自: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19378.html

虎嗅注：王沪宁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以不到30岁的年纪成为复旦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34岁成为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并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1995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今天（10月25日），王沪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1994年，39岁的王沪宁尚未从政，还只是一名教授。他以“读书人”自居，最大的爱好是在凌晨时分看书、看电影。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那个局外人”，作者风清扬。

1994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39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90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1994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

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3月10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了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譬如《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对主权概念的挑战》、《民主的困惑》、《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革命后的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二项探索》、《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社会与政治》、 《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刚刚带领复旦大学队夺得了全国闻名的辩论赛冠军，于是他花了一些时间创作和修改《狮城舌战启示录》，这次辩论和这部作品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名气。

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看电影和娱乐

王沪宁会在日记里记下看过的电影，写三两句感悟。电影以外国的居多，尤其是法国电影，这可能与他本科学习过法语有关。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部电影《ALIEN》，中文翻译成《异形》，他饶有兴致地记下了电影的大致内容。10月19日凌晨，王沪宁看了《辛德勒的名单》，让他震撼的地方，不仅仅是“电影的艺术性和技巧性，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

他也看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1994年他大约看了十几部电影。难得的是，有一部叫《过把瘾》的国产电视剧在日记里出现了两次，可见王沪宁对这部剧的“追剧热情”，看到电视剧里“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丈夫和妻子的矛盾”，他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后来看到结局，男女主人公重新结合在一起，王沪宁感叹道：“凌晨看《过把瘾》最后两集，看出一些光明和辉煌来。人生不能总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社会也不完全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人。一切是那样自然，很感人。虽然是不超常的路子，但却是普通人最需要的路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需要的生命的光明和辉煌。”

2月8日是除夕，王沪宁和家人放了一千响鞭炮，岁末年初会生出一些感慨。感慨之后，他玩了一种叫“大富翁”的电子游戏，“玩了一会儿，又是买地，又是炒股，又是建筑商场，最后破产，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里。”

思维的乐趣

思维的乐趣常常见诸王沪宁的日记里，他有时候会从生活的小事里发现乐趣。比如有一天有人给他一张黑白点密密麻麻的纸，说是一张三维画，他发现认真盯着看的时候，全无感觉，模模糊糊看的时候，真的出现了三维图。于是他感叹“人往往会迷惑的，越集中精力越迷惑，有时散漫一些，反而不会糊涂。”颇有点中国哲学的意味。

王沪宁经常逛书店或书市，他看到市面上的学术著作销量很小，由此思考精神层次的消费需求与阶层收入的关系；看到国际女篮锦标赛，最后中国女篮以一分优势战胜澳大利亚队，由此思考一国国民心理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人请客吃螃蟹，点了一只要200元，没什么能吃的，他直到吃完饭，也没有想通为什么那只螃蟹值200元；他听到一首流行的歌曲《同桌的你》，想到“只有刚刚走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觉。少年时代的情感，大概是最令人珍惜的，因为比较纯洁”。

王沪宁偶尔也写写诗，或是园中散步，或是登高望远。某天散步的时候，王沪宁看到院子里的果树一片生机，花开的烂漫，“在这里面散步，不由得思想深沉，可以远思”，他随即写了一首诗，有几句是“楠木屋中古人吟，桃花园外村夫行。慢手推窗送晨色，方知星辰向南行”。夏天去北戴河开会的时候，登山海关，看到天下第一关残存的历史感，他也来了诗兴：一关国门龙头竖，万里胸襟碣岩留。汹浪古来卷败旗，长城何日断海流。

生活的乐趣有很多种，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上的，一类是精神上的。思维的乐趣属于精神上的乐趣，其内涵是思考并快乐着，能享受这种乐趣大概门槛是非常高的。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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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这么慢，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

存在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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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玩实验室作品

首发于微信号 酷玩实验室

微信ID：coollabs

“堂堂一个大国企，中国邮政慢死了。”
在网上，有人抱怨中国邮政，“中国地大物博，一周连一个省都出不来”。

有人气到控诉，为什么中国邮政还没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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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干脆取名“邮政今天倒闭了没”。

不知道中国邮政看了这些作何感想。

也许它顾不上理会这些问题。
中国邮政很忙，它可能还在没路的地方赶着驴，在山沟里蹬着车，在小河里划着船，忙着把四通一达不愿意送的快递，送到收件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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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邮政公众号
顺便在最新一期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拿了个101位，阿里巴巴也就排182位。

中国邮政会不会倒闭？

先说答案，不会。
中国邮政不仅不会倒闭，他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牛逼。

1
4.2元，够做什么？
一杯豆浆，一个肉包子，顺着食道呼噜噜灌下去，根本吃不饱。
但在中国邮政，4.2元可以把一封挂号信从一个地方，寄到另一个地方。

根据地区和重量会有价格波动，基本不超过10元
不管狂风暴雨，不管寒暑节日，不管距离多远，不管消耗多少人力物力。
南至三沙，北至漠河，高至珠峰，甚至是太空，只要一个邮编，中国邮政都能送到。
四通一达谁敢做这样赔本的买卖？
在电商的运费模板里，有一个偏远地区的选项。
这里的偏远地区，包括新疆，西藏等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有时候也包含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
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如果网购，每单可能要多花2-5元不等。
相比包邮区，要多花15-30元不等。

某快递公司收费对照表，不到的地方需要EMS

甚至有的地方，花钱也不送。
除了邮政。
一份中国邮政2018年的年报显示，邮政有营业网点5.41万个，便民服务站35.5万个，村邮站10万个，服务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100%，其中74%的邮政所位于农村。
配送到这些地方，可能得赶驴车，可能得划小船，可能得穿雪山。

在川藏线康定至德格路上，有一条全国最危险的邮路。
这里起步就要翻越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弯多路险。
在最险的雀儿山路段，道路最窄处不足4米，仅容一辆大车缓慢通行。

夏天，这里常会发生塌方和泥石流，车胎碾过碎石路，一不小心就会爆胎。
冬天，气温最冷的时候在零下40℃，道路被冰雪覆盖，积雪有时将近半米多深，如果再遇上“风搅雪”，狂风卷起漫天雪花，在弯弯曲曲又结冰的山路上，即使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不敢贸然行动。

遇到雪崩被困山上也是常事，寒风裹着冰雪碴子，像刀子刮在脸上，不到半小时就会冻得失去知觉。
就连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条距离死神最近的路。
但这条“离死神最近的路”，康巴汉子其美多吉跑了30年，行程14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5圈。

除了恶劣的环境，其美多吉和狼群对峙过，也被歹徒砍过——身中17刀，左脚骨折，肋骨断了4根，胳膊和手背上的筋也被砍断，头上被打了个大窟窿。

冒着生命危险，这条路值得吗？

多吉说，“我小时候，高原上的车很少，在我家乡，第一份报纸是邮车送进来的，第一份中专生的录取通知是邮递员送来的……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希望。”

没有经历过不通音信的人，不足以谈快慢。
所以，就算一个月只收寄一个快件，这条邮路也不能断。
对中国邮政来说，这是一种责任，赔钱也得做。
事实上，中国邮政赔本的生意多了去了。
1985年2月20日，白茫茫的南极菲尔德斯半岛上，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南极上空飘起五星红旗，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南极长城站正式建成。
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一家地球之底邮政局——中国南极长城站邮局。

邮局设在长城站的工作楼内，工作人员是科考队员兼职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办理航空信函和集邮业务。
长城站邮局一共收寄了698封邮件，所有人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那个珍贵的南极邮戳。

当时，航空邮路还没有开通，邮件要等两个月后，才能搭上返程的向阳红10号船，送回上海，然后再封发到国内外。

为了一枚小小的邮戳，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买卖划算吗？
对中国邮政来说，运营长城站邮局不考虑性价比，它考虑的是“意义”。
实际上，在南极考察站设立邮政服务机构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通过邮政记录、展现南极考察的历史，是一种国家话语权的象征，也是一种保证：
中国主权延伸到哪里，中国邮政的普遍服务就提供到哪里。
所以，在海拔5200米人迹罕至的珠峰大本营，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邮局，珠峰邮局。

最早的珠峰邮局是个帐篷

为纪念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中国太空邮局正式开通。

太空邮局的局长是杨利伟图/网络

在海南西沙群岛，有三沙邮政局。

今天，当我们吐槽邮政快递的时效性的时候，别忘了，它曾经用“亏本”的生意，覆盖了中国人的主权领土。
只要地址存在，就会把快件送到。
在中国，这样的快递只有两家。
一个是中国邮政，另一个叫东风快递。

2
你有多久没提笔写过信了？

大概已经久到忘记。
那邮政的信函业务是不是可以取消了？
不可以。
只要还有一个人有寄信的需求，信函业务就不会停。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
国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邮政普遍服务，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这个普遍服务，由国家规范，由“国家队”中国邮政具体实现。

和公共交通一样，这条邮路不赚钱也得跑，物流业务赔钱也得干，不计成本。
所以快递涨价了，邮政还是那个收费标准。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法院的传票公文，机关的机密文件，这些不会放手给其他快递配送，哪怕赔钱。
一个快递，如果没有成功妥投，其他快递会将件原路返回，但邮政会等15天，每天联系一下收件人。

所以马上要到春节，四通一达的快递陆续停运了，但邮政还在营业。

中国邮政的24小时是这样的：
早上6点，300万份《人民日报》完成印制，在全国数百个分印点完成装车

7点，20万邮政车在晨光中出发，唤醒城乡间的邮路8点，中欧班列满载着跨境电商邮件驶向德国汉堡9点，中国邮政5.4万个网点已经对外营业10点，23万名邮递员走街串巷，将邮件送到收件人手中

11点，邮储银行信贷员走访小微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12点，部分偏远地区，无人机向村落运送包裹、邮件

13点，中邮证券分析师正在帮客户进行投资分析14点，中邮保险工作人员在路上帮助客户处理理赔事宜15点，全国700多个主题邮局里，游客正在挑选各式文创产品16点，邮政投递员正在将爱心包裹送往贫困地区学校孩子手中

17点，200公斤装载量的无人投递车在雄安新区试验运行18点，邮政客户经理和农户一起，将当天的农产品订单打包交寄19点，警邮合作项目邮政专员整理核对次日将交付车主的数百个新车牌号20点，数千名客服人员仍守候在电话旁，帮助客户解难答疑21点，邮政科研院工程师正在检验新一代邮政绿色包装22点，线下智能终端机在线服务平台仍在守候用户的到来

23点，软件工程师正在加班，开发新一代邮政在线业务系统平台24点，亚洲最大的快件集散中心南京集散中心开启新一天的繁忙工作1点，大洋彼岸的邮政海外仓，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理货2点，邮政指挥调度中心仍在实时监控全国邮件处理中心生产和网络安全运行

3点，邮政银行信息系统维护人员巡查机房，保障系统安全运营4点，北京邮票印刷厂里，纪念邮票正在加紧印刷5点，32架邮运飞机，迎着曙光飞抵全国各地

365天，天天如此。

3
今天，物流业务应该不是中国邮政最赚钱的业务，但却是挨骂最多的业务。
慢、服务态度差，外界对它最坏的印象，成了对它的最终印象。
甚至觉得，邮政怎么还不倒闭？
这种印象植根于几十年前。曾经的中国邮政，是一个国家实行喂奶式补贴的巨人
到1998年，邮政亏损金额高达179亿元，位列全国各行业之首。
巨额的亏损背后，是邮政颇为人诟病的“政企不分家”式的管理——一方面，邮政资费由政府统一定价，不赚钱，另一方面，垄断式的国企地位和长期的“喂奶抚养”也让邮政不思进取，业务在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
为了摆脱这种畸形管理，1998年年4月，邮电分营开始实行。

邮政局负责信件、物流、汇款，汇票，电信局负责电话、通讯、互联网等业务，分开经营，各谋发展。
看业务也知道，邮政赚钱的路还很远：物流不发达，信件不赚钱，而电信业务正在爆发。
用一个大哥大能解决的问题，估计没人愿意寄情书。

脱离了电信的供养，邮政的亏损由国家接手。
1999年，国家出台了8531计划，分4年给邮政造血，分别补贴80亿元、50亿元、30亿元、10亿元。
那一年，顺丰正依托华南地区向全国布局物流网。那一年，申通的网点还只有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那一年，韵达快递刚刚成立。那一年，远在杭州的马云成立了阿里巴巴。
电商的蓬勃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邮政一条明路。
所以那一年，一直垄断却从不讨喜的邮政开始自己造血改革。
以前，邮政除了电信这个兄弟，还有几个“亲儿子”，分别负责物流、邮储、集邮、函件等业务，兄弟之间的发展盈利状况也不尽相同。

有的能赚钱，有的在赔钱，有的像个小透明，有的还挨骂。
所以，邮政的改革路，分两条路走：
一方面，邮政统筹全局，在各业务之间协调共进；另一方面，不同业务板块内部实行深化改革。
赚钱的金融方面，银行、保险、证券多管齐下，赚钱赚钱赚钱。

最具争议的物流方面，被吐槽龟速的邮政快递划分为标快、快包、国际、合同物流几大块。
为了摘掉“慢”帽子，2018年中国邮政还搞了一个长三角区域互寄邮件“提速大会战”。
加快。

截至2019年3月底，长三角区域内快递包裹次日递率达85.5%，比提速前提升34.6个百分点；区域内标准快递次日递率达93.5%，比提速前提升了11.8个百分点。
传统企业的改革，是从人员到管理再到制度的洗牌，是对几十年经验的彻底厘清和从头来过。

但就像海尔张瑞敏说的，自杀重生，他杀淘汰。
2001年，中国邮政终于在扭亏为盈，实现盈利6085万元。

2003年，国家不再给邮政补贴，因为它自己会造血了。

就在2019年12月28日，中国邮政再一次改制，从中国邮政集团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据分析，改制是为了中国邮政整体上市和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四大板块分别上市做准备。
而分别上市，意味着各业务的盈利能力，已经足够强。
我可能不太懂这些，但我看到的是：
一家百年企业，已经走入市场，准备好正面迎战它年轻的“敌人们”。

尾声
文明始于邮政。
自古以来，邮政作为紧依道路的信息传输系统，一直是国之命脉，承担着信息传达、货运中转传送的功能。
比如那场著名的“烽火戏诸侯”，因为忽视烽火台的作用，加速了西周王朝的灭亡。
比如八百里加急传送的军情。
比如抗战年代永不消逝的电波，架起了信息传送的天桥。

天南海北的邮局，联通的是一个个小小的个体，承载的是一个国家厚重的责任感。
有中国邮政，你的通信，就有保障。
一组数据说明邮政的现状：
今天，邮政旗下员工超过93万名，是世界上员工数第三多的企业，仅次于沃尔玛和中石油。今天，邮政有32架货运飞机，292辆火车邮厢，7.1万辆邮运汽车，9.2万台智能包裹柜、2.5万条邮路，5.4万处邮政支局所，60余万处便民服务加盟点、600多家主题邮局。
庞大的数据背后，是一代代邮人组成的中国邮政，他们辐射了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支撑起信息传送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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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它有时候会慢一点，但穿行在山间水路里的邮政绿，让我觉得安心。
我知道，不论我在哪里，都有人在我身后。
他们的肩章和背包，承载了文明的重量。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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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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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剪辑自: https://mp.weixin.qq.com/s/ejZiGfxVTcOKssCet01SVQ

“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1922年秋，上述信件的“女主角”收到了她的爱人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写有一句特殊的爱情誓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想必岛友们已能猜到，这对不同于常人的、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伴侣，正是周恩来与邓颖超。

在战火硝烟的考验中，在对人民与国家的无私大爱中，他们演绎了一段人间真正可称是“浪漫”的爱情故事，超越了世俗与时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

侠客岛和学习小组联合策划的“初心家书”栏目，今日特为诸位奉上二人间的两封家书，朗读者分别是著名演员、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以及来自北京的学习小组“组员”张泽青。

一起来“听”这对革命爱侣的心声。

1947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因革命工作需要而天各一方。周恩来望月怀人，写下了一封文笔优雅、情意绵绵的家书。在倾诉思念之情的同时，周恩来不忘鼓励邓颖超学习农民身上健美、淳朴、坚强的优良品质。

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长期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邓颖超陪伴在他左右。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患病住院，直至7月13日出院。

从下面的这封信中，我们能感受到妻子邓颖超对丈夫病情的担心着急，也能感受到她因丈夫病情好转而激动高兴。邓颖超写好这封信的落款后，还不忘提醒周恩来询问医生出院前能否下地走动，体现了她对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革命者的“浪漫”，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来：

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念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　　真的，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特别是在前一周，焦虑更冲击着我心，所以，我就不自禁地热情地去看你，愿我能及时地关切着你的病状而能助你啊！

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过去虽不应夸大说度日如年，但却觉得一日之冗长沉重——假若我未曾去看你的话。我希望这几天更快地度过去，企望你，欢迎你如期出院。我想你一回来，我的心身内外负荷着的一块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将是怎样的快乐呢！

明天不来看你，也不打算再来，一心一意地在欢迎你回来，我已在开始整洁我们的房子迎接你了。现仅提你注意，出院前定要详细问下王大夫，以后疗养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勿疏忽为盼！白药已搽了么？是否还分一点留用？我拟明晚去看乃如兄并送药给他。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颖妹手草

七·七前夕

最好在出院前一二日试下地走动走动为宜，不知你以为如何？望问王大夫！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目睹日俄战后中国东北的境况，小学时代的周恩来发出了坚定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岁，从南开中学毕业赴日本留学，周恩来给同学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这句话，周恩来践行了一生。

而在天津读书期间，邓颖超就发出了“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亦是邓颖超非常喜爱的一句诗。

共同的革命事业，使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他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这段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足以让我们后人长久地称道与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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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联合“第三世界”的大手笔：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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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联合“第三世界”的大手笔：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

星期五, 六月 10, 2022

1:04 下午

已剪辑自: https://mp.weixin.qq.com/s/zngxeKWQCEFan7_BgIxEyg

文 | 赵清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上周的文章《新中国如何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崛起？看毛主席与斯大林、杜鲁门之间的三方博弈》中，我们讲到在“枪手博弈”的局势里，毛主席巧妙的使两个超级大国互相牵制，从而使新中国有了崛起空间。

接下来，新中国要发展自己，就需要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以抗衡“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这篇文章便详细讲了整个联合的过程。

事实上，这篇文章早在我们公众号上发表过，为了让各位加深印象，特意结合之前的文章再发一次。让我们再次领略毛主席世界级别的大手笔。

1

大约500多年以前，世界还是相对隔绝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几乎不受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影响，只受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影响。

直到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开启了“海洋时代”之后，整个世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492年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等地，之后又三次西航，抵牙买加、波多黎哥诸岛及中美、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

1519年9月–1522年9月，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带领船员们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一周的航行。

……

不管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还是其他航海家的壮举，这些消息都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从原本的孤立状态连为一体，原本地理位置很远的土地上也可以有他们的足迹，世界上还有很多资源等待着他们开发。

自此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加入了“海洋时代”的行列，人们增长了对世界的见识，更增长了对财富永无止境的欲望……

从此，欧洲各国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人性深处的贪婪被无休止的释放，各国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开始不择一切手段，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进行掠夺和占有，其中受影响最深的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简称“亚非拉”。

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各国在亚非拉地区争先恐后的建立势力范围（即“殖民地”），以血腥镇压、奴隶贸易、资源掠夺等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却给亚非拉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血和泪……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欧洲称霸世界的局面形成。

1876年时，英、俄、法、德四大国殖民地总面积为4040万平方公里，人口27380万；到了1914年，殖民地面积为644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为49450万，其中：

整个非洲大陆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都以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亚洲的中国、土耳其、波斯等国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半殖民地；

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区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都已经欧化。

当时间进入20世纪时，整个世界却风云突变，时代的洪流冲垮了封建君主制的堤坝，不少王室在革命的怒潮声中仓皇逃离。

尤其在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的实力强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世界的格局开始重新洗牌……

在国际乱局之中，一些老牌强国的实力被严重削弱，无力再维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这对原有的殖民体系而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殖民体系再也难以恢复到二战前甚至一战前的状态。

于是，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有了反抗的能力，纷纷展开了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

据统计，截止1990年全世界有180多个国家，其中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是二战之后独立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中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为什么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最引人注目的呢？最起码有三个重要原因：

其一，中国民族独立涉及的人口最多，范围最广。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人口占人类总数的1/4；

其二，中国在军事方面不畏强权，毫不动摇的捍卫民族利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1年后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敢于正面硬刚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而且不落下风；

其三，中国在经济方面能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建国后，中国虽然非常贫穷，但发展经济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绝不依附于任何其它国家。

对于亚非拉地区渴望民族解放的人们来说，以上三个原因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们将中国当做榜样。

自此，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成为了整个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座灯塔！

1960年11月17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到北京，并在2天后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面。据随身翻译说，这位名扬天下、见惯了大场面的革命狂人却非常紧张，因为他即将见到崇拜已久的偶像：

“最近我在写一本书叫《游击战》，里面是我个人打仗的心得，但精髓却是毛泽东同志的战争智慧，我在毛主席面前，要像一名小学生一样聆听导师的教诲！”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接见使我很激动，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当然，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缩影，整个世界上拜读中国革命相关著作的人绝不在少数，他们都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奉为瑰宝。

如今，当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回看中国革命的历程时，会清晰的发现有一条战略主线贯穿始终：

农村包围城市！

为什么要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呢？

这还要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起，文中一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详细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现状及特点，最后得出了结论。

简而言之，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发现少数人占有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而绝大多数人却缺乏资源，所以就要联合绝大多数人来斗争少数的人。

那么，绝大多数人是谁呢？毫无疑问，是农民！

农民都聚集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在农村！

另一方面，这些少数人都聚集在哪里呢？很显然，在城市！

一旦将战略重心放在城市里，那无疑将失去“朋友”的资源，反而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所以这条路一定是死路。

只有将战略重心放在“朋友多、敌人少”的农村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当壮大到一定程度上时，“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意图自然就达成了。

当然，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已经清晰的写在了《毛选》里，再说下去就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99%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建国后中央领导集体再次面临了相似的局面，一场规模更加宏大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部署即将展开……

如果说建国前的“农村包围城市”是整个中国的范围，那么建国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整个世界的范围，形势更加严峻，涉及面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虽然史册上并没有将这次战略部署称为“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也并没有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路再写一篇《世界局势各地区的分析》。

但建国后我们遇到的国际局势与革命时期出奇的相似，中央领导层做出的决策也是出奇的相似。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世界局势：

一方面，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抢夺更多的世界资源，争取更多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都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人数众多但占有资源稀少，都比较贫穷。

这像不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的情况？如果按照“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进行划分的话，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二战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愿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短时间内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直接用“敌人”来定义美国和苏联，但起码不能采取“依附”于两个强国的态度，绝不能受制于人。

对于“依附”所带来的后果，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清楚：

早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正是采取依附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才导致上万名共产党人丧命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血淋淋的教训换来了一个真理：

任何时候都要独立自主！

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广大民族解放者来说，更是不可能采取“依附”的政策，因为一旦依附就要仰人鼻息，唯他人马首是瞻，这不又回到殖民地时期了吗？几百年来，亚非拉地区一直沦为殖民地，人民流的血难道还不够多吗？

所以，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意愿最强，革命性最强！这像不像是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最强”的论断呢？

既然局势与建国前出奇的相似，那么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很显然，也是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地区在哪里呢？先来看看世界局势：二战之后美苏两国形成了“冷战”的两极格局，并分别在欧洲形成了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二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对抗。

如果引入“城市”和“农村”的概念，那么欧美地区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下，属于“城市”的范畴，显然不是统一战线的重点地区；哪里才是重点地区呢？很显然，亚非拉才是“农村”的范畴。

这就是为什么，就连拉美地区的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这样的人物，也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革命经验；这也解释了之前所说，更大规模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到底是什么。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集体就开始着手全面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斯大林派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政策时，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方针。

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

主权独立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底线！1972年1月，毛泽东回复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的口信时说：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一切妄国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那么，中国该以什么方式处理外交关系呢？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最早由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提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建国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经过详细调查分析之后，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按照同样的思路，建国后毛泽东也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各个国家的属性进行了划分，那就是“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月25日，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利害分析，论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是“可争取的力量”。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再次通过利害分析，论断“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可争取的力量”：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大家看看，思路是不是出奇的一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几次重要发言。

周恩来提出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与会成员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十项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杰出表现，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

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就是把主要需求一致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即使各阶级在其他方面产生一些摩擦，那也属于“非对抗性矛盾”，要以“统筹兼顾”的方针来处理；

此次万隆会议，亚非各国的主要需求也是一致的，都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那么即使在其他方面有摩擦，那也要秉持“求同存异”的方针。

大家看看，思路是不是再次一致？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智慧不局限于中国，不局限于革命年代，更是适用于世界范围，适用于任何时期。

万隆会议有力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启了“南南合作”与“不结盟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

所谓“南南合作”，就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

所谓“不结盟运动”，就是针对当时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严重对抗殃及广大中小国家的情况，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它秉持“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包括了近2/3的联合国会员国，绝大部分是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的55%左右。

5

既然世界局势已经清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战略方向也已经明确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切实的行动了。

尤其在二战之后的特殊时期，整个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不可阻挡，就像当年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一样，中国也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对于二战后在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了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

他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在亚洲，中国做出了行动：

在1950年10月–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出兵援助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再以越南为例，建国后，为了支援他们打败法国，中国派出大量军事顾问团，以成熟的战法指导他们抗击殖民者，最终在1954年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逆转了战局。

10多年后，当美国再次来到越南时，中国给美军定下“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的要求，这使得美国打得非常憋屈，最后也只能铩羽而归！

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

在非洲，中国做出了行动：

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毛泽东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

1958年10月，非洲国家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不少非洲国家和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如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把斗争进行到底，他们的领导人也多次到中国访问，学习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技术，中国还提供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所必需的武器。

据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且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

……

在拉丁美洲，中国做出了行动：

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古巴住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

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掀起了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反美斗争。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指出对于巴拿马人民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1965年4月，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镇压“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这一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

毛泽东多次对拉丁美洲的朋友说：“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我们支持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

……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建国前，共产党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把无产阶级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建国后，新中国再次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

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6

由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不仅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支持中国，而且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经常与中国站在一起。

第三世界国家在各种场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有更多的话语权，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后，会议大厅迅雷般的掌声轰鸣，持续达两分钟之久。不少国家的代表放声高歌，热烈欢呼，有不少人像过节一样，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值得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的时刻。

消息传到中国时举国欢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激动异常，毛泽东主席无限感慨的说：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第26届联大通过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坚决力挺中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答案很简单：

其他四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俄、英、法，都是奉行“殖民主义”的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切身利益相悖；只有中国奉行“反殖民主义”，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

建国前，共产党将单个势力弱小却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聚集起来，把力量拧成了一股绳，终于聚沙成塔，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大。

建国后，中国将单个势力弱小却数量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聚集起来，再次把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再次聚沙成塔，形成了巨大的力量，在联合国上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世界人民大团队的力量最大。

两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如今，当我们来到北京天安门城楼时，看见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右侧有着一句标语：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99%的人没有意识到，简简单单一句话，背后蕴藏着建国后一次规模更大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伟大胜利。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他们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人类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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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如何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崛起？看毛主席与斯大林、杜鲁门之间的三方博弈

毛主席也曾面临过多次“进退两难”。关键是，如何打破僵局呢？对立统一，借力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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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如何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崛起？看毛主席与斯大林、杜鲁门之间的三方博弈

星期五, 六月 10, 2022

1:04 下午

已剪辑自: https://mp.weixin.qq.com/s/L6jEvo9hP-kcKDylG5HH4Q

文 | 赵清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外交工作方面，面临着异常艰难的局面……

对此，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曾无限感慨的说：“外交战线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每一仗胜负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和利益。”

当然，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外交工作离生活很遥远，绝大多数人对“外交工作困难重重”的说法都听过，但很难有切身的体会，不知道怎么个困难法？

为了让你有深刻的感悟，现在就进入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

1950年的元旦，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元旦，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并没有在北京与人民群众共庆佳节……

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1月初的这段日子里，他正身处于苏联首都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姐妹河别墅”里，此时的他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难题。

是的，这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时代巨人，此时确确实实面临着难题，出题人则是另一个时代巨人——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讲起。

1949年夏，就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毛主席、周总理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一曰“另起炉灶”，二曰“一边倒”，三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所谓“一边倒”，便是在冷战的局势下，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就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苏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11月12日，毛主席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他正式邀请毛主席出访苏联。同日，毛主席回电斯大林，感谢他的邀请，并表示会于12月初动身。

毛主席非常清晰，此次出访苏联，一来是要向世界表明中国鲜明的外交态度，二来是负有一份收回国家主权的重大使命——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个新条约。

旧条约对中国来说并不公平，它使苏联牢牢控制了远东的利益。何况，它是由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可如今中国并不由国民党掌权。

新中国成立之时，新政府就已经向世界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此次去苏联，毛主席更是要表明这个坚决的态度。

带着势在必得的决心 ,毛主席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专列……

12月16日，莫斯科时间下午6时，两位时代巨人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了。

一阵寒暄之后，谈判便进入了正题。

当毛主席谈到重签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却表现得很冷淡，推辞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这些都需要慎重考虑。

显然，第一次会面时，谈判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12月21日，在斯大林的70岁寿辰庆典之时，二人在莫斯科大剧院第二次会面。之后一天，毛主席又参加了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的祝寿宴会，宴会从晚上的8点钟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毛主席迟迟找不到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机会。

两天后，在斯大林的别墅，二人第三次见面。

二人谈及了多个重要话题，但对于要签订的新条约，斯大林却有意回避，依然只字未提。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报告毛主席的饮食起居，但一直不同毛主席见面，始终不谈签约的事。

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毛主席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愤怒的对苏方人员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什么意思？我这次不仅仅是来祝寿的，更是来办事的！”

显然，为了苏联的既得利益，斯大林一直用无声行动的表达他明确的意思——不愿签订新条约，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之中…..

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毛主席面临的“进退两难”难题。

“进”吧，斯大林避而不见，谈判迟迟打不开突破口；

“退”吧，若此时回国，那么“条约”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又如何彰显呢？

说到这里，你是否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外交工作的艰难性？关键是，如何打破僵局呢？

就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也使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当然，如果深入分析各方的利害关系，就会发现这个“意外事件”并不意外。

大家想不想知道当时局势的微妙性？为了让大家更清晰，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国际各方行为背后的动机。

提前预告一下，这个分析过程会比较“烧脑”，但一旦你看懂，就会大呼妙哉！

2

讲一个《博弈论》中的“枪手博弈”模型。

假设有甲、乙、丙三股力量，其中甲方力量最大，乙方力量次之，丙方力量最小，但“乙 + 丙”的力量大于甲。各方都要保全自己不被吃掉，又要想办法吃掉对方，那么三方会选择什么策略呢？最终结局如何呢？

让我们推演一下。

先来说丙方，它的力量最小，不能吃掉任何一方，又容易被任何一方吃掉，怎么办呢？显然，必须联合其中一方。

那么，甲和乙谁的联合意愿更强呢？显然，是乙方。站在乙方的角度来讲，如果它不联合丙方，就随时可能被甲方吃掉。

乙方和丙方联合之后，接下来就要马上吃掉甲方吗？站在乙方角度上讲，答案是肯定的，吃掉甲方之后自己力量最大。但站在丙方角度上讲，并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呢？因为吃掉甲方之后，乙方又会反过头来吃掉自己，最终获胜者是乙方，同样不能保全自己。

因此，不同的角度便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站在丙方的角度上讲，需要优先与乙方联合，又不能联合乙方一起吃掉甲方；

站在甲方角度来讲，不能主动向任何一方发动进攻，否则双方会产生联盟，然后将自己吃掉；

站在乙方的角度来讲，只要丙方不同意在联盟后吃掉甲方，乙方就不敢吃掉丙方，否则自己又要被甲方吃掉。

于是，三方的“最优策略”会有不同：

对于甲方来说，不能直接吃掉任何一方，同时想办法破坏乙、丙双方的联盟；

对于乙方来说，一方面要防止甲方破坏联盟，另一方面会因为“唇亡齿寒”的关系而保护丙方，并鼓动丙方一起吃掉甲方；

对于丙方来说，要更亲近于乙方，同时要在联盟中拥有独立决策权，不能在乙方的鼓动下直接吃掉甲方。它需要巧妙维持甲、乙双方的力量平衡，以图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

在这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甲、乙、丙三方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最终都不会被吃掉，形成“三方对峙”的局面。

以上过程是不是很烧脑？但相信大家反复多看几遍，站在各方角度多思考几遍，就能够想明白。整个过程，倒是非常符合《矛盾论》中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

这种现象发生过吗？当然！《三国演义》中便进行过精彩的推演。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曹操力量最大，孙权力量次之，刘备力量最小。因此，当曹操大军来犯时，孙权和刘备为了保全自己而进行联盟，最终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操战船。

曹操仓皇而逃，接下来孙权一方和刘备一方就出现了不同看法——孙权想杀曹，刘备想保曹。

对于孙权一方来说，只要趁热打铁吃掉曹操，自己的力量就会最大，接下来吃掉刘备就可以一统天下。同时，周瑜又可以满足其“嫉贤妒能”的需求，马上杀掉诸葛亮，岂不快哉？

对于刘备一方来说，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让曹操活着。于是，诸葛亮派遣“重情重义”的关羽守住华容道，故意放走了曹操。这样，曹操和孙权双方互相制衡，只要刘备一方巧妙的平衡二者的关系，曹操和孙权就都不敢吃掉自己。

赤壁之战后，兵家必争的荆州七郡被曹操、孙权、刘备三家瓜分。

在争夺荆州地盘的过程中，孙权却被实力最弱的刘备占了上风，先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后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孙权纵然勃然大怒，也不敢贸然出兵讨伐刘备。为什么？因为一旦双方两败俱伤，曹操就会趁虚而入，各个歼灭。

按照《矛盾论》的说法，孙权与刘备之间便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抗曹”方面，双方是“统一”的，事关东吴的整体利益；在“归还荆州”方面，双方是“对立”的，但只是东吴的局部利益。

此时“抗曹”是主要矛盾，“归还荆州”是次要矛盾，“统一”在前，“对立”在后。

对于孙权来说，他非常清晰利害关系，俗话说“两权相害取其轻”，他必须先抓“主要矛盾”，因此不能对刘备发动大规模战争。

刘备巧妙的“借力打力”，利用曹操牵制住了孙权，于是便可偏安一隅，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如此以来，三方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显然，曹操、孙权和刘备之间便形成了“枪手博弈”的局势，三方形成了“动态平衡”，三方都在小心的维护着这种“动态平衡”，都有生存空间。

什么时候，这种“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呢？便是从镇守荆州的关羽开始。

关羽并没有履行诸葛亮“东联孙权、北拒曹操”的嘱托，出现了“大意失荆州”的错误，败走麦城之后被孙权所杀。刘备誓要为二弟报仇，出兵讨伐东吴，自此全局的“动态平衡”被打破……

当然，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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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力量较小的一方来说，要想在多个强者并存的局势中生存，就必须拥有这种在博弈中创造“动态平衡”的智慧。

3

一旦你从“枪手博弈”模型的“烧脑”中领悟了出来，看懂了曹操、孙权、刘备三方之间的“动态平衡”，就能体会到当时的国际局势。

现在回归原来的故事主线。二战之后，世界上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

当然，如果非要深究综合国力的话，那么美国第一，苏联第二。

在这场“枪手博弈”的局势中，苏联联合盟国的意愿度要高于美国。更何况，英、法等国已经归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这使苏联外交联合的迫切性更加强烈。

联合谁呢？显然，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便是优先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那么，在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时候，中国会优先选择联合谁呢？按照“枪手博弈”的逻辑，当然是实力排名第二，联合意愿度更强且国制相同的“老大哥”苏联。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会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在这场“枪手博弈”的局势中，实力排名第一的美国又是什么策略呢？那就是想方设法破坏双方的联盟。

如此以来，国际各方的利害关系是否清晰了？

各方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否也清晰了？

这种“动态平衡”是否感受到了？

前文说到，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毛主席与斯大林的谈判僵局，是什么呢？

便是1949年12月30日，英国《路透社》发表的一则新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为什么前文又说到，这个“意外事件”又不意外呢？因为英国《路透社》自然代表英国政府的立场，而英国政府归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它同美国一样想破坏双方的联盟。

明白了吧？

此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迅速在国际社会上炸开了锅，尤其使斯大林震惊无比！

按照《矛盾论》的说法，苏联和中国也是“对立统一关系”，其中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是统一的，事关苏联整体利益；在“谈判分歧”方面是对立的，但只是苏联的局部利益。

在这里，“统一”是主要矛盾，“对立”是次要矛盾，“统一”在前，“对立”在后。

此时，英国《路透社》发布这样的消息，显然要破坏中苏两国的统一联盟，这不正好戳中了斯大林的痛点吗？斯大林必须维护好这种“动态平衡”。

作为一名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两权相害取其轻”的道理。怎么办呢？那就是抓“主要矛盾”，强调“统一”，淡化“对立”。

怎样“淡化对立”呢？显然，那就是主动打破谈判僵局，按照毛主席的要求，中苏两国签订一份新条约。

于是，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以正视听，他同意与中方签订同盟条约，并且同意周总理来到莫斯科。

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主席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从侧面击碎了“被软禁”的谣言。

可美国一方“破坏联合”的意图还未停止。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公开讲话，主张放弃台湾蒋介石，向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示好。

这哪里是真正的“示好”？这简直在斯大林焦急的内心上又放了一把火。怎么办？斯大林深知，要加紧促进两国之间的联合。

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抵达莫斯科；1月23日，毛主席、周总理再次与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一次，深知利害关系的斯大林主动提出：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要废除或修改。

1950年2月14日，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周总理代表中方，分别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上签字。

新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在1945年由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自动作废。

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1949年10月1日关于中国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郑重宣言。此次访苏虽然一波三折，但终究不辱使命，成为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开端。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毛主席用高明的政治智慧巧妙的“借力打力”，利用美国牵制住了苏联，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崛起空间。

4

当然，“动态平衡”故事还未结束，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再次将新中国的声誉推向了高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30日，周总理就警告过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但是，美国军事统帅麦克阿瑟对这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于是，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狠狠的打了麦克阿瑟的脸！

接下来，麦克阿瑟认为“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结果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们又狠狠打了他的脸！

最终，麦克阿瑟心中不服，叫嚣着要向中国投下原子弹。

……

那么，美国到底是否会向中国投放原子弹？其实毛主席早就做过深思熟虑，在拍板“出兵朝鲜”的时候，他已经料定美国不会投放原子弹。

同之前猜透斯大林心思一样，他猜透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心思。

站在杜鲁门的角度来讲，爆发“朝鲜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美国获得朝鲜半岛的主动权。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朝鲜半岛只是一个局部，争夺这里的主动权只是为了获得局部利益。

如今中国已加入战争，这时杜鲁门必须站在美国“整体利益”上重新思考……

在“枪手博弈”的局势里，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虽然实力最强，但不愿见到孙权和刘备的联盟，他需要维持“动态平衡”。

同样，在“枪手博弈”的局势里，美国也不愿见到中国和苏联的联盟，杜鲁门需要维持全局的“动态平衡”。

一旦真像麦克阿瑟说的那样，向中国投放了原子弹，那岂不是扩大了战争范围？一旦形势把握得不好，影响到全球的“动态平衡”，接下来苏联也会加入战争，那么局面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前文不是说了吗？“枪手博弈”模型里，假如甲方进攻丙方，那么因为“唇亡齿寒”的关系，乙方必须主动出手，保护丙方。

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失“全局利益”，这显然不是杜鲁门想要的。杜鲁门只想要局部的战争，绝不敢扩大化。

正因为判断出了杜鲁门的意图，毛主席才会坚决的说：“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他的原子弹，他无非是个纸老虎！”

只可惜，身为美国五星上将的麦克阿瑟却是政治上的“矮子”，他并未领略杜鲁门的真实意图。

麦克阿瑟公然反对杜鲁门的决定，坚持乘胜追击，为了彻底消灭朝鲜武力，甚至计划挥军横渡鸭绿江，入侵中国国土，要将战争无限扩大，甚至叫嚣着要和苏联决一死战。

杜鲁门日夜担心苏联参战，可麦克阿瑟居然主动挑战苏联？假如中国和苏联团结一致抗美援朝，那力量足够你喝一壶的。
显然，麦克阿瑟的做法触碰到了杜鲁门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总统杜鲁门解除职务，在麦克阿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广播开始将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消息向全球广播。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杜鲁门有顾虑！

中国可以“借力打力”，利用苏联来牵制美国。美国政府为了整体利益，并不想扩大战势，终究是个“纸老虎”。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再次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毛主席运用高明的政治智慧，巧妙的利用苏联牵制住了美国，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崛起空间！

5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在二战之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矗立在其他国家面前的两座大山。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巧妙的周旋于二者之间，利用美国牵制了苏联，再利用苏联牵制了美国。

如此，我们获得了崛起的空间！

说到牵制苏联，也许你会觉得诧异：他不是我们的“老大哥”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我就要问一句：难道我们就完全不设防吗？

回忆一下电视剧《亮剑》里的一个片段：丁伟在军事学院进修时提交了毕业论文，并进行了毕业答辩，他设想假如有一天中国与苏联交战，中国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防御措施？

丁伟的言语引起了台下一片哗然，很多人认为丁伟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怎么能把自己的盟国作为假想敌呢？

但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丁伟并不是“杞人忧天”，在随后“中苏交恶”达到顶峰时，双方甚至爆发了面对面的武力冲突——珍宝岛战役。

“枪手博弈”之所以是“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平衡”，因为各方的策略是变动的，我们绝不能僵化思维。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局势里，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能依靠只有自己。

说到这里，你是否再次感悟到了外交工作是何等的不易？

这种不易换来的，便是新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获得了崛起的空间。

有了生存空间之后，接下来便是要发展自己。

怎么发展呢？核心思想便是联合若干个弱小的力量，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以便与强者抗衡。

毕竟，每个弱小力量都有“联合”的需求。在当时的国际局势里，身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之中的国家，还有很多。
战国时期，五国“合纵攻秦”的逻辑便是如此，而毛主席更是深谙此理。革命时期，共产党联合了无数个弱小的农民群体，组成了坚不可摧的力量。

那么，在外交战线上，该如何做呢？毛主席给出的答案，便是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毛主席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毕竟，这是每一方的共同需求。

那么，中国该如何联合“第三世界”的国家，以抗衡“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下一篇会专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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