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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对自己的文章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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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按】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文章千古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这篇文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个人选集的过程中以及其他诸多场合对自己著述的评价与论述。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这样说。
无论是毛泽东对文章写作、修改的规律总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阐释的心得体会，还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的自我要求，对我们今天坚定理论自信，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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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自己著述的评价
陈晋
翻检自己的作品所生发的自我评论，是评论中最有意味的一种。写作时的心路历程、重读时的现实境遇、放到历史长河中的审视与反思，都构成了自我评论的丰富内涵。陈晋的这篇文章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个人选集的过程中以及其他诸多场合对自己著述的评价与论述，生动地呈现文章大家和理论大家毛泽东的“得失寸心知”。其中，无论是对文章写作、修改的规律总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阐释的心得体会，还是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的自我要求，对我们今天坚定理论自信，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编 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其中滋味，正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血的著作”
1964年，有人向毛泽东说到读《毛选》的事，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由问题“倒逼”出来，写文章是为记叙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总结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这些坦率的评判，表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理论源于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 本就是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毛泽东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他说，“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有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按：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
因为是“血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他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现。“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他说要抓紧时间编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进行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有人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编辑《毛选》，毛泽东的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长达5万多字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怒发冲冠”的情绪反弹了。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之后，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实践论》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到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和卓越，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飞跃和满足。
毛泽东对哲学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长征到陕北后，他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但总体上，他不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己所有的著述中，毛泽东比较看重哲学“两论”，并认为《实践论》最好，原因或许在于，作为哲学家，他特别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内心有一个参照。马列“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他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他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按：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创性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毛泽东说过，对自己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这透露的似乎是文章之外的心绪。实际上，他满意的旧作并不在少数。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屡屡谈及撰写这些论著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就是对一些没有收入《毛选》的文章，他也时常眷顾。1961年初，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如获至宝，“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4年，他把《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65年，毛泽东还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对这些旧著，他不仅满意，而且继续从中汲取对现实有用的思想资源。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泽东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他发表旧作时，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有所修改”。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毛泽东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成形的。1956年3月14日，他对长征和艾地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听了感到惊讶：“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些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规律，是文章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说完，毛泽东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不够理想，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在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很推崇列宁，认为列宁总是根据实践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反顾自己，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写出满意的理论新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写出新的著作，实现理论创新，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但能不能通过对马列经典重新写序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融进去呢？毛泽东想到了这个主意。理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了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恩反复强调，对《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做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去做这件“很大的事”。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人一人一篇。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可惜，后来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滋味。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或几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那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2017年03月30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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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很多人对“双碳”理解有误！碳中和的6大误区与5大现实路径
要慢慢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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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碳中和，政府支持研发，让市场来选择技术路径
近期中国碳交易市场开张。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表示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全国各地相关的论坛讨论文章有很多，各地也在成立碳中和研究院，但同时我发现在碳中和研究与实践方面有很多的误区和误解。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下碳中和的的一些现实情况和经济上允许的一些现实路径。首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碳排放量。
2020年，中国大概是10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其中95亿吨源于化石能源的使用。这里我把2020年我国三种化石能源的使用量，根据能源行业惯例将热值折算成标准煤（1吨标准煤燃烧产生2.6吨的二氧化碳），这样就可以得出每年CO2的总排放量。在煤炭使用过程中，有些人说煤炭最后做成煤化工产品，甲醇或其他产品，甲醇最后会当燃料，即使形成塑料过些年分解也会形成二氧化碳，所以大部分都转成了二氧化碳。全世界87%的石油被烧掉了，天然气主要是做能源用。所以，这三种能源计算下来，全国每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总共排放95亿吨，占总排放量103亿吨的92%。现在各地搞碳交易，二氧化碳需要计量。计量其实很简单，比如一个单位、一个公司或一个城市每年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是多少，分别乘一个系数，再加上耗电总量及电网里火电的比例就很容易把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算出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103亿吨除以14亿，每个人将近7.4吨，三口之家约22吨，这是一个很大的量。这个量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个量的概念，讨论问题时就可以理解，哪些是对碳中和有比较大的帮助，哪些是杯水车薪了。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1：认为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取代火电实现碳中和。这些年非火电的发电方式，无非是太阳能、水电、核能、风能等几大类，核能有很大的潜力，但自从福岛核电站的事件，安全性要求提高，它的发电成本就在增加。所以，这些年核电发展的声音不太强烈。水电也有一些潜力。十几年前我在GE（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当时GE做完三峡水电站后就把GE的水电业务卖掉了，因为觉得世界上能建水坝的地方都建差不多了， 而且水电站对生态的影响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水电增长量也是有限的。在核电方面，欧洲有些地方也开始禁核，其实核是可以最大提供的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潜在的基础能源，但全世界对核的态度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安全系数提高了，核电成本有很大的增加。这样，大家最后就寄希望于风能和太阳能，因为其他的如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浪等总量都非常有限。这两年不断的有人讲，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平价上网了，比煤电都便宜了，这句话对，但我开玩笑说只对了1/6 1/5。一年8760小时，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就在一年的1/5到1/6之间，风能是2000小时，1/4到1/5之间。因为不同地方的风力资源都不一样，太阳能资源也不一样，平均用太阳能发电，各个区域，有些是1500小时，有些1700小时，有些甚至1300小时，太阳能超过2000小时的地区很少了。风能时间比太阳能好一些，但只是在这1/5或者1/4的时间中确实便宜，但是在其他时间内一旦要储电就很贵了，按照储电成本算就不是比火电贵一点，而是贵几倍了。现在大家提出来风能和太阳能现在比火电便宜了，完全可以取代火电了，这个话对，但只对了1/5或1/6，一旦储电以后成本是增加的，因为一天时间内是不能停电的，空调不能说只供一天1/5或1/6的时间。中国的风能、太阳能发电发展了四十年，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能够发展的地方我非常支持发展风能和太阳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2019年整个风能太阳能的发电量加起来约6300亿千万时，可替代约1.92亿吨的标准煤，现在中国的火电消耗约20亿吨动力煤（折15.5亿吨标准煤）。但现在尽管发展四十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总量只有火电的12%左右，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今天，风能太阳能加起来只占火电的12%时弃光弃风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储能的成本下不来， 再继续发展风能太阳能意味着，弃光弃风问题会更加严重。弃光弃风在中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因素，就是因为太阳能、风能是没办法预测的，非稳定电源占比超过一定比列后，电网就会不稳定，有可能引起大面积停电；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这个比例会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时间；二是机制因素，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可能会让地方出于对当地GDP的考虑，宁可用当地的火电，也因各种原因不用其他省份的风电、光电、水电。机制问题在中央大力推动“碳中和”的背景下是可以解决的，但技术问题解决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个发展的进程是难以预测的，仍然需要时间。很多人说通过储电，但实际上靠电池储电是有限的，储电对小规模应用场景如手机，电脑，电动车可以；但到GW级的大风场，大型太阳能电站，目前成本还太高，也不现实。有人估算把全世界现在超过五年的电池产能全部加起来，也就能够储东京三天的电量，这是给大家另外一个概念，如果大规模储能技术的成本下不来，仅靠风能和太阳能短期内不能完全解决碳中和的问题。当然，风能和太阳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2：存在魔术般的大规模储电技术。大家总以为有一个魔术般的储电技术，但很遗憾，能源行业不像芯片行业有摩尔定律发展那么快。不同行业的技术进步不一样，计算机行业有摩尔定律，这么多年确实发展得很快，但是能源行业目前还没找到类似摩尔定律一样的规律，“碳中和”必须选择现实可行的路线来推进。电池，大规模储电技术发展了将近100多年，从1859年铅酸电池发明到现在100多年人们一直在研究电池，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目前到GW级大规模储电的时候，最便宜的技术还是非常古老的抽水储能。所有其他的储能技术，小规模在手机上或者手提电脑、汽车上用电池可以，但大规模地像GW级的大型火电厂、大型风厂、大型太阳能厂用电池储电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电池已经研究了一百年了，现在还没有像一百年前抽水储能这么便宜的东西，在储电这块大规模储能的成本很难降下来。尽管能储电的尽量都储，但就目前的技术，要靠电池储电把谷电储了再放出去，电价就要比现在传统的火电要增加好几倍，因此低成本的大规模储电技术仍然有待开发。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3：可以把二氧化碳制成各种化学品来减碳。很多学者写文章说，现在可以把二氧化碳制成各种化学品，说这样可以减碳；这些也的确值得去做。但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刚才我已经讲了，全世界87%的石油都用于生产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最后烧掉产生了二氧化碳，13%的石油生产了我们使用的所有化学品，二氧化碳除了再把它转成能源，要是制备别的化学品取代了13%里的10个百分点，就了不起了。如果这块能赚钱可以去做，但转成其他的某一个化学品，这块的总体减碳是杯水车薪的，这是第三个误区。中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7.4吨，对于三口之家一年是22吨，那是人均水平，已包括乡镇地区。像北京这种城市中人均比其他地方高一倍，一年一个三口之家就是40多吨CO2排放。中和40多吨二氧化碳就要生产出40多吨产品，无论生产什么含碳产品，给一家人40多吨，一年之内是消耗不了的。所以，二氧化碳不太可能转化成其他产品，只能看如何做能源或者少排放，等它释放出来了再想转化成别的某一种有用的产品，这种消耗是非常有限的。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4：完全依赖CCS和CCUS实现碳中和。认为可以大量地捕集和利用二氧化碳。这些年大家都在讲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或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S等于把二氧化碳从电厂分离出来打到地底下埋藏起来。CCUS是二氧化碳分离出来以后再用做油或其他的工业用品，加了一个Utilization最后封存。这个研究做了很久，但是目前全世界不管是CCS还是CCUS的成本都太高。十几年前我在GE的时候做过估算，电厂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要进行分离，当时假定成本标定每吨二氧化碳打下去大概30美金，20美金是把二氧化碳从尾气中分离变成纯二氧化碳，剩下的5美金是从分离厂输送到埋藏的地方，另外5美金用于压缩机把它压到地下去。总体来讲，这一块虽然做了很多研究，但成本还是比较高。驱油这块能有一些应用，其实目前二氧化碳最大的应用就是在驱油这块，但这块每年消耗的量有限。我记得前段时间一位著名的油气专家到南科大演讲，他谈到这些年我国大概能够在二氧化碳驱油这块打到地下600万吨。对103亿吨只打了600万吨，这也是杯水车薪的。当时我们做过核算，如果真正是火电最后要把二氧化碳分离打入地下还不如干核电。在有些地方能够驱油产生效益，能够利用的尽量去利用，但完全要依赖它解决碳中和问题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5：通过提高能效实现碳中和。认为通过提高能效可以显著降低工业流程、产品使用中的碳排放，就可以实现碳中和。能效永远要提高，增加能效永远是低成本的减碳手段，这值得鼓励，值得每个人去节能减排。但事实上，假如说还是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我经常和大家说，前二十年中国能效提高很多，但是前二十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增加了很多倍。二十年前加入WTO时中国煤炭耗量不到13亿吨，2014年最高冲到将近38亿吨。二十年期间能效提高很多，但碳排放增加到了三倍水平。2010年中国年石油消耗量只有4亿吨，最近已增加到7亿吨以上了。增加能效永远有帮助，这几十年能效增加了很多，但同时碳排放增加了很多。提高能效永远需要鼓励大家做的事，但完全靠提高能效达到碳中和也是不现实的。当然，不管怎么样，大家能够提高能效的地方都要鼓励大家去做，这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量的概念。
关于碳中和的误区6：把燃油车改为电动车降低碳排放。认为电动车可以降低碳排放。大家经常说只要把燃油车改成电动车就可以降低碳排放，这个话也对，但只是一定范围内对。假设电网的电大部分是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电，这有可能。但鉴于今天中国电网约60%左右电还是拿煤炭发电来满足，今天用电动车，要从油井到车轮（Well to Wheel）去分析，电动车排碳对碳中和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只有电网的电大部分是由可再生能源来的时候，电动车才能减碳。抛开电力是否本质低碳去谈电动车降低碳排放，这是另外一个误区。未来很多人会说风能、太阳能将大量增加，可以用汽车储电。但这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要保证电从西部的风厂和太阳能厂能够输入到东部汽车边上，这样车才能储电，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挑战的。有文献报道：“即使在一些假设的世界里，电动汽车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并且每个美国人都换了电动车，全球碳排放量也只会下降2.4%。事实上，如果整个美国运输业，包括飞机，都转为电动，全球排放量将只下降5%。电动汽车不可能是碳中性的，制造和驾驶电动汽车将始终使用大量的材料和能源，它们不会带来环境的救赎”。关于电动车大家比较关注，前段时间我在网易公开课上讲到关于电动车和氢能的历史与未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把电动车简单讲一讲，因为很多人一谈碳中和就说要搞电动车，这块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希望能给大家讲清楚现实是怎么回事。其实电动车的技术一点都不新。因为一百年前的纽约大街，1912年跑的电动车远远多于燃油车，这是因为铅酸电池早于内燃机发明二十多年，有了铅酸电池再接一个电动机，今天高尔夫球场开的那些车就有了，上面加个棚子就是爱迪生造的车。一百年前爱迪生赌的是电动车（如图1），福特赌的是燃油车，但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电动车几乎销声匿迹，到今天燃油车仍然占了汽车中绝大多数，历史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百年前就有电动车，但三十年代后就没有了？三十年代燃油车战胜电动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里有几条原因：
原因一：交通运输业里经常讲的能量密度。交通运输业汽车和轮船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体积能量密度不是重量能量密度，像轮船里面有压仓水，汽车里有压重钢板，但是油箱不能无穷大。假设都是1立方米的油箱，不同的能源的能量密度是什么样的：每立方米（m3）的氢气只有3.2kWh，是最小的，天然气大概10（单位同前kWh/m3，后略），铅酸电池大概只有90。人类花了上百年历史，上千亿美金、上万亿人民币的研发经费，到今天电池只由90增加到特斯拉或者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约260。而液体汽油是8600，甲醇是4300。所以，人们花了上百年的历史研究电池，电池能量密度有所改进，从90到前两年大部分像比亚迪车基本到180左右，这两年增加到260，这是非常好的进步。但是，260和汽油的8600、和甲醇4300相比还差了两个数量级，所以这是第一个现实原因。
原因二：人们为什么选择液体燃料呢，是因为液体燃料在路上可以非常便宜的管路输送到沿海港口，而在海上可以非常便宜的跨海输送。2016年我到了南科大，在一次能源研讨会上小范围让参会人员猜一下：你给加油站付了7元一升，假设汽油是从休斯敦的炼油厂拿船拉到深圳盐田港，再到加油站，你付出的7元中多少是运费？在座的听众猜，有猜运费是5块，有猜3.5块的，也有猜1块、猜2块的，但事实上真正的答案是7分钱不到，当时我说7分钱不到，在座的几乎没有人同意，但是给大家一算大家就明白了。液体能源最大的好处，装船的时候管子一接就进去了不需要人工了，到了深圳港管子一接泵一打，也不需要人工，路上输送它的主要成本就是船的油钱和折旧费，一条大的船载重30万吨，大概折4亿升，如果1升1毛钱就是4000万，我这艘船跑一趟，油钱根本用不了4000万。这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储藏石油的就那么几个地方，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开车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是前一百年电动车没有赢过燃油车的第二个原因。
原因三，为什么人类第一条流水线是福特汽车流水线？因为生产一台内燃机很贵，但是当研发图纸定型后，做一条流水线一年生产100万台，今天所有的哪怕高档汽车的发动机，大概每一台的成本一旦量产以后也就是2300美金的样子。而电池需要这么多克锂、镍、钴、石墨、铜、稀土，造一辆和造一万辆、造十万辆，每一辆的成本有所下降，但是下降不多。中国的电动车从2016年的51.7万辆增加到2017年底、2018年第一季度统计的79.4万辆，小小的28万辆的增加，全中国的汽车产量是2900万辆，1/7的增量同时期发生了，全世界的钴价格翻了四倍，锂价格翻了一倍。前几年平均一辆电动车，大概要用53.2公斤的铜、8.9公斤的锂、39.9公斤的镍、24.5公斤的锰、13.3公斤的钴、66.3公斤的石墨、0.5公斤的稀土，还有其他。最近，所有的这些金属价格都在疯涨，当然上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量化宽松，美国在印钱，全世界的价格都在涨。二是这些金属原来都是有专门用途的（比如用于制备催化剂），它的用量非常稳定，现在突然进来了很多造车新势力，这些需求量增加，供应增加不上来的时候，当供需失衡的时候价格疯涨，要按照最近这一段贵金属的价格，没有一家电动车厂可以挣钱，除非电动车提价。另外一点，当钴价格翻了四倍，锂价格翻了一倍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说可以靠回收废旧电池的钴和锂挣钱的。没有形成这样一家独角兽公司，这反证告诉我们，电池的回收技术还不完善、还不挣钱，要挣钱了中国的企业家很敏感早就开始干了，早就有一家独角兽是干电池回收了，没有挣钱说明电池回收问题有待研究。所以，我一直支持电池回收的研究的。另一个因素，我们的电池在汽车上使用了五到七年以后，再拿下来做储能利用，梯级利用。但前段时间发改委发了文件，大规模梯级利用电池储电的项目都暂停，是因为担心电池的安全性问题。所以当电池回收问题和大规模作为储电的安全没有解决前，拼命地去发展电动车是需要谨慎的。
尽管电动车有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电动车在城市公共汽车、出租车或者上下班就开一下，平时不怎么跑的这些人是有优势的，值得大力推广。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说马上电动车就要彻底取代燃油车、燃油车马上要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话也要谨慎。甚至最近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要出现什么时候开始限售燃油车的法律，这块如果有数字概念的话，这种规章制度出来前要充分论证，不要贸然出台。如果不是靠数字贸然去决策的话，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
因为电动车有上面我说的一些问题，电池技术虽然像比亚迪刀片电池有一些不错的进展，中国电动车发展也值得肯定、很喜人。但是毕竟真实的技术进步有待进一步发展，因为电动车出现的这些问题，现在慢慢中央的一些补贴就要开始退拨了。2018年5月13日借着克强总理访问日本丰田燃料电池汽车的时候，网上突然开始热炒燃料电池。好多人提出氢能是人类的终极能源等等，我想大家都听过，但是对于这些话也要有一个正确认知。首先，燃料电池有它的优势，它的发电效率高。因为它是氢和空气中的氧在80℃左右发电，当然80℃左右发电比燃烧到1000℃时效率肯定要高，散失到大气中的能量就少了，而且它可以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排放为水蒸气。如果能够量产的话确实燃料电池这块成本可以降低，它也需要重金属，但它的重金属回收技术就和现在汽车的尾气催化剂回收技术差不多，回收技术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是它的好处。其实燃料电池并不新，从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大家带着液氢液氧上天，发电供宇航员来喝。二十年前，美国也有一拨氢能热，美国政府和大公司花了几百亿的研发经费，但看统计数字，去年美国只卖了1900多辆燃油电池。有些东西舆论炒得热，但不一定会会大规模产业化。我记得2003年时我在美国，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询大会上面对全世界的媒体说：“今天晚上我宣布，美国能源部花12亿美金的经费启动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十五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18年），下一代开的车全部是燃料电池汽车，放出来全是水蒸气”。今年已经2021年，计划没有实现。原因在哪儿？燃料电池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氢气不适合做人类共有的能源载体。现有的交通能源载体为什么是液体？一是陆上可以管路输送，二是海上可以非常便宜的跨海输送，三是可以长期储存。高度酒（如常见的伏特加、茅台、二锅头）只要盖子拧紧，存50年也没问题。而氢气不满足这些，氢气是所有的物质里面最低体积能量密度的，它是元素周期表最小的分子，意味着最容易泄露。
带高压氢气瓶的燃料电池汽车在露天的问题不大，即使什么地方泄露了，着了火，也是一条火龙冲上天，这是大家做过实验的，当时氢气罐放在后备厢，拿一个超强的步枪一枪打过去，一条火龙冲上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逃掉。但是氢气害怕的是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就像地下车库，氢气是所有物质里面爆炸范围最宽的气体，4-74%，小于4%是安全的；大于74%，只着火不爆炸。在4-74%这个很宽的范围内遇火星就爆炸。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大量的车是停在地下车库的，地下车库就是一个封闭空间，像深圳的很多车不光停在地下一层、二层，甚至停在地下三层。一旦一辆车由于老化或驾驶员疏忽等种种原因泄露爆炸，再引起其他车的爆炸，如果地下点全都是装氢罐的车，整个一栋大楼都会倒塌。很多人说西部在弃风弃电，我干脆把西部用不了、输不过来的电都在那边电解水制氢，然后把氢拉到东部开车是多么美妙的东西。但问题是，今天要是拉超过一定量的氢气，国家有些隧道都不让过，因为害怕把隧道炸掉。第二，纯氢气的管输问题现在还没有被证明，有很大难度，而且成本也比较高，而且只有量到一定程度才值得去接一套西气东输规模的工程。所以，短期内把西部的风能、太阳能制成氢拉到东部开车，可以作为一个故事讲一讲，但现实中的问题还是挺大的。因为氢气的安全问题，加氢站在设计过程中就要有一个最小安全距离。我现在想，假如我们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现在每亩地都好几个亿了，你现在到哪儿找这么多地方建这么多的加氢站和充电站呢？另外，氢能是人类的终极能源这句话是不对的，首先氢不是一次能源，氢只是能源载体，这个世界上有煤矿、油田、天然气田，但没有氢田，氢就像甲醇、电一样是二次能源。遇到氢气的问题怎么解决？燃料电池确实有前面的这些优点，效率高，排放是水蒸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有技术方案。我们提出技术方案，今后在车上装甲醇和水，摩尔比1比1，重量比例大概是64%的甲醇、36%的水，在车上甲醇和水大概200多摄氏度反应就可以产生氢气，氢气就可以供燃料电池使用。很多人不知道，一升甲醇和水反应可以放出143克氢，把氢气冷凝到零下253℃（因为绝对零度是零下273℃，是不可能达到的），零下253℃已经非常不容易做到了，1升液氢也只有72克氢。所以，一升甲醇和水反应的能释放的氢量是一升液氢的两倍。为什么提这个方案？事实上，全世界第一辆车载汽油制氢的燃料汽车，是当时我在美国，和尼桑、壳牌和联合技术三家跨国公司工程师合力，花了上亿美金研发经费开发出来的。汽油在线制氢当时主要有一个背景，二十多年前丰田、本田和GM都造出了加氢罐的燃料电池汽车。尼桑觉得自己落后了，但他们突然发现，即使有这种燃料电池汽车这个世界没有加氢站，所以，尼桑找到壳牌和我们，能不能造一台车，还是在今天的加油站加汽油，在车上把汽油和水及空气中的氧反应制氢，氢再去开燃料电池汽车。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燃料电池的效率比内燃机高。
当时这个项目，我对它的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挣钱。但是，当时我的老板，就是美国做阿波罗登月燃料电池项目的高管，他说其实我们做阿波罗登月时，从来没有想过挣钱，但是后来阿波罗登月开发的技术在美国各个领域都用起来了，既然今天这次尼桑愿意出钱，我们就把技术推到极限，等技术成功了，这方面不能赚钱，有可能技术的其他领域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时我就接手了这个项目，通过几年时间开发成功了。如果汽油在线转化可以做，那么，甲醇在线转化也要比汽油容易得多。第一，汽油转化需要>830℃，甲醇只需要200多度，而且汽油里面含硫，甲醇不含硫。经过几年努力，这个项目做成功后，得到了美国很多媒体的报道，我连着三年做了美国氢能和燃料电池峰会主席，在国际氢能协会也做了将近二十年的理事。中国近年来出现一股氢能热，2019年中国出了30多家氢能产业园，科技部一位领导知道我在美国做过相关工作，2019年6月就带了几位专家到我们那儿去谈了一下午；我以为他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没想到2019年7月份就放到了《科技日报》的头版头条，让我谈甲醇经济与氢燃料电池，就是谈我刚才的这些观点。为什么提甲醇？其实氢气本身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通过煤，天然气，或通过风能、太阳能电解水制得。但是制成氢不好储运，制造容易，储运难。甲醇也可以从煤，天然气来制，也可以从风能、太阳能制，也可以把风能、太阳能的氢和劣质煤结合起来做甲醇，但是一旦制成甲醇，矿泉水瓶就可以装了，就像64度的高度酒一样，只是不能喝而已，这样储运就容易了。现在煤可以制成灰色的甲醇，天然气制成蓝色的甲醇，将来风能、太阳能电解水得到的氢气与二氧化碳可以制成绿色的甲醇。如果真正制成绿色的甲醇，内燃机里烧这个燃料也是绿色的。所以，甲醇可以用至少三种不同的能源来制成它，而且制成甲醇后，今天已有的人类已经花了几万亿美金建的液体基础设施、管路、油轮、加油站都可以使用了。用甲醇一个最大的好处，基础设施会很便宜，因为今天的加油站要改成甲醇站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今天，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等四个城市，全国有十几个城市就在示范甲醇汽车，这些地方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都拿甲醇来开了，光陕西就有四个城市。现在汽油站底下都有好几个汽油罐，假设有5个罐。这十年就一个甲醇罐，四个汽油罐；再发展二十年，可能是两个甲醇罐，三个汽油罐；这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假设我们都要建一万座的甲醇站、一万座的充电桩、一万座的加氢站，目前国内充电站基本充电能力24辆，加氢站每天30辆车，加油站每天按照450辆设计的。建10000座甲醇站需要20亿美金，一万座充电站需要830亿，一万座加氢站是需要1.4万亿，这是没有算地价的，如果算北上广深地价，一亩地搞一个大型的、像中石化加油站那么大的一个加氢站，至少几亩地在这里了，每一亩现在就上亿了，这样投资下去除非靠国家补贴，否则这一辈子卖油的钱地价都赚不回来。所以，用现有基础设施就很容易改进。另外，现在氢气制造虽然很容易，但一旦搞成高压氢，到700大气压或者350大气压，每公斤的成本就到95-120元，而甲醇按今天的市场去买它，制出来每公斤也就15元。因为现在城市市中心的地价很贵，很多人为了拿补贴就在郊区搞了很多充电桩。我们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建成的公共充电桩利用率只有4%，在北京上海的利用率只有1.8%、1.5%。大家都关注的另外一点，全世界80%以上的经济发生区域是在北纬二十五度以上，纽约、伦敦、巴黎、多伦多、莫斯科、北京都是有冬天的地方，大家都关注到一到冬天哈尔滨电动车都趴窝。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们提出的理念，现在想办法给电动车和氢能车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在车上装50升甲醇，作为非休息时段的动力用，而休息时段则直接充电——每天人总要回家睡觉，到酒店也要休息，睡觉的时候每个停车位边上就搞一个低成本的慢充插上去，把电池充满。我在深圳买了一个电动车，但广州我都不敢跑，因为跑过去就不敢回来了。一般的电动车，充电就要等一个小时左右，我今天办事还是不办事了？但是假设你的车上永远装50升甲醇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边开车，甲醇和水制成氢充电，相当于特斯拉的充电宝一样。现在北京的电动车一到大冬天基本不敢开暖气，因为不开暖气都跑不了多久，一开暖气跑一会儿就没电了。如果车上有50升甲醇，甲醇和水反应200℃，余热就把整个车和电池控制在最佳温度，这样为未来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今后假如把煤制甲醇、天然气制甲醇、太阳能和煤结合起来制甲醇，一个是来源成本可以控制很低，二是同样的甲醇能源载体，就像今天西安的出租车都可以用内燃机来用，未来也可以做电动车的充电宝，如果真正燃料电池技术突破了，也可以给燃料电池技术供氢。一个液体燃料可以供三代汽车用，而且可由三代能源（煤、天然气和太阳能）都可以制，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的载体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国石油不够的问题。我们搞电动车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石油不够，很多人可能听说了，中国7亿吨油，5亿吨靠进口，一旦马六甲海峡封了，我国的能源安全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用电动车。这个想法表面上有道理，但深究一下，真正马六甲海峡封了，两国都到敌对宣战状况了，一旦到打仗的时候，现代战争的武器电网是最脆弱的。真正安全的是几万个液体的储存点。所以，靠一般定义的马六甲海峡封了的场景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中东的石油你不买它也着急，那是很小概率的极端情况。而真正一旦出现那种极端情况，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是靠制空制海能力和综合能力，不是建电动车、电网就可以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不能建立在这种小概率而经不起深入探究的方案。
我非常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因为至少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能够把中国的雾霾问题解决了，让空气、蓝天白云能够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十年前，我们做了很好的全生命周期分析，包括定量衡算。我们发现汽车对雾霾有贡献，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当时我记得国内有一批人，说要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必须要把汽车电动化，当时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专家，大领导也不知道谁说得对。但武汉疫情期间，封城，提供了一套很宝贵的数据。武汉及各地封城以后，全中国汽车将近停了两个多月，但一度北京、太原、郑州甚至西安、东北、哈尔滨雾霾遮天，如果说汽车是雾霾的主要来源，怎么解释呢？主要是大冬天抗疫情的时候，大家待在家里供暖是刚需。以前穷的时候大家家里搞个小炉子，现在家家户户都盖小楼搞个小锅炉，中国的天然气不够，只好靠烧煤来取暖。汽车全停了只要有供暖，照样有雾霾。所以，清洁供暖对整个雾霾的治理至关重要。雾霾的事，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雾霾24%是一次颗粒，就是锅炉、柴油机尾气排放出来时就是颗粒，这叫做一次颗粒；煤炭水泥建筑扬尘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只占到16%；大量的雾霾二次颗粒占50%。不管是煤炭、柴油、汽油燃烧的时候产生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天空中氮氧化物遇水氧化就是硝酸，硫氧化物遇水氧化就是硫酸，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大量的化肥使用，没有氨的排放只能形成酸雨，形不成雾霾。但由于大量地使用化肥伴生的挥发物，以及我们经常装修用的一些有机溶剂挥发物到了空气中，天空中的氨形成有机氨，有机氨在一定雾霾情况下（先有雾后有霾），形成有机胺的硝酸盐及有机胺的和硫酸盐就是颗粒。这个颗粒为什么叫做PM2.5呢？一根头发丝约是70微米左右，肉眼的分辨率60微米左右，一个2.5微米的颗粒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当万亿个悬浮在天空中，就可以遮天蔽日。这几年我国在脱硫脱硝方面花了上万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空气质量大大提高。但氨的排放主要是由于化肥造成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氨的事，氨是怎么形成的？氨是由于化肥造成的。化肥怎么来的？是美国在二战的时候造了一大堆硝酸铵工厂，生产炸药。战争突然停了以后，上百家硝酸铵工厂工人失业，堆积如山的硝酸铵卖不出去，结果堆硝酸铵的地方一下雨，草猛涨。这些人就给农民做广告，洒到农田里庄稼也疯涨。今天你要研究出来这个，可能通过一期、二期、三期才能把硝酸铵应用在土地里。但当时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但没有约束，反而以金融刺激的方式免费贷款给农场主把硝酸铵拿回家去，过几年长了庄稼再还我。这样就在资本的魔力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把所有的硝酸铵工厂去产能，而且把化肥厂建遍世界。化肥有它的隐蔽性，用三年、五年没有问题，但用三十年、五十年问题来了，早年的硝酸铵、硫酸铵、磷酸铵，强酸弱碱，氨一部分被植物吸收，一部分跑到空气里，但是酸留在土地里，把土壤中的细菌杀死，引起土地大面积板结，今天在山东寿光这一带土地板结问题非常严重。另外用化肥用久了的东西，长的食品看着个大，吃着没味道了。什么原因？是因为决定一个食品营养和味道的是，长庄稼的半米深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含量。中国人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淮河两岸阳光空气温度种子都一样，为什么长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两岸的土壤组成不一样。而化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年酸浸一点，这些矿物质不溶于水的，但是在酸里溶解度大。每年溶一点，溶了几十年以后，当土壤中这些元素都没有了，长出来的食品里更不可能有。从1960年的玉米和2013年的化肥来看，1960年是没有施化肥的，2013年是化肥最多的，看着个大饱满，但每100克玉米的钙含量下降了78%，这是惊人的。人类在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酸性物质以后，整个土壤中的磷铜镁等等微量元素都在下降。伴随着就是心脏病、肥胖、哮喘、癌症的增加。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到2011年中国的化肥产量接近峰值，在这个期间我们的粮食生产增长了87%，但化肥使用量增加到682%，每吨粮食需要0.1吨化肥。全世界平均使用化肥量每公顷是120公斤，但是在福建、海南、北京、广东等省市使用量是611-750公斤/公顷，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六到七倍。如果这样继续再用化肥下去，再干三十年五十年，土地不是板结就是贫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就回到今天我要讲的另一个话题。
其实，远古时期的土壤中最宝贵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是以煤炭的形式保留到今天的，因为煤炭里边来自于远古时期的大树，大树里面凡是能够烧掉的都是二氧化碳光经光合作用形成的。煤炭也是生物质，也是太阳能，只是几千万年前的太阳能而已。还有一点，这个世界上不需要零碳，因为所有的植物生长都是需要二氧化碳的。烧不掉的是当时的树根吸收了当时土壤中宝贵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能被树根吸收的都是土壤中的精华，都是好东西，因为树根为什么吸收这个、不吸收那个。大树在地下埋了几千万年，物质不灭，但一个核心要素是：不能在锅炉里面烧掉它，一旦在高温锅炉里烧完形成像玻璃状的琉璃瓦，大自然又需要几千万年才能还原回去。我们开发的一项核心技术就是，在水里边把煤炭磨得很细，就像雾霾的粒度，磨细以后把可燃、与不可燃的成分分开，分开以后可燃的组分就去制甲醇了，不可燃的其实就是远古时期土壤中宝贵的元素。但毕竟在地底下埋了几千万年，不能直接利用，要通过和生物质、有机质结合，加一些微生物活化，最后把它做成最好的土壤改良剂。通过改良大量的土壤，让原来不长庄稼、不长植被的土地再能长出来绿色，就可以把二氧化碳吸回来，固化下来，这样有利于碳中和。
什么叫做碳中和，一方面减少排放，一方面增加吸收，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们把煤炭通过这个（微矿分离）技术，制成类似于黑色牛奶样的一种液体燃料（牛奶表面看是液体，实际上它是几十微米的蛋白质颗粒悬浮在液体里）。制成液体以后就好办了，一是液体能源是人类的首选，可以通过管路输送和跨海输送，在新型的先进燃烧设备内综合排放可以比天然气都低，同时通过气化炉气化就可以制甲醇，还可以直接在船里烧。中国大量的煤炭在西部海拔一千到一千五百，甚至两千米的地方，用煤的是东部比较低的地方，一旦制成液体以后修个管路，西气东输的管线都有了，用西气东输十分之一的管线输入的能量就比现在还要多，就不需要用大卡车拉煤了，这在未来也可以做到很大幅度的减碳。现在这些技术已经产业化了，各级领导及投资人都到过我们在山东的示范工厂。把这种矿物质和有机肥结合起来，做成微量元素矿物质生物质有机肥，这样可以把原来没法生长植物的土地改良过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农田试验，我们与几个地方的农业科学研究专业合作，效果非常好。这就解决了使更多的二氧化碳能够吸回大地，这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讲的一点。在卫星上拍照片，我国960万平方公里，沿海200多万是比较绿的，西部大部分的土地现在是不长东西的。好在这些年西部的降雨量增加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土地改良了，让更多的绿色长出来，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减碳道路。通过这个过程，就可以利用东部劣质煤来制甲醇了。现在我国的优质煤都在鄂尔多斯、榆林、新疆一带，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没有好煤炭了，我们有很多煤制甲醇厂，十公里外就有很多劣质煤田，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前三十年每吨煤都是从鄂尔多斯和榆林拉归来，拉过来价格是一千块钱一吨了，成本也很高。我们用当地的劣质煤技术就可以把甲醇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进一步推动我刚才讲的甲醇经济。
总结一下，碳中和的目标确定了，我们一定要实现它。什么是比较现实的碳中和的路线呢？
路线一：煤制甲醇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产业叫做煤制甲醇，已经有8000万吨左右的产能了，这和我国的国情有关。早些很多人去各地拿煤田，各地政府说你要拿煤田就要上项目，最容易上的项目就是煤制甲醇厂。目前中国大概有几百万吨的甲醇都兑进汽油烧掉了。当然这个场景最大的问题，就是煤制甲醇排很多的二氧化碳。现在西部的弃光弃风的电制成绿氢，制成绿氢同时副产氧气，煤制甲醇的气化炉等于是把纯氧和水煤浆打到炉子里，形成氢气和一氧化碳。因此煤制甲醇厂都需要一个空气分离制氧气的装置，这一空气分离装置通常成本很高，而且非常耗能。正常的甲醇厂，一个甲醇需要两个摩尔的氢和一个摩尔的一氧化碳，，CO再和水反应（叫做水气变换反应），生成氢气和二氧化碳，如果用电解水制氢同时副产氧气；把绿氢注进甲醇合成装置，氧气用于汽化炉，这样就可以煤制甲醇，不放二氧化碳。这样把煤转成甲醇，运甲醇到各地去，不管是取代汽油或者是分布式发电，就比直接使用煤能够减碳50%以上，这是我们觉得第一条解决中国的石油不够和碳中和的现实道路，成本也是可控的。有些人提出直接拿绿氢和二氧化碳做甲醇，这也可以做，但这个成本高得多。我们采取用劣质煤和绿氢结合，和太阳能、风能结合，制成价格上说得过去的这些蓝色的甲醇，不能完全绿色，但这样成本和减碳上都有好的贡献。
路线二：煤炭分离技术和土地治理技术相结合。传统的煤炭使用一把火烧了，产生二氧化碳，形成的灰渣中大概有将近10%的碳烧不掉，导致它只能做一些路基，不能做建筑材料。现在各大火电厂粉煤灰成灾，每年全国产生约5-8亿吨的灰渣，这个量是惊人的，平均一个人将近半吨左右，堆积如山。同时放了二氧化碳，这就是今天的煤炭使用状况。如果利用煤炭微矿分离技术，在燃烧前把煤炭里面的远古矿物质分离出来，把它和秸秆、有机煤结合，去改良大量的板结土地、改良盐碱地、改良沙漠，这样燃料应用这边还放二氧化碳，但是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可以吸回来，这样就提出了煤炭工业的第一个碳中和概念。假设每年分离厂生产25万吨的清洁固体燃料，25万吨碳燃料会排放69.5万吨的二氧化碳，根据不同土壤改良剂治理的面积就可以吸回来48万吨、62万吨、79.4万吨，甚至可能达到碳中和。这是我们认为的第二条比较现实的碳中和路线。
路线三：光伏和能源结合，做更多太阳能大棚。太阳能发电可以得到很多的碳指标，同时让底下的土壤也能够长得更好。因为太阳能有一个好处，为了保证太阳能板发电，定期要拿水冲洗太阳能板，冲下去水做滴灌，再把底下的土地用土壤改良技术做好的话，就可以使农业太阳能同时发展，这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减碳路径。把太阳能和土壤改良结合起来去治理沙漠。一般沙子是氧化硅，但我们分离出来的矿物质是几微米的颗粒，分离出来的矿物质主要成分为远古矿物质，还有少量的硼、硒这些东西。氧化硅是不吸水的，为什么沙漠不能长东西？因为水倒进去，全部漏到底下去了。但是像石灰，倒一瓢水全不见了，全吸附进去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和沙子结合以后，当然里面有机质、微生物再和沙子结合，吸水能力超强。沙漠太阳大，再吸水，一晒干如果上面没有东西遮挡的话，还是长不出东西来。这会儿太阳能板帮我们了，太阳能上面一遮板，水分的挥发量就降低了。有了卖电的收入就可以花钱引黄河水定期来冲洗太阳能板，而这个水可以收集起来做滴灌；这样过一段太阳能板底下的沙漠就治理好了，治理好了以后，太阳板下可以种根茎类、种有机植物。这篇土地治理好了，可以把太阳能板再搬几百米过去，这个搬的成本不高。这样等于在太阳能发电的同时把土壤一片片治绿，这个我们认为是比较现实的低成本的碳中和路线。
路线四：把谷电利用起来，运用成本较低的储能技术。中国的大火电厂和天然气电厂不一样。对于天然气电厂，晚上用电少的时候把阀门关小一点，火也可以相对调小一点；对风电场也是，比如风大了可以把天然气关小一点，风小了把天然气开大一点，这样电网是稳定的。而大火电厂，一旦关小，升上来就要十几二十个小时。所以，半夜12点人们都回家了，办公室也关门了，即使不要电的时候这些大火电厂的煤还不断地烧着，谷电一边放着二氧化碳，一边燃烧着煤，怎么办？储电不好储，但各个家里可以用电热的形式储下来，这样北方可以供暖，南方可以制冷。把谷电这部分的东西储下来，这个是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的储能技术，就比电池储电便宜多了。
路线五：利用可再生能源制甲醇。如果今后我们把太阳能和风能以液体的形式储存下来，当然今天最便宜的是甲醇，如果做出乙醇效果就更好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已在尝试直接制成乙醇。酒精就是乙醇，甲醇和乙醇各种性能都差不多，但主要差别是甲醇有毒，酒精就是解决了它的毒性问题。我认为能源最好的载体是液体，要让风能、太阳能大量发展，与其弃光弃电，建越多弃光弃风越严重，不如把大量的风能太阳能以液体的形式储存下来。人类已经有花了几十万亿建设的液体基础设施（包括输送管路、加油站等），这样可以保证今后让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得到利用。现在电网发再多电，没法输送了，输送不了的可通过刚才讲的那套系统转成液体，转成甲醇，甚至未来可能转成乙醇。转成液体以后，有多少大罐可以存多少，这样中国可以少进口石油少排碳。同时我们开发了甲醇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热电联供。有了甲醇，甲醇和水反应，制成氢气发电，家家户户每家人有这么一个箱子，发电足够家庭用了。这是我们认为比较现实的第五条碳中和的路线。
最后，我觉得在能源领域中需要创新，但真正的创新的主体是要把政产学研联合到一起。科学家是创知，产生知识写文章，变成共有的知识。一旦写成文章的东西没有知识产权了，但是创新是要把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了，要把政产学研全部链接到一起才是企业家。所以，很多人问我们南科大的创新创业学院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为了培养能够把政产学研链接到一起的创新型企业家。中国目前最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和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所以，真正能够把政产学研链接起来、能把握能源行业需要的企业家，才能够把新技术和新行业做起来，才能真正达到碳中和。创新创业学院邀请宋志平教授加盟，担任我们的特聘教授。我们跟巴黎商学院合作，这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疫情前法国总理去北京的途中先从巴黎飞到深圳，见证了我们双方的签约仪式。我们一起培养企业家，这是我们整体的导师介绍。我个人觉得未来能源达到碳中和需要一大批具有科学素养的企业家，这个领域是一片蓝海。我们希望在开发技术的同时，培养一大批这方面的企业家给碳中和做出贡献。仅教授是培养不出企业家的，要企业家来培养企业家，企业家和教授结合培养企业家，这是我自己运营创新创业学院的理念。我们既要一批优秀的教授，同时又把宋志平、王强这些顶尖企业家请过来。我们经常带着企业家学员去企业中走访，这样才能培养下一代，尤其是能源界中给碳中和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只有这些企业家起来了，每个企业家做一些贡献，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谢谢大家。
Q：第一，关于人们对风能和太阳能在碳中和进程中的误解，如果仅仅靠太阳能和风能的的确确很难实现碳中和，但问题在于风能和太阳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空间有多大？如果按照碳中和、碳排放的进程来看，如果煤炭占60%左右，风能、太阳能现在占20%左右，未来还能提升的空间有多大？第二，关于储能的神话，刘科老师是否对目前蓄电池储能的功效有一些怀疑或者批判？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现在在资本市场里面大火的宁德时代等，他们未来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刘科：第一，风能和太阳能还是要大发展的，还是有空间的。第二，约束它发展的就是电网的非稳定，就要解决储能的问题。但我个人的感觉，电可以储，但一储一放，成本就上去了。这个世界今天可以做到碳中和，法国已经70%核电，但是现在一旦全部转核电，经济成本是多少？所以，碳中和不是做不到，是你的决心和愿意做多大的投资。假设今天电价突然翻几倍，国民经济能否受得了？所以，经济决定了一切。除非现在的储电技术成本已经降到很低了，可以比抽水储电都便宜了。成本能够降下来，给你足够的谷峰差就能赚钱，这就是好技术。如果大家都讲一些概念，如果现在真正成本已经降下来了，那就赶紧搞储电厂，赚钱去。国家现在工业用电是有峰谷电价差，没有人那样去赚，是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抱有希望国家给点补贴我再去干。当然最后国家肯定从政策研究来讲，碳税包括碳交易就是慢慢来调整这个东西，这是各方面最后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过程。储电技术有很大的进展，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小规模可以，但到GW级现在最便宜的还是抽水储能。弃光弃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我期望我们在储电的同时再开一条赛道，把太阳能和风能以液体的形式储下来，随时用。因为电网不可能铺到所有的地方，天然气管路也不可能铺到所有的地方，但液体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开车，只要有路的地方就可以开车，这是它的优势。今后能源也要百花齐放，最终是国家支持研发，你把技术研发好了以后让市场选择技术。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补贴，编个碳中和的故事，国家给补贴，有补贴就有钱赚，不补贴就没钱赚。凡是不赚钱的技术都是伪技术。
Q：在电动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利用大宗商品耗能，而在未来电动车的发展进程中，是不是碳排放有可能更大？过去几年中国的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大发展，2020年上半年差不多100万辆，翻倍增长；2021年普遍预测是差不多200万辆，如果是200万辆就超过了中国汽车市场的8%，刚才你讲到2017年、2018年是2%，现在汽车市场的7%、8%都是新能源汽车。按照您刚才的理论，未来电动车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碳排放，或者说电动车继续往前发展，它的发展空间是不是非常有限的？
刘科：从碳的角度来讲，电动车的发展和电网内可再生能源比例要有一个互相匹配。电网里面火电的比例，当然因为碳中和会加速调整，2050年中国一半电是靠火电，因为最近推碳中和，这个速度可能会加快。但总体在可见的未来，火电还占主流，这种情况下，电动车在减碳这块的贡献非常有限。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电动车有优势，至少城市中心先没有排放了，而且对大量的出租车、公共汽车甚至我就开车上下班，我上班的地方有充电的地方，回家也有充电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发展。但是，我永远反对一刀切，现在有人在提议要开始终止燃油车的生产，这个就要有数字了，大家都不要一刀切。技术，国家做研发支持电池的技术研发，支持电池回收技术的研发，研发的补贴是天经地义的，技术的进步就是靠政府的钱来做。但是，最后让市场去选择技术。国家补贴研发，最后技术真正有了市场竞争力，市场自然就选择了，没有必要去做政府攻关了。现在我担心一旦碳中和来了，各种各样的人都去忽悠政府，我这里要碳中和你给我补贴。政府的钱最后是你我的税钱，这个东西谁来做判断呢？一百年前爱迪生那么聪明的人都可以看错，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不预测未来，我只给大家把历史讲清楚，把数据讲清楚，把科学讲清楚。爱迪生这么聪明都可能判断错，我们哪有人会知道未来是哪条路呢？最保险的路，政府支持研发各种技术，让技术在市场上竞争，哪个赢了市场就选择你，不选择你，你就继续做研究。而不是强推，强推以后错了代价就很高。
Q：煤制甲醇技术目前在中国社会中成熟了吗？大规模推广的障碍到底在哪里？
刘科：中国的煤制甲醇已经是8000万吨产能，早些年很多人想拿煤田的时候，地方政府说拿煤田可以，给我上个项目，上的就是煤制甲醇厂，这个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但问题是在碳中和的背景下，煤制甲醇厂有大量的纯二氧化碳就排放到空气中去了，怎样降低二氧化碳呢？现在西部能建太阳能和风电的地方就建，能输过来就输过来，输不过来的地方就把绿氢补进去，煤制甲醇厂就不用再放二氧化碳了。而且煤制甲醇，尤其是劣质煤的甲醇很便宜，二氧化碳还是贵一点，这样等于把便宜和贵的东西中和一下，市场也能接受，二氧化碳也可以减排，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碳中和最后是一个经济的衡量，比如学法国70%都搞核电，但经济上大量的投资资金哪里来？而且现在我们建了这么多火电厂，一年8760小时，很多火电厂被迫发电不能超过4000小时，这是资源巨大的浪费，那么多资产投进去了，完全可以发8760小时。因为大家都想有饭吃，我就担心，每个地方都想去——当时火电厂的建设就是这样，那么多的资产压在那里就浪费掉了。未来大家不要打着碳中和的口号就去“运动式”地搞建设，到处盲目复制，一旦一阵风上去就会产生很多资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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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成为战神的方法，你也能学会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经验，形成普遍适用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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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温伯陵来源 |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
1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革命该如何继续下去，成为当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以后该怎么办。
大家讨论了一天，基本确定下来，既然蒋介石以军队自雄，那么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军队，才能不做砧板上的鱼肉。
正在其他人讨论的时候，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向在座的同志们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能抓住枪杆子是好事，问题是谁去呢？
当时的高层几乎都是书生，没人懂军事啊，在会议上喊口号容易，真要穿上军装带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
毛泽东说，我去吧。
他以前是小学教员，还做过工会和农民工作，唯独没有准备要打仗，除了当过半年兵以外，年过35的毛泽东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积累。
但他还是去了。
国家沦落至此，革命已陷入最低谷，既然必须要做军事工作，那么舍我其谁，不会就学嘛。
毛泽东回到湖南，把平江、浏阳、安源等地的工农武装组织起来，和卢德铭的警卫团组成一支4000余人的武装，准备在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
他们的任务是……打长沙。
长沙是湖南省会，区区不到万人的军队想打下来，谈何容易。
起义后不久，军队损失惨重，不得已，毛泽东和工农红军转战井冈山，准备在山沟沟里求生存。
短短2个月时间，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逃跑，攻打长沙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进入井冈山的军队可谓是残兵败将。
毛泽东的军事首秀，就此失败。
此后很长一点时间内，毛泽东依然不懂军事，他自己都吐槽：“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
井冈山也没有专业军事人才，不能给毛泽东任何帮助，他们只好有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暂时保住革命火种罢了。
毛泽东特别想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可军队不是有人有枪就行了，关键是人和枪怎么用，这就需要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可惜毛泽东都没有。
第二年，朱德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井冈山的人们喜大普奔：“终于来了一个会打仗的。”
嗯，这话说的，毛泽东不要脸面啊。
朱毛会师以后，两支军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做军长，毛泽东做党代表，陈毅是政治部主任。
其下辖3个师，朱德、毛泽东、陈毅分别兼任师长。
毛泽东以前都是做书记或者委员什么的，做师长倒是头一次，感觉有点新鲜，他在腰上挎了一把驳壳枪，对朱德说：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会师仪式结束，他把驳壳枪交给警卫员，此后大半辈子都没怎么碰过枪。
因为打心底里，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军人。
不做军人就不做吧，可您身为井冈山的主要负责人，不懂军事就说不过去了，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懂军事，如何领导革命呢？
毛泽东痛定思痛，文人也能领兵打仗的嘛。
早年间，他在湖南读书万卷，尤其喜欢哲学类书籍，多年来积累了一肚子奇怪的知识，江湖人称“哲学王”。
既然不懂军事技术，那就索性不学了，不如以哲学和历史为基本盘，站在更高维度研究战略问题。
这个怎么理解呢。
因为随着朱德等职业军人到来，红军已经有很多专业的战术指挥人员，但战争是和政治、经济、组织连在一起的，现在唯独缺一个能够总揽全局，并且告诉职业军人们，革命战争需要怎么打的统帅人物。
至于具体怎么操作，你们看着办。
用21世纪的互联网术语来说，这叫差异化竞争。
要是毛泽东拼命研究军事技术，不过是多一个军事将领而已，只有跳出固定思维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才能培养出别人没有的能力。
从此以后，毛泽东找到自己的长处，而且完美契合革命战争的需要，逐渐走上一条战神进化的不归路。
朱德不是有一套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嘛，敌进我退、敌驻我绕、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把十六字诀学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每次战斗之后，各级干部都要召开总结会议，分析战斗赢在什么地方，输在什么地方，以后有什么要注意的等等。
这些总结经验，最后都会汇总到毛泽东的案头，成为他学习军事的教科书。
而且革命年代不允许毛泽东坐办公室。
每次战争的时候，毛泽东都和朱德一起带兵出征，不论是战略方向的谋划或者组织战役，他都要亲自参与。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练，短短几年过去，毛泽东从完全不懂军事的书生，进化成一个理论和实战都很优秀的军事统帅。
如果只学理论和经验，容易成为书呆子，只管战场厮杀，容易变成猛将，基本和进步说再见了。
毛泽东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路子，走的特别好。
到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居然指挥的还不错，在军队里收拢了一批铁粉。
但毛泽东学习军事的方法，其他人不太明白，尤其是留苏回来的人们，根本看不起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毛泽东。
1935年，长征到贵州的红军召开遵义会议，凯丰指着毛泽东骂：“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凯丰：“你来说说《孙子兵法》有什么内容？”
凯丰无语，说不出来。
毛泽东告诉他：“别说你没看过《孙子兵法》，我特么也没看过。”
就这么个人，竟然能带着红军四渡赤水走到陕北，让曾经看不起他的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从事后来看，总结经验和参与战争，是毛泽东学习军事的方法，那他到底学到什么东西呢？
不要急，毛泽东会亲自讲给你听。
2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此时的毛泽东经过多年历练，已经完成凤凰涅一样的蜕变，脱去凡人稚嫩的躯壳，成为站在云端俯视人间的领袖。
随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还有井冈山时代就创办的红军大学，次年2月，红军大学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专门负责培训干部。
红军大学想请毛泽东做演讲，给学员们说说，中国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红军该如何取得胜利。
毛泽东说，没问题啊。
事实上，10年革命战争让他有深厚的军事积累，1年长征的艰难困苦，让毛泽东的经验融会贯通，犹如打通任督二脉一样。
他有太多话要告诉同志们了。
用武侠小说的说法，类似于毛泽东行走江湖自学成才，在比武大会上力压群雄，现在终于要写一部媲美《乾坤大挪移》的武功秘籍了。
不过闷在屋子里冥想，很难把经验提炼成理论，毛泽东还需要一些专业的教科书辅助，才能完成一部理论创作。
当时毛泽东在陕北，穷山沟沟里只有黄土和小米，几乎找不到什么参考书，便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写信，嘱咐他们买一批军事书籍送来。
叶剑英和刘鼎接到书信，到西安书店里剁手扫货，买了一堆军事方面的书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了翻，很不满意。
因为他们买的都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书，估计以为毛泽东要学着当将军呢，毛泽东也很无奈啊，我又不是带头冲锋的，你们给我买《枪械操作手册》干嘛？
这可是蒋介石的专用宝典。
他又给叶剑英和刘鼎写信：“千万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书、大兵团作战和战役学的书。要是有《孙子兵法》也买一点。”
是的，凯丰不是说毛泽东用《孙子兵法》指挥么，那他倒真的要研究一下《孙子兵法》了，要不然也对不起凯丰的鄙视。
如此三番五次，毛泽东收到大量军事书籍，然后坐在陕北炕头仔细研读，联想到自己的实战案例和经验总结，一条清晰的脉络，出现在毛泽东的脑海。
他走到窑洞的书桌前，用毛笔写下一个标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他从战争的概念说起，引申到红军参与战争的目的，然后缩小范围，说到如何确定一场战争的战略，战略确定下来如何执行，执行的过程中有问题该如何挽救。
从宏观到微观，由理论说到操作，层层递进，精彩极了。
说完战争的章节，毛泽东再次转移话题，从纸面上的战争概念，回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场景，分析了中国的革命和战争。
最终毛泽东断定：
在没有民族战争的时候，中国内战的形式就是围剿和反围剿。
红军力量弱小的时候，国军是围剿的一方，红军是被围剿的一方，当红军力量强于国军的时候，国军就成了被围剿的一方，而红军是主动围剿的一方。
短短三句话，把数十年中国战争都算准了。
红军力量弱小的时候，是被围剿的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日本侵华出现民族战争，围剿和反围剿暂时放下，进入国共联手抗日阶段。
红军力量强大起来，便是横扫天下的解放战争了。
看到这里，你服气吗？
毛泽东把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都说完以后，才根据摆在面前的现实条件，用最大篇幅写出“我们的战略和战术。”
那年12月，毛泽东到红军大学演讲，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赢得学员们的满堂彩。
3
我们要用一个章节来分析毛泽东的文章，大家不要嫌枯燥，因为这篇文章才是毛泽东方法论的精髓。
而这也是毛泽东从书生到统帅的秘诀。
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读通了，学会毛泽东的这套方法论，保证你能切换到任何领域，不论是工作也好专业也罢，都能成为学霸。
来，喝口水，我们开始。
毛泽东做任何事情，都喜欢从事情的本质着手，然后逐渐向外层层递进，经过周密的分析论断，最终得出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剥洋葱的过程。
第一步——明白战争的概念。
可能有人会说，战争不就是打仗杀人嘛，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错，战争就是打仗杀人，但是毛泽东说了，一切事情都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不把战争的概念说明白，其他问题就说不下去。
这也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所以毛泽东说：“战争是阶级、民族和国家的最高斗争形式。”看到了吧，战争就是打仗，但不是鸡飞狗跳的乱打，而是以战争完成革命的目标。
红军的战争目标，就是以战争的手段结束战争，由我们来开创一个太平盛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战争。
这就是红军的战争。
其实这个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向来都是服从于政治的。
比如在井冈山的时候，很多职业军人的态度很明确，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什么根据地建设、搞经济、宣传等等，和军队没有半毛钱关系。
毛泽东说，不对。
他觉得，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以外，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是没有后面几项工作，红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他们大吵一架，毛泽东说不过其他人，被轰下领导岗位。
但事实证明，还是毛泽东赢了。
明白战争服从政治的立场以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分析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了。
第二步——取胜的关键是战略正确。
既然是战略，必须服从于战争的全局，而不是只关心某些细节问题。因为细节是服务于全局的，只有全局战略没毛病，细节才能做好。
比如你要做一盘炒肉丝。
所谓全局就是肉丝、油、盐、火候、锅碗瓢盆都要有，而不是只关心肉质好坏或者火候大小。
哪怕肉质再好，你的油放多了或者火候太大，做出来的炒肉丝都不成功。
反过来说。
你的肉质不要太差、火候不要太过分、油盐不要多放……只要每个步骤都能做到60分，基本能做出一盘成功的炒肉丝来。
这就是战略和细节的区别。
而制定战略的关键，在于抓主要矛盾。
你把事关全局的主要矛盾抓住了，并且处理的很好，即便其他细节有些失败也不要紧，整个全局不会出大问题。
你要是放着主要矛盾不管，反而去管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即便你的细节处理的再好，也丝毫没有胜利的可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邦和项羽，刘邦抓住分封天下的主要矛盾，屡战屡败却能在垓下一战功成，项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百战百胜，终究丢了江山。
毛泽东厉害也在这里了。
甭管什么事情，他都能给你抓出主要矛盾来，然后一举逆转乾坤。
比如在实力悬殊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发现红军的生死线不是地盘，而是保存有生力量，让红军战士都能活下来。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所以呢，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时候，红军不和国军硬拼，动不动就跳出包围圈从背后捅刀子。
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带着解放军兜圈子，只要人活下来，尽可以把城市送给国军，也让蒋介石高兴几天。
那么做到照顾全局，并且抓住主要矛盾以后，该怎么办呢？
第三步——知己知彼。
其实这个不用毛泽东说，自古以来的名将都知道，只不过毛泽东把“知己知彼”做为方法论，放在他的文章里了。
既然是路边的大道理，所有人都知道啊，那为什么能打胜仗的名将很少，而经常打败仗的人很多呢？
毛泽东甩出杀手锏：“他们都是懒蛋，不愿意侦察战场嘛。”
在毛泽东看来，但凡将军们勤奋一点，尽可能多的侦察敌我双方情况，然后把各种材料汇总在一起分析，自然能捋出一条内在联系。
这条内在联系，便是战场的规律，也是军队取胜的关键。
比如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红军兵力少武器差，毛泽东感觉很不好打，烟头塞满烟灰缸也没想出办法。
后来他就想，发愁有什么用，要行动起来。
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白云山转悠一天，要么看山脉地形，要么模拟两军作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军团在某地正面迎敌，旁边正好有座山，方便军队隐蔽行军，那就让三军团绕到背后打包抄。”
此外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一三军团。
他们实地侦察战场，得到第一手材料，才能分析出作战胜利的关键问题。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第二次反围剿大获全胜。
其实写文章也一样，我是感受很深的。
但凡我在写文章之前，读几本书、十几篇参考论文，往往能发现一件历史事件背后的隐藏逻辑。
由于材料丰富，我写起来特别顺利，大家看的也比较开心，阅读量也会很高。
要是时间仓促准备的材料不足，我写出来的文章就会很拗口，大家也不爱看。
哎，终究是懒。
知己知彼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
倒也不是，毕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随时会变得和计划不一样。
第四步——随时调整战略。
毛泽东有个特点是“不二过”，意思就是，一个错误不犯第二次。
他每次发现战略执行过程中有问题，马上侦察研究，然后根据新的战场情况，调整战略部署。
所谓知错能改，不过如此了吧。
比如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原本的打算是打外线，争取6个月取得较大胜利，和蒋介石议和。
但是粟裕不同意，向毛泽东建议在苏中内线作战，先解决当地的敌人。
毛泽东仔细考虑，感觉有道理，便同意粟裕内线作战的思路。结果打出苏中“七战七捷”的成绩，随后在孟良崮全歼张灵甫的王牌74师。
战略方向调整的很及时。
后来，毛泽东命令粟裕带部队过长江，在长江以南开辟战场牵制国军，粟裕想了想，过长江也不一定有多大用，不如留在中原打大仗。
粟裕再次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怒了，让陈毅和粟裕来说清楚。1948年4月底，陈毅和粟裕亲自面见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华野不过长江的方案。
听完粟裕的汇报，毛泽东和同志们商量一下，觉得粟裕说的有道理，便同意粟裕的意见，让华野留在江北打大仗。
半年后，淮海战役开幕。
所以说，哪有什么一击必杀的绝招，无非是先确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中随时调整而已。
毛泽东也不是神，不可能算准一切，他也需要知错改错，保证不犯第二次。
战略执行到这一步，基本胜利在望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在毛泽东的文章里，不是只有国家才是全局，那些军团、师、旅、团等等，都是各自部队的全局。
所以这套方法论可以用来指挥全国战争，也可以用来指挥团营战斗，简直是军事将领速成手册。
毛泽东也说了，做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需要多练，但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并不难。
只要好好学习上面的4个套路就行。
要是还不明白，就赶紧实际操作起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4
教员
1965年7月，桂系智囊程思远陪李宗仁回国，毛泽东在招待他们的时候，突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
程思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毛泽东也不卖关子，直接告诉他：“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可不是嘛。
刚参加革命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完全是军事门外汉，连最基础的军事常识都不明白。
但毛泽东周围有一群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把军人们的经验都学习过来，犹如百川归海，所有人的小经验，都流到毛泽东的脑子里。
如果仅仅如此，毛泽东也不是后来的毛泽东。
最重要的是，他能用自己独有的哲学思维，把红军实战的千百种小经验，总结成一套适合所有人的方法论。
毛泽东再以统帅的地位，把他总结出来的方法论推广到全军、全党、全国，形成一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向循环。
不仅毛泽东从书生转型成军事家，还把基础不高的红军干部，塑造成所向披靡的战将，更是让装备极差的红军变成雄师。
归根到底，军事统帅毛泽东根本不是带兵的，而是将将者。
他告诉亲手培养出来的将领和干部们，什么时候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结束……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看着办。
要是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仔细看他的文章。
而其他人读毛泽东文章的时候，又能把琐碎的小经验融会贯通，让能力和思想进一步提高。
这样高层和基层频繁沟通，于是，领袖和人民成为铁板一块。
晚年的毛泽东敢说上井冈山找红军，因为将领们都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谁的能力强一点，谁的成功战绩多一点，他根本不在乎。
孙悟空的能力再强，还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成？
毛泽东有登峰造极的方法论，哪怕给他一堆烂泥，都能捏出人样来，然后带着这群人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就叫教员。
5
毛泽东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然有时代塑造的原因。
据统计，土地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指挥的战役就有数百次。
这还是比较大的战役才能被记录下来，至于别人报上来的小型战斗，他都不知道分析了几万次。
这就像高三学生刷题一样，只要方法没错，肯定是刷题越多成绩越好，毕竟各种题型和解题思路都太熟悉了。
从秋收起义到抗美援朝结束，毛泽东亲自参与了25年战争岁月，什么样的战争没经历过，建国后的金门炮战、对印自卫反击等战役，毛泽东颇有信手拈来的意思。
可以说，毛泽东是题海战术锻炼出来的学霸。
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用毛泽东的方法论做军事家，想都不要想了，题库都没有了，你拿什么练手去。
但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完全可以切入到其他领域啊。
用来做互联网产品，可不可以？
用来做一个项目，可不可以？
用来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不可以？
哪怕快递小哥用来送买卖，也能琢磨出最少的路线送最多的单子，做个业务小能手基本没问题。
只要你想进步，毛泽东永远会帮你。
因为，“我不在了，你们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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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这次痛哭，到底哭的是什么？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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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日清晨，一向夜里读书工作、白天睡觉的毛泽东，罕见的没有入睡，而是靠在床头自言自语。
这时候，张玉凤走了进来，听见他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吧。”
也是在这一天，当他在阅读一首词时，突然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那首词是南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当天值班大夫唐由之后来是这么叙述的：
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
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
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
过了一会，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不少读者可能听说过毛泽东晚年的几次“大哭”，此次恸哭，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和心结。
纪念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话题。
在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里，这是他一生中做成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则是赶跑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
但是，对于这件大事，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以及相当多的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
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违背了他的初衷。
最后出现了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
对于这件大事，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
毛泽东历来自认为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但这次人民群众似乎也厌烦了，这使得晚年的他在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孤寂甚至是悲愤、痛苦之中。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毛泽东究竟比我们早看多少年，政经深读颇以为然。
毛泽东最终得不到大多数干部和人民的支持，只是因为他看得太远了、走得太远了。
所以，陈亮那首词中“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雄悲壮的感叹，自然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
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集团。
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
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
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
这时，毛泽东的思绪回到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目光却射向未来。
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
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
从近几年反腐揭露出来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的现代“官场现形记”就可见一斑。
陈亮这首词的精华是“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这一句，讲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尽管君王有雄心大志，但一次次的败在内部几个大姓和当权派的门户利益和算计中，此即为“门户私计”。
这些掌权的门户互相倾轧搞得官场派别林立，政令难于统一。
只为一姓一户之肥而瘦天下，搞得民不聊生。
为了维持现状和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里通外国和敌对势力，反对国内的改革和有志君王的战略。
不得不说，中国历史一再循环反复，城头变幻大王旗，就是因为门户私计。
用通俗的话来说，这些门户就是官僚集团和依附于他们的一帮利益集团。
治国，首先是治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君王与官僚集团互相斗争互相妥协的历史，看看《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和百官的来回拉锯战就知道了。
具体到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国来看，把大批干部和当权派斗倒，也是一种对官僚集团的打击，但是却把国家机器弄瘫痪了。
最后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宿命，尽管官僚集团的门户私计可恶可恨，但国家的运转又不得不依赖他们。
斗倒了老的官僚集团，还有新一代官僚集团成长起来。
所以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部壮烈的悲剧。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认识到了历史宿命，却非要跟这宿命对着干。
他说自己身上有“猴气”，他也喜欢孙悟空，晚年的毛泽东与历史宿命的争斗，犹如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中辗转腾挪，但注定是失败。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风雷帐下英雄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诗句就是毛泽东的晚年自况。
纵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最后还是败给了官僚集团。
历史上想有大作为的帝王也是如此，恨百官，但是又不得不依赖这些官僚。
所以说，那一次看陈亮词后的嚎啕大哭，可谓千古一哭，悲声犹在！
毛泽东离不了的一群人
毛泽东一直敲打的官僚集团，更确切的说是文官集团，其源头是解放前根据地政权建设和财经系统干部，后成为解放后的文官集团。
这个群体的作用一直被低估，其实，任何革命都要花钱，他们干的就是革命总后勤的活儿。
随着革命不断胜利，摊子越来越大，体系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就需要自己建立政权发展财经。
于是一批来自根据地的高级干部就成长起来了，这些人同高层的实务派结合起来，掌握了党的财政体系和政权体系。
建国后，这个文官集团就转化成了国家政权体系。
解放前，这些人在党内很受重视，说明毛泽东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革命领袖。
彭真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他的根据地建设经验。
主席说，这么好的马克思主义，别只给几个人讲，要多多的人来听。
所以彭真到处讲，干脆做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副校长。
毛主席是用这个集团的，他离不了这个集团。
其实不管谁掌权都离不了这个集团，只是这个集团的人他不喜欢时他要敲打敲打。
那个特殊时期这个文官集团好像是解体了，其实并没有，整个体系还在。
因为主席深知，要是没有他们，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其实，造反派看似厉害，其实都是空的。
主席不愧是写出《矛盾论》的人，他制造矛盾的能力绝对无人可敌。没办法，他认为矛盾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因。
最后扯一点与本文主题有点游离的东西。
毛时代之后，尽管新一代领导认识到所谓常识和人性的力量，并顺应之，于是有了40年的快速发展，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精神平庸的时代。
毛时代尽管物质上相对匮乏，但是亿万人民聚在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信邪、不怕鬼。
相信人定胜天，而且如此的不畏生死、如此的慷慨激昂，这就是一种时代的核心精神。
电影《横空出世》里，万人打夯时响彻云霄的号子，没有计算机、一屋子知识分子劈里啪啦打算盘的场面……总是让人激动不已、心潮澎湃。
而这也是毛泽东最喜欢、最看重的东西，这就是人民的伟力、精神的力量，他称之为精神原子弹。
而正是这种精神，才有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成就，也正因为这30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后40年的快速发展。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多年时，不应忘记前30年。
这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必然要付出的探索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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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年轻人不会忘记我，会研究我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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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温伯陵 来源 |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wenboling2020）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1911年春天，19岁的毛泽东辞别父母，奔赴长沙求学。
刚从农村进城的毛泽东，感觉什么都很新鲜，尤其是琳琅满目的报纸书籍，让喜欢读书的毛泽东不知所措。
他花钱买了一份《民立报》，那份报纸刊登了黄花岗72烈士牺牲的消息，转到其他版面，详细罗列着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以及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
毛泽东读完报纸大为震撼。
他在韶山就藏着一股侠气，喜欢读《水浒》之类的反抗小说，想以自己的奋斗让穷人过的好点，为了这事，毛泽东和父亲吵过好几次。
现在到长沙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对现实世界不满意，做着和他相同的事情，无非是舞台大小不同而已。
读完报纸之后，毛泽东深深记住了同盟会的几句宣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国民皆有参政权的政府、平均地权。
他也记住了孙中山的名字。
孙中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革命领袖，而毛泽东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犹如粉丝崇拜偶像一样，毛泽东也对孙中山生出敬仰之心。
激动之余，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让路过的同学们发表意见。
他在文章里说，只有孙中山做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中国的事情才能做好。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讲革命和维新，结合在一起，便是反对清朝和皇帝制度的。
他不知道孙中山和康梁的政见完全不同，不可能在政府里共事。
不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学识阅历也不丰富，我们现在看这个观点，不能太苛求。
但就是从此时开始，19岁的毛泽东看到模糊的未来，并且向那个指引未来的人一点点靠近。
时间过去12年，毛泽东已经不是懵懂的青年学生，而是刻苦砥砺修成的奇男子。
他在湖南一师读报纸研究时事，眼光犀利观点新颖，同学们都称他“毛奇”，学业大进之后，毛泽东便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成立新民学会，整天研究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
新民学会，就是湖南共产党的原始班底。
杨开慧特别喜欢毛泽东，不顾家里人反对，一定要和毛泽东在一起。杨昌济无奈，只好同意女儿和爱徒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场婚姻，韶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借杨昌济的人脉关系，进入湖南文化名人圈子。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今非昔比，和偶像孙中山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923年12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清水塘，估计因为家庭琐事吵架，夫妻俩的心情都不好，彼此还产生了一点误会。
可中央发来通知，让毛泽东立刻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想都没想，起身就走。
离家之前，毛泽东给杨开慧留下一首《贺新郎》，里面有几句话可见毛泽东的心情：“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儿女情长和家国大业，到底该如何选择，毛泽东想的明明白白。
他从长沙出发，然后转道上海去广州，参加了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场席位是39号。
这次会议是孙中山主持的，并且做了激情澎湃的演讲，而坐在台下的毛泽东，听的相当认真，遇到认可的地方，还要低头做笔记。
整整用了12年时间，毛泽东才能和孙中山在一起开会，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多激动。
孙中山也很欣赏毛泽东。
因为半年前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而且湖南工作是各地方成绩最好的。
于是在广州开会期间，不管毛泽东有什么问题，孙中山都让他起来发言，并且给他极大的鼓励。
有次讨论设立研究会的议案，有个人说，凡是做出重要决定以前，应该聘请学者进行研究，没有经过研究便不能执行。
毛泽东举手反对：
“你是把执行和研究分开了，官僚机构这么做没问题，但对于革命党来说不合适。我的意思，这条议案的精神可以成立，条文不能成立。”
孙中山认为有道理，便建议大会，把这条提案交给中央委员会酌情办理。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毛泽东数次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感受到革命领袖对他的认可，不禁对孙中山感激万分。
而孙中山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表现，感觉这个年轻人是大才，值得大力培养。
政党不同也没关系，反正国共合作了嘛。
于是在大会结束的时候，孙中山亲手写了一份名单，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人选，其中一人就是毛泽东。
有了孙中山的推荐，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执委的候补委员，随后决定派他去“中执委”上海执行部工作。
而日后声名赫赫的蒋介石，在大会上什么都没有捞到。
可以说，孙中山对毛泽东有知遇之恩，这份感激之情，很多年后毛泽东都念念不忘。
国民党一大会址
3
25年后，孙中山早已逝去，自称继承孙中山遗产的蒋介石，也被人民战争赶到台湾做岛主。
和国民党征战多年的毛泽东，则成为中国的伟大领袖，但毛泽东依然认为：
“中共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衣钵。”
孙中山对他有知遇之恩，属于个人因素，毛泽东会在内心感激，绝不会以个人喜好干涉国家方向。
他以孙中山学生自居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孙中山开创了中国的革命道路，不仅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还描绘出非常宏伟的蓝图。
也就是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祖师爷。
就像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失败了，但受陈胜感召的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依然说汉朝继承陈胜的反秦衣钵，并且派人给陈胜守墓。
陈胜和孙中山都是先行者，他们留下的东西叫做道统。
不过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只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道统，具体方法，则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虽然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以革命改造中国，殊途同归而已。
所以在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把个人和国家的感情，都汇聚到这篇文章里了：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再过四十五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核心理想便是公平、正义和富裕。
中国人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依然没有走完，毛泽东知道自己也走不完，便想留下理想的种子，以便将来生根发芽。
而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就是年轻人。
4
同样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开会期间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批评的一无是处。
毛泽东受到的刺激非常大，感觉什么人都靠不住，说不定自己去世以后，也会遭遇斯大林的结局。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问题忧虑重重。
他担心的倒不是个人历史地位，而是中国革命能不能走下去、公平正义的理想能不能坚持，这比个人地位更重要。
再加上国内的腐化变质，毛泽东有点担心，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已经不信马列了，如果自己去世后出了赫鲁晓夫，彻底抛弃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几十年中国革命的路就断了，几千万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人民的利益更没法保证。
毛泽东觉得，应该让全国人民受到一点教育。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至于个人而言，成功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失败了无非是粉碎而已。
为了推波助澜，他用3个月的时间，8次接见院校师生1100万人，意思就是，我和人民站在一起。
那时的毛泽东已经74岁，每次接见师生都是早晨登上天安门，然后一直站在那里，不停的挥手喊话，尽量让底下的人都看到他，直到晚上才能休息。
如此一天下来，毛泽东的脚都肿了。
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一群楞头学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堂堂大主席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何苦折腾自己呢？
毛泽东不听，非要拖着一身疲惫见学生们。
直到秘书劝毛泽东停下来吧，他才说了实话。
他说年轻时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种情景让他终生难忘。孙中山对他很重视，让他做了候补中执委员，所以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
列宁去世太早，苏联年轻人见过列宁的不多，所以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能够明白他的理想和期望，将来继承老一辈的事业。
因为毛泽东相信，面前的几百万年轻人里，一定能出人才，将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
他笃定的告诉秘书：
“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说完便转身向学生们挥手致意。
5
毛泽东生前不遗余力的撒下种子，多年来人们不理解，觉得他太偏激了，都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有段时间，甚至以抹黑毛泽东为荣。
直到2020年，资本的剥削程度越来越厉害，欧美对中国的甩锅越来越狂躁，中国人民终于再次想起毛泽东，翻开他的著作文章，寻找对付资本和外国的方法论。
大家不禁感叹，原来毛泽东已经把屠龙术写出来了，只是被选择性遗忘了而已。
不过没关系，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可以确定的说，从2020年起，毛泽东要回来了，他当年撒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
虽然中国年轻人没有见到毛泽东，但看到了他的著作文章，体会到他的理想和期望，知道了以后的路该如何走。
百年前的毛泽东见到孙中山，一辈子念念不忘，觉得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
百年后的年轻人重新接受毛泽东，也会念念不忘，以后会经常想起他的笑容和忧愁，研究他的思想，用来解决现在的困难。
马克思说过：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那条追求公平正义的百年征途，毛泽东生前没有走完，以后年轻人们会接着走下去。
本文作者温伯陵，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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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时代的指导员，为什么让人效死命？
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让中间那68%的人相信最勇敢的人，鼓起勇气完成任务。
关注需求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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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时代的指导员，为什么让人效死命？
星期一, 五月 23, 2022
9:1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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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熊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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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最近备受好评的一部剧：《能文能武李延年》，这部剧讲述了抗美援朝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但我觉得里面有不少值得拆解一下的地方。
《能文能武李延年》是主旋律电视剧《功勋》的第一个单元，讲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同志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场战斗。
李延年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战斗英雄，电视剧有艺术加工，但大体上是真人真事。
李延年是志愿军某部七连的连指导员，除了配合连长指挥作战之外，他是连队政治思想状况的第一负责人。
李延年作战勇猛，很有威望。
李延年和连长在营里开战前会议，他们的方案获得了通过，领导称赞了他们。
但是俩人一回连里，就看见了队伍一阵喧闹——
连队里出了逃兵。
这是打连长和指导员的脸了，无论你再怎么被营里信任，连里出了逃兵，都会被别的连嘲笑的。
1
逃兵张安东
逃兵叫张安东，年纪很轻，几乎还是个孩子。
张安东是个解放战士，就是从国民党那边俘虏过来参加了解放军的。
这里要解释一句，内战开始之后的国民党军队，到处乱抓壮丁，能被强征入伍的，基本都是穷人。
穷人天生愿意参加革命，好多解放战士到了人民军队之后能勇猛作战。邱少云烈士就是一名解放战士，一样成了大英雄。
军队是个大熔炉，人民军队是个好熔炉，很多人就炼成了钢，反动派的军队那就是个渣熔炉，很多很出色的小伙子，都在那里面被炼成了渣。
解放战争中，解放战士一般是和战斗骨干、解放区新兵搭配组合的。
战斗骨干要教他们作战——“你们看着，跟我学着打”，逐渐把新兵带成老兵，把解放战士改造成人民战士，这种办法解放战士觉得很新奇，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里，都是老兵在后年混着，逼着新兵前去送死。
战斗力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尊重和爱护带出来的。
张安东年纪轻，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教成一个老兵油子，但是他觉悟比较低，他恋家，开小差，就是为了回家看对象张二妞。
班长发现张安东开了小差，枪支弹药都扔下了。
连长指导员都去营里开会，副连长带人把张安东抓了回来。
副连长薅着八班长发狠，要“处理”了张安东。
处理这个词属于委婉语，其实就是枪毙。“逃兵枪毙”，就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是属于“天经地义”的习惯法部分。
证据对张安东也很不利，他带着便衣和很多的干粮——就是憋着逃回国。
连长和李延年一回到连里，就看到了这一幕。
连长就要拔枪，被李延年一把按住了。
连长虽然管一百多人，但他和李延年那会儿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这种冲动特别能理解，他们在内战中经历了血和火的考验，知道临阵脱逃对队伍的伤害有多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支枪都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有一个人脱逃，别人死掉的概率就会变得更大一点，拼刺刀拼到最后，可能就差一个人，战斗就会失败。
小安东也是自知无幸，他哭着求战友们有机会带信给靠山屯的张二妞，也就是他的对象。
这是英雄好汉最瞧不起的一种死法，为了女人。
好了，是不是可以执行军法了？
等等，李延年让连长集合全连，不能这么一枪打死算了，这是开战教育的机会。
连长恨恨不已：“我要当着全连的面枪毙了他。”
2
一个凄惨的故事
关于逃兵如何处置，各国的军队做法很不一样。
像二战时候的日本鬼子的做法，就是直接枪毙，二战的日军是最苛刻、最恐怖的军队，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种恐怖而变成一支最强大的军队，而是变成了最刻板的军队，人人都没有创造力，打的全是笨仗。
苏联红军是枪毙和惩戒营相结合，惩戒营就是把逃兵集合起来，去趟地雷炸碉堡，其实效果也不好。
美军就是军事法庭，审判判刑，二战时候的美军很少枪毙逃兵，一般各级部队首长都会给小兵机会，让他们回前线，战争中一共就一个人被军事法庭枪毙，那个兵以前还是一个小偷，总觉得自己可以坐牢，不会判死刑。
国民党军队是向下枪毙制度，比如连长战死，下面人都跑了，那就枪毙排长，排长如果没有退，班长们跑了，那就枪毙班长，班长死了，兵跑了，就枪毙这个班的兵。
我们人民军队不会随便枪毙人，1929年古田会议，陈老总和毛委员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不随便枪毙逃兵、不随便使用肉刑。
推荐2019年的电影《古田军号》，用心的主旋律电影，注意毛先生的气场
但是！
有几种逃兵是要枪毙的。
带着枪跑的。（所以张安东开小差，一定要把枪留下）
鼓动大家一起跑的。（策划者是首恶，不能原谅）
此外，不枪毙人，说的是平时状态，在战场上，指挥员是可以从权的。
七连已经接受了作战任务，这个时候张安东临阵脱逃，指挥员就可以执行战场纪律，换句话说，张安东被绑在了树上，同志们群情激昂，李延年面沉似水。
连长暴跳如雷，他是这么说的——
连长从集体的角度来说话，责备张安东丢了七连的脸。
这话肯定是没有问题，不过张安东既然要做逃兵，肯定已经没那么在乎七连的脸了，所以这话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张安东居然还还嘴。
刚才他还不是死罪，这句话说出来，就可以枪毙了
这话很要命，这是动摇军心。
再强大的队伍，如果你告诉他友邻部队打光了，大家也会觉得不安，张安东说这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打算一死，没准备跟连长求饶了。
连长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就算是最坚强的老兵队伍，也希望能活着下来，而不是打死两倍敌人，自己完了。
这不对，连长说服的方向就左了。
连长是坚韧的勇士，但是任何一个队伍都是如此：连长这样精通战斗、渴望荣耀的战士是少数，张安东那样害怕战斗，想要逃离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着队伍前进的人。
正态分布曲线
连长和指导员可能属于2.5%最勇敢的人，小安东属于2.5%最软弱的人。
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让中间那68%的人相信最勇敢的人，鼓起勇气完成任务。
连长用“打死双倍敌人”去激励大家，其实只能激励最勇敢的一批人，小安东的丧气话，对偏向于落后的人有说服力。
连长说急了，就要枪毙小安东，被八班长抱住了，八班长希望连长给小安东机会。但是连长迁怒于八班长，说他把这孩子当儿子一样看待，惯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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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有的，很多团队里，领导对最年轻的、长得可爱的小姑娘小伙子有一份偏爱。这就是“天下爷娘爱巧的”。
4
讲故事是最高明的艺术
李延年要说两句，他是政工干部，出现了逃兵，他是必须要表态的。
连长还有一句“有责任我和你一起担着”
李延年说话非常艺术，他没有提二营的伤亡和战争的恐惧，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了小山村。
“大家是不是会好奇，让张安东开小差回去的二妞，得是什么人啊。小安东，是二妞养大的。”
一下子大家就愣住了。之前以为是个桃色事件，但是如果是一个回去看妈妈的事件，那大家对他就有几分同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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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太会讲故事了
小安东是个孤儿，要饭到二妞家附近，饿得奄奄一息，二妞吸出羊奶，喂到小安东嘴里，把小安东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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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都是苦出身，谁没有挨过饿啊！
穷人心疼穷人，可能都接受过亲戚邻居的接济，听到这里，所有的人的心都紧巴了，没人笑话他们。
小安东是被这个妹妹省出的一口饭养活了的，后来俩人就成了恋人。
李延年升华了。
“二妞可爱不可爱？”
他称赞了好几个同志的媳妇和对象，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媳妇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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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对了，打仗之前，你不能让战士们去琢磨二营的事，你得让他们的注意力，在在乎的人、需要守护的人那里。
“上次看到朝鲜被轰炸的村子了，溪畔倒着几个刚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洗衣裳的妇女，要是朝鲜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村子里，我们怎么办？”
大家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李延年用的技巧，和今天的许多冥想技术类似，让大家闭上眼睛，把大家引导到一个场景里
到这里，就有七八分熟了，小安东也哭了，求指导员快点枪毙他。
李延年告诉大家，打仗如果死了，也是为了亲人们而死，这就比连长的“消灭了两倍敌人，是英雄”更有说服力。
5
那一颗子弹还是要有的
说到这里，就有战士们替小安东求情了。这是指导员高明的地方，他不站出来为小安东辩护，而是激发别人来同情他。
连长的态度也变了。
李延年把子弹上膛。
这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军法还要严办，如果简单讲个故事就放人，那纪律就如同儿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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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了，打在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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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李延年的技巧吧：
如果一件事的声音一面倒，那你就去应该展示一件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人群是易怒的，但也是可以引导的；
如果你认识每个人，了解他们的一切，他们会对你更信任；
有些话不用自己说出来，有人会说；
一味地慈悲不够，还要展示严明的纪律。
这部剧播出之后，我看见有人对这个情节嗤之以鼻：“讲几句道理教育一下，就能把逃兵放了？这不是瞎拍吗？”
还真不是瞎拍。
首先，张安东的情况，不是必须枪毙。
其次，要不要枪毙，上级会尊重连干部的决定。
这个裁量权，就在连长和指导员这里，他俩决定不杀，就可以不杀，如果上军事法庭，这个人应该是有期徒刑的情况。
第三，枪毙一个朝夕相处的人，比对敌人射击要难得多。
别说自己的战友了，就算是杀一个相处已久的俘虏都会很难。
电影《鬼子来了》里，村民们以为马大三杀了鬼子，都对他避之不及。
如果要枪毙小安东，谁行刑谁都会蒙上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战场上枪毙正在逃跑的逃兵容易一些，但枪毙一个绑起来的小伙子，难得多。
第四，枪毙逃兵之后，要写书面报告，很麻烦。
不如让他上前线，如果他能证明了自己固然是好事，如果在战斗中牺牲了，那也就洗净自己的耻辱了。
抗美援朝时候曾有一个案例，有个副连长畏战抗命，作战股长劝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肯动，营长才要枪毙他，即使如此，也是关起来跟团里汇报了之后，才执行了战场纪律。
枪毙逃兵从来没有那么随意，而且小安东的性质并不恶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纪律的目的。
投敌和往国内跑是两回事；
这种是投敌的
带枪跑和不带枪跑性质不同；
放弃阵地跑和上火线之前跑性质也不同。
罚，应该和罪对等，这才是公正严明之人。
“逃跑一律枪毙。”
看着过瘾，其实简单粗暴，也会让那68%的普通人觉得恐慌。
要做区分，要考虑不同的情形，要评估这个人会不会再犯。
如果你希望自己做一个睿智、公正、能成事、有担当的人，那最好还是接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接受人性的复杂性。
今天在职场上带队伍的朋友，都可以学学李延年说服人、教育人的技巧。
立威不一定需要杀人，争取人心，才是我们日常需要做的事情，现在不是战争和火线，我们有的是时间。
人怕你，论日算，你在位一天，他们怕你一天。
人信你、敬你、爱你，论辈子算，他今生今世，都会觉得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小安东和二妞生了八个孩子，七个都跟了牺牲战友的姓
熊太行：得到 App《关系攻略》《职场关系课》作者，《西游记》深度研究者，《博客天下》杂志前任主编。自媒体「就叫熊太行也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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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比名牌包还贵的社会等级演变
“知识”现在在中国也开始变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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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剪辑自: https://mp.weixin.qq.com/s/-loSxO95v4-sskuvJm69oQ?dt_dapp=1
咱们假想一个场景。在一个聚会上，你跟两位年轻女士聊天。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谈吐不俗，居然引用了上周《经济学人》杂志对英国大选的分析。第二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更关心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某个人物的命运。
那你能不能判断，这两位女士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
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判断。第一位女士显然更有文化，也许是某个大学的青年教师。可是第二位女士的经济状况可能更好，也许是银行的什么经理。作为读书人，我们更同情第一位女士，但二人地位高低，很难说。
但是，如果是在今天的美国，答案就非常简单了 —— 肯定是第一位女士社会地位高。不仅仅是学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她的经济状况也大大超过第二位女士。
这可不是因为美国是个公平社会，有知识的人地位一定高 —— 因果关系正好相反：今天的美国是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知识很贵，是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知识。
今天我们说的这篇文章是Aeon网站上六月7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炫耀性消费已经结束了，现在都是无形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 It’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 ）。作者是南加州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我们就叫她科瑞德吧。
科瑞德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小事物之和：一个关于有抱负阶级的理论》（ The Sum of Small Things: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 ）。科瑞德使用了几个名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所谓“有抱负阶级（aspirational class）”，在美国相当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或者更高。科瑞德的理论是，现在这个阶层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有闲阶级”，是新兴的精英阶层。
所谓“炫耀性消费”，我们以前在《奢侈品的逻辑》那期专栏中讲过，这是一百年前韦伯伦的理论，比如你要戴一块特别贵的名表，显然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向人炫耀，彰显经济地位。
科瑞德这篇文章有个名词叫“非炫耀性消费”，就是你有能力炫耀，但是你不炫耀 —— 这是一个新的消费观。如果有钱人消费不是为了炫耀，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就是关键所在。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炫耀性消费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 因为现在几乎没什么东西值得炫耀。随着生产力提高，各种以前的“高端”消费品都在向普通人普及。坐飞机、开 SUV、游轮度假，这些东西年收入七万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再好的电视机、再贵的名牌包，也不过就几千美元。从绝对生活享受来说，富人和中等收入者差别不大。
背个好包，别人不知道你是真有钱的富人，还是一个喜欢包的中等收入者。
那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应该怎么花钱，才能彰显社会地位呢？有抱负阶级的回答，是“无形”的消费 —— 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存更多的退休金，买最好的医疗保险。
这些东西比有形的更贵。好大学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超过六万美元，相当于一年一辆奔驰车。如果孩子从小上私立学校，整个下来是一笔巨款。美国收入排名前1%、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的家庭，平均在教育上的投入占总收入6%；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教育花费比例只有1% —— 公立中小学免费，大学可能根本就不考虑了。
这就等于说教育花费是排他性的 —— 你能在教育上花钱，就说明你肯定是富人。以前的美国可不是这样的！从2003年到2013年，十年之间女士服装的价格只上升了6%，而大学学费上升了80%。那么现在上得起大学和上不起大学的就是两类人，优质教育成了富人特权。
所以现在来说，知识的确很值钱 —— 但这个“值钱”可不是用知识创造财富，而是用财富购买知识。
知识越来越贵，所以《经济学人》上的谈资就的确比名牌包值钱。《经济学人》杂志订一年才100美元，但是为了看懂这个杂志你至少得上过大学。
这就是无形消费。表面上看，做这件具体的事儿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想要成为一个知道这么做的人，非常花钱。
有抱负阶级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习俗非常不同。前者在有机水果和新生儿要保证至少一年的母乳喂养上达成了共识，而全美国的母乳喂养率只有27%，很多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吃水果。有机水果并不贵，母乳喂养花的不是钱而是耐心和时间 —— 这不是物质水平的差异，这是阶层观念差异。
这种观念差异，连同《经济学人》杂志的谈资，被科瑞德称为“文化资本”。现在文化资本这么贵，它已经是高端社交网络的通行证。
科瑞德说，比如你在一个本地的集会上，跟人聊天能聊到《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你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同类的人识别到这个信号，你就可能加入一个新的关系网 —— 这种关系网通往高端的工作机会、掌握关键资源的联系人、和私立学校。而对比之下，拿个什么包就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时代，物质消费和无形消费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物质消费的目的就是它本身：你买辆好车，就是为了享受好车，别的意义几乎没有。可是无形消费却可以是通往更好的生活、给下一代创造上升空间的手段。
那好，现在在美国，知识终于得到尊重了 —— 可这是好事儿吗？科瑞德用的词是“pernicious” —— 险恶。中等收入者开着不错的车，拿着不错的包，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上升管道。
丨我的评论
说过这篇文章，我都不好意思再在专栏里说《经济学人》和《纽约客》杂志上的内容了。别人可能以为咱们了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炫耀…
美国阶级固化的问题咱们已经说过多次，而科瑞德这次是从消费习惯的角度审视了这个问题。跟泰勒·科文的《自满阶级》不同的是，科瑞德强调美国社会有这么一个“有抱负阶级” —— 他们显然仍不自满，还想进一步上升，而且影响力很大。
这个阶层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正如《自满阶级》一书说过的，硅谷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们，并不是真的“白手”起家，他们都出身于上层中产家庭。
对应到中国，这大约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兴中产阶级”，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乐于为知识付费的各位。但中美的重大区别是在中国的教育没有那么贵。
考大学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精力和时间，这也是一种“贵”。大学如果市场化，直接收很高的学费，也能把一些人排除在外，那也是一种“贵”。而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能区分这两种“贵”的不同 —— 前者更公平，后者是特权。
“知识”目前在中国还不怎么值钱，但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好好珍惜的局面：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也能看得懂《经济学人》。等到中国变成美国那样，一本杂志就把人分成两类，而且这两类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可能比美国人的差距大得多，那就非常不好了。
丨由此得到
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富人的消费习惯发生根本转变，从“炫耀性消费”转为“无形消费”，从购买高档商品转为购买文化资本。而对一个想要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中等收入者来说，文化资本越来越贵，绝对不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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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印度真的会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救世主”吗？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印度看到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从民族性格上找到根源。”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一个国家，就应该理解一个文化的哲学。推广自己的倡议，就应该首先让别人理解自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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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长11479字
最近印度北部的滚滚热浪虽然把人烤得焦头烂额，政治上却是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简直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国际政治方面，印度在俄乌战争发生后拒不制裁俄罗斯，随后美国威胁要制裁印度，印度反怼了回来，逼得美国不得不让步表示“谅解”——硬刚美国之后依然能够全身而退，这无疑释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瞬间让印度变成了李莲英一般的“大红人”，狐假虎威敢在国际社会上横着走。于是紧接着英国首相访印，印度总理莫迪对欧洲各国进行了轮番访问，印英、印法、印德的双边关系持续升温，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力挺俄罗斯同时能和欧美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印度“基本盘”南亚地区，宿敌巴基斯坦发生了政变，内部局势动荡；尼泊尔上台了亲美亲印的新总理，签署了美国的“千年挑战计划”基建协议，印度也趁机加强了与尼泊尔的项目合作；斯里兰卡发生经济危机面临破产，印度立马“雪中送炭”加以拉拢，巩固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国内经济方面，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创下新高；GST消费税收总额创下新高；塔塔集团下捷豹路虎的预定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国内投资额也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生产国，苹果工厂投产了最新型号的苹果手机，这标志着印度手机产业链的日趋成熟；莫迪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扶植制造业，印度的第一个半导体制造晶圆厂项目也终于敲定……印度制造大有起飞之势。
至于印度的疫情更是早就结束了，政府取消了一切相关限制，生活生产消费旅行都完全恢复到了疫情之前。 唯一持续走低的唯有中印关系，莫迪政府以违反外汇管理法为借口冻结小米公司7.5亿美元的资金，前段时间暂停了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这个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只是政治上的姿态）——这些大家都能通过新闻看到。而我印度圈子里的一些朋友，更是能够直接感受到来自印度政府“铁拳”的暴击——诸如在印度的中资企业被突击查税，高管手机电脑被带走检查；中国公民遭遇印方官员有针对性的敲诈；与印度人通婚的中国人遭到驱逐（除我之外还另有其人）……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中国目前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对整个国际社会无疑是一场巨大的震荡——仓皇出逃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国外人民猛然发现，中国一旦对他们断供，就再也享受不到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了，生活成本会一下子增高许多。人们的信心在动摇，对未来不再那么确定，急迫地寻找备选方案——越南和新加坡的体量太小，有潜力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只有印度，在各国“急病乱投医”追捧下，印度隐隐有成为拯救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救世主”的势头。
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在最近这段时间突然得到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突发性的下降——中国的“至暗时刻”，成就了印度的“高光时刻”。
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观点为转移的，目前在中国发生着的事情，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对印度的发展来讲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的国运转折点。
我一直认为，就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中印之间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原因很简单——在可控核聚变、强人工智能等逆天技术取得突破之前，地球的资源和市场恐怕不足以支撑起第二个14亿人口大国的崛起，这样的生态位只有一个。 出海在外的中国人都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市场，印度企业是中国企业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这两年由于中国在疫情期间出入境政策的收紧，原先海外许多属于中国的市场，都被印度商人趁虚而入占领。
无论是中国和美国，还是中国和印度，“双赢”只存在于特定发展阶段，中国不愿意一直制造玩具和运动鞋，印度也不会愿意长期依赖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印度要提高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能够带动大量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得以爆发。但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工厂，造出来的东西再多又能卖给谁呢？ 因此印度的野心不仅是想要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还想要取而代之。
从我个人来看，我并不认为印度有条件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不看好印度的制造业前景。可我无法否认印度的巨大潜力，谁能保证在各种内外条件具足的情况下印度不会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来呢？毕竟中国的崛起也是许多人所没有想到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二十年前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几乎不会考虑国货；但现在只要有国产品牌，我就一定不会买进口……国产对进口的替代，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快；“印度制造”会不会也有一天突然就替代了“中国制造”呢？ 我不得不说，从各种内外形势来看，目前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条件，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但我这篇文章想跟大家聊的是，印度眼下的这一波“春风得意”，既是偶然，也不是偶然——而是来自于其投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性格特点。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印度看到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从民族性格上找到根源。
很多中国人觉得印度是“谜之国度”，我初来乍到印度的时候，也总是碰到各种意料之外且难以解释的事情，被印度人的不靠谱搞得焦头烂额——特么他们咋老不按常理出牌呢？后来我发现，这是因为印度人身上充满了“投机主义”。 在我还没去印度之前，就有尼泊尔人跟我描述过印度人的投机主义，他们说印度人信奉“Any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宁滥勿缺，爱占便宜，不肯吃亏；后来我自己碰到的印度人也跟我坦言，在印度“Everything is Business”——只要有钱赚，老娘都能卖。
我在《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那篇文章里分析过印度民族性格的根源，印度人的奸诈狡猾、阳奉阴违都源自于种姓制度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的大背景下，我们常常很难理解印度人一些行为的逻辑，这是因为我们的荣辱观、道德观跟印度人截然不同。举例来说吧，印度人没有那么强烈的“知恩图报”，明明是你帮了他，他可能却会觉得是神借你的手帮了他，你只是“神的工具”，他对神的感恩要远大于对你的感恩，因此印度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背负的道德压力要远比我们小。印度人要求的权利和自己愿意承担的义务往往是不对等的，简单说来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占便宜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天天想着怎么用“一分钱”来换“三分货”——做人缺乏责任感和道德约束，这正是印度人不靠谱的根源。
荣辱观的差异就导致有些我们会比较看重的东西，印度人并不当回事儿；反之亦然。中国人的观念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凡事讲究“出师有名”；但在印度人观念里，只要事情最后能成，那就是“正义”的，以绝对的“成败得失”论英雄，到手的真金白银对他们来说才最重要，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手段可以选择性忽视。
不止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这样的情况，印度留学生、员工常常会死皮赖脸轮番表白身边的所有女生，完全没有表白失败尴尬丢人的心理负担，他们只管广撒网——表白一百个只要有一个成功就够了，“成功一个”的结果本身便能证明“表白一百个”这一行为的正当性。这其实也是“Any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的意识体现——到手的东西品质不重要，有永远比没有好。
品质意识的低下必然伴随着风险意识的低下，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喜欢挂火车，一直有人问我这样难道不危险吗？按照《孟买：欲望丛林（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作者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孟买每年死于火车事故的至少有四千人，也就是说单单孟买平均每天就有十几个人死于火车事故。我坐过孟买没有车门的城铁火车，也探访过铁轨边上的贫民窟，完全可以想象到这样的铁路线上肯定经常出人命，但没想到出人命的频率能够这么高……
回想起来死那么多人也确实有可能，最近几年听到过几次印度人在铁轨上聚集、睡觉导致群死群伤的新闻，估计平日里死一个两个根本没资格上新闻。要是“东方小孟买”上海的地铁里一年死四千个人，根本早就运营不下去了；然而对孟买人来讲却是习以为常，他们对每天通勤所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敏感。
德里的一个贫民窟，很多人日常起居就在这样的铁轨边。我们那次去拍摄的时候，有个女孩子过于投入，没见到过来的火车，经验丰富且警觉的当地人一把把她从铁轨上拉下来，才没有被火车撞到。
孟买城铁的画风。即便杂耍水平如印度人，也没法儿保证安全
除了火车事故之外，印度空军动不动就摔飞机也是一种风险意识低下的表现。在没出事儿之前，他们永远会心存侥幸心理，一句“No Problem”掩盖所有的Problem；出了事儿也就是挠挠头就糊弄过去了，没人会被追责，毫不吸取教训。印度人一来对风险的敏感度低，二来贪恋风险带来的收益，因此当风险变得更高、赌注变得更大时，投机主义就成了冒险主义。
之所以印度人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特点，根据我个人推断是由于传统种姓社会里的印度人民社会阶层从一生下来就被锁死。首先，他们不怕输，输起来没有成本，大不了摆烂——反正老子的命生下来就定了，堕落也堕落不到哪儿去，是好是坏都自有“神的安排”；其次，阶层迁越门槛过高，他们想要翻身，就必须靠非常规的手段，按部就班永无出头之日。 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印度人的行为特点：
-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决不能忍受吃亏；
- 不按常理出牌，脑洞大，擅长另辟蹊径搞创新；
- 风险意识淡泊，做事任性常常不考虑后果，侥幸心理强；
- 即便遭遇挫折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打击，不善于吸取教训，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整个社会氛围如此，必然对印度的民族性格产生塑造作用。比方说宝莱坞电影中的那些英雄角色，可以犯蠢，但绝不能犯怂——老百姓就吃这套！纵观印度独立后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能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这八个字来概括。
印度人的奇葩脑回路，最早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可见一斑。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说白了就是摆烂——反正实力悬殊我打不过你，正面对抗没用，不如出奇制胜，另辟蹊径通过“躺平”来达成诉求。历史上真正促成印度独立的其实是甘地的宿敌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鲍斯领导的印度国民军使印度士兵不再忠于英国，严重影响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基石；可是到现在好多人却傻傻以为印度真的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独立的，这就是西方舆论故意误导的效果了——试想一下，如果你自己是搞殖民的西方帝国主义，你愿意殖民地人民搞暴力反抗还是非暴力反抗？甘地刚好提供了一个样板来误导大家，让别人觉得“非暴力不合作”是可行的。
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早年就被甘地给忽悠瘸了，起初搞了个“不服从运动”来反对种族隔离；过了几年之后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否定“非暴力”的作用，转而创立了“民族之矛”武装组织，成为了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信徒，在1955年曾经求助过中国。不过“民族之矛”还没来及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曼德拉就被抓进了监狱，因此反而保全了他后来的“英名”。 所以被许多人所忽视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其根源出自于一种投机主义心态——就算不成功也没啥损失，但万一成功不就赚大发了？
这种投机心态在尼赫鲁身上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体现在了中印边境的“前进政策”中。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控制的领土，而之所以会实行这一政策，是因为尼赫鲁当时预设了一个“前提”——中国绝不会反击，除了对印度的蚕食忍气吞声之外别无他策。按照尼赫鲁的如意算盘，只要像愚公移山那样一点一点侵占中国领土，假以时日一定能够达成自己的战略诉求——何况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占不到便宜，又能坏到哪里去呢？（详见《一文搞懂中印边界问题的前世今生》）
“前进政策”最后导致的结果大家当然都知道了，印度对中国的反击毫无准备，被打得落花流水……尼赫鲁在中印边境的“大冒险”以失败告终，个人声望跌到谷底。确切地说，尼赫鲁那都不能叫“冒险”，只能叫做“冒进”——冒险通常都是有所准备的，冒进才会毫无准备。
尼赫鲁的缺心眼儿遗传给了自己的亲女儿，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直接因此送了命。英吉拉·甘地以施政手段强硬著称，1984年她对国内分离势力锡克族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大量平民，亵渎了锡克教的圣地。当时她的安全顾问提议将她身边的锡克族保镖调走，但她就跟她父亲一样顽固，预设了一个前提——自己的保镖绝不会背叛她。她认为继续留用锡克族的保镖可以缓解当时十分紧张的宗教和种族矛盾，同时也能证明她镇压锡克族是“对事不对人”……结果，英吉拉·甘地死在了自己的两名锡克族保镖枪口下。（详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
须知高风险必然伴随着高收益，政治冒险有失败也自然有成功，英吉拉·甘地在肢解东西巴基斯坦一事上就相当成功。1971年巴基斯坦内战期间，美国派遣了第七舰队到孟加拉湾戒备，并警告印度不要借机进攻巴基斯坦。在这种情形下，英吉拉·甘地立马放弃了印度政府一直强调的“不结盟”立场，找来苏联做靠山，签署了在军事上共同进退的《印苏友好合作条约》，随即出兵肢解了巴基斯坦，赢得了极大的政治资本和国际声望，即便是一开始反对的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详见《中印美俄巴五国“虐恋”风云录》） 所以在印度搞政治就跟赌博似的——这把赌输了顿时声望大跌，下一把赌赢了又立马就能咸鱼翻身。现任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堪称政治冒险的大行家，莫迪任期内的支持率变化，那简直就跟坐过山车似的，疫情期间曾经在一年内从66%跌倒24%，如今又回到了高位。
印媒制作的莫迪支持率与英吉拉·甘地支持率对比，莫迪的支持率变化就跟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这正是其政治冒险的结果
莫迪从小是一名坚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是印度教极右组织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骨干成员。2002年他担任首席部长的古吉拉特邦发生了一起至今都没有调查清楚实情的火车纵火案，引发了激烈的宗教冲突。他作为政府领导人，故意煽动印度教徒对穆斯林进行宗教仇杀，甚至在暗地里为暴力行为提供支持。然而除了受到西方国家旅行禁令的制裁外，莫迪并没有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受到任何惩罚——当时同为RSS成员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革命理想，牺牲了自己政治前途替莫迪背下了黑锅，让莫迪得以全身而退。（详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然而瓦杰帕伊事后却对自己的做法表示了后悔，这意味莫迪当时的处境非常凶险，其命运完全悬于别人的一念——假如当初瓦杰帕伊选择不保莫迪的话，那如今印度的政治格局恐怕会完全不同；但莫迪的这场大冒险终究是赢了，这场让他双手沾满鲜血的宗教仇杀成为了他日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当上总理之后，他冒险的步子越迈越大，有赚有赔有输有赢——废钞令输了，虽然没能按照预期打击黑钱，但似乎也没啥太大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的电子支付；GST税改赢了，废除了之前各邦各自为政的繁琐税制，使印度的税务效率大大提高；加入RCEP协定的谈判输了，印度满以为这个协定离不开自己于是漫天要价，结果小伙伴们撇下印度不管自己签了协定；2019年连任大选赢了，借由对巴基斯坦显示强硬的态度，使得原来岌岌可危的支持率一下子暴涨了上来；农业法案改革输了，在跟抗议的农民对峙一年多之后，莫迪最终决定废除三项农业法案，但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除此之外，废除宪法370条重组克什米尔行政区域划分、颁布具有争议性的《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做法，也都极具政治冒险的意味。
在俄乌战争发生后拒绝制裁俄罗斯，更是莫迪的一场政治豪赌。美国当时扔出话来要制裁印度，印度的反应相当硬气，摆出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样子——你倒是试试看啊！你敢制裁我们，印美之间以后就没得玩儿了！当时有那么一瞬间，中印关系似乎有破冰回暖的迹象——结果美国认怂，不敢冒险把印度推向中俄，赶忙发布声明表示“谅解”，印度成了庄闲通吃的大赢家。
这一幕和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何其相似，都是因为美国认怂，从而让印度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美国的态度就像一个风向标，连美国都要让印度三分，不正说明了印度的牛逼吗？难道印度人比我们更加深谙“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道理？ 因为印度手里捏着美国的软肋——中印关系。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中印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印度手里。中国方面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我们并不想与印度为敌，只要印度一句话，中印的边境纠纷随时都可以化解（当然印度没有哪个领导人敢说这句话）。中巴关系确实会是个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印巴关系的主动权归根结底也掌握在印度手中——假如中印关系能够变好的话，甚至印巴关系都有可能连带受益。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最不希望中印关系变好，那只可能是美国——在当前迫切需要遏制中国的形势下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中印关系”很早就被印度拿来作为政治冒险的筹码了。 我前面说过，印度人的性格特点是永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专门利己，绝不利人。只要能够有足够大的利益，他们可以践踏一切道义——“道义”算什么？利益本身就是最好的“道义”！
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下，“反华”成了一门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作为信奉“Everything is Business”的印度人，莫迪一直以来都在计算——跟中国合作能得到什么？跟中国反目又能得到什么？合作的话应该合作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利益最大化？反目的话又应该反目到什么样的程度对自己最有好处？ 2019年中印关系明明还热火朝天，没想到2020年突然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认为疫情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莫迪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落井下石取而代之的好机会，当即判定反目的利益大于合作，义无反顾地开启了破坏中印关系的政治冒险。
估计印度自己也没想到，2020年没干成的事，倒是在2022年出现了转机。 关于印度这两年破坏中印关系的各种政治冒险行为，我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许多次，这里就不赘述了。许多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印关系未来的走向会如何？ 在我们官方的说辞里，一直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印友好才能最大程度上互赢互利”，“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在中国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几乎适用于中国和所有国家的关系——然而我们这样想，不代表别人也这样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成了正儿八经搞国家资本主义的生意人，我们的诉求是把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地，生意人讲的是和气生财，需要和平的大环境；但假如对方并不是生意人，那么生意人的逻辑就跟他们说不通了——对于投机者而言，危机等于契机，混水才好摸鱼，天下大乱才便于攫取利益。
美国就是很典型的投机者，在二战的废墟中重建了全球秩序，成为了世界的霸主。但霸主的主要工作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干掉所有的挑战者，而绝不是维护和平，因此需要不断在世界各地介入乃至制造地缘政治冲突，让其他国家和地区消耗在内斗中，避免任何国家过于强大。这是进行全球博弈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贯的制衡术思维，他们所谓的“共赢”是“我吃肉你喝汤”。美国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狮子有能力自己捕猎，但更乐于以自己的霸主地位去抢夺其他动物捕猎到的现成食物。
印度则是另一种投机，他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利用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打着“不结盟运动”的旗号在美苏之间待价而沽，从两边分别攫取利益。中国和印度拉开差距的起点，正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那一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印度的“可利用价值”缩水。冷战后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造就了中国的崛起，同时也造成了印度的落寞。
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崛起再次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逻辑——为了赚更多的钱，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参与到了全球战略博弈中；我们一直抱怨跟垄断高科技高利润行业的发达国家做生意是“人家吃肉，中国喝汤”，但当我们跟印度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中国吃肉，印度喝汤”——既然我们不愿意喝发达国家的汤，印度凭什么愿意喝中国的汤呢？
对美国来说，新的挑战者出现了，这种时候资深“墙头草”印度就体现出了其“可利用价值”。美国向印度许诺——我们联手把中国干掉，今后中国的生意都归你！美印日澳组成的QUAD“四方安全会谈”中，日本和澳大利亚更像是凑数打酱油，美印才是核心。 所以这两年的情况说白了就是黑社会老大找小弟，两个投机犯勾结在一起，想要破坏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商业秩序——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生态位越来越大，向上动了美国的奶酪，向下影响了印度的发展空间。美国和印度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两者在名义上都是民主国家，都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在地缘政治上不存在竞争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的供给和需求相当契合——美国需要有人出力，印度需要有人出钱——而这一盟友关系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印俄关系。 但恐怕只有美国觉得印度的“三心二意”是“绊脚石”，印度作为资深“渣女”，深知如何故作清高将“舔狗”玩弄于股掌之中，脚踏几条船正是确保自己主动权的秘诀。“渣女”第一法则就是——绝不能让任何一个“舔狗”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只有让“舔狗”们时刻保持着危机感，吊足他们的胃口，才能掏空“舔狗”的钱包。 所以呢，真的跟中国彻底决裂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打“印俄关系”牌固然能逼得美国纡尊降贵，“印中关系”又何尝不是呢？“印中关系”就跟“印俄关系”一样，是印度能够用来勒索美国的一张牌——美国若是诚意不足疏远自己，那就让印中关系升升温，敲打一下美国；美国要是表现良好，那就让印中关系降降温，鼓励一下美国——有人或许会觉得，美国不可能这样被印度当猴耍；可事实情况却是，曾经的美苏都被印度耍了很多年，最近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言行说白了也是在耍美国。
无论是政治冒险还是政治投机，我们可能都玩不过印度——因为咱们没有那种“渣女”体质，印度的三观脑回路跟我们不一样，人家不但没有道德负担还引以为傲。论不要脸，除了“宇宙强国”冈比亚，印度在地球上还真挺难找到对手的。对印度来说，现在就好像冷战时期美苏博弈的重现——接下去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印度都会斡旋于中美博弈之间，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正因如此，中印关系才会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现象——政治上的冷淡是为了利益，经济上的热络也是为了利益。全球产业链是一个互相嵌合的整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塑，在那之前就算想要降低对华依赖、替代对华产业，也只能一步步来。 曾有朋友问我：印度有多大的机会抢走中国的产业链呢？我说：只要中国不犯错误，印度就绝无机会。朋友又问：那么如果中国犯错误，印度又有多大的机会呢？ 我认为机会还是很有限，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治冒险主义或许能让印度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攫取最大化的利益，但也导致了其自身的不稳定性。
印度最近这段时间风头正旺，各大预测机构都非常看好印度，认为印度会是未来十年里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大有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之势。就我个人认为，目前确实是印度发展的极佳契机，但就算排除中国的因素，印度的前景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美国和印度之所以会联手都是出于投机主义考虑，归根结底是在互相利用。投机者的特点是唯利是图，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美国找印度联手的目的是遏制中国，最不希望的就是“送走豺狼，迎来虎豹”——这种养虎贻患的蠢事儿美国干过好多次，一手栽培起了塔利班、ISIS这样难缠的对手。“强大的印度”恐怕比“强大的中国”更让人头疼——毕竟印度是一头亲俄且不按照常理出牌的白眼狼。站在印度的角度，由于殖民历史的心理创伤，印度对外资格外警惕，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印度也受到了颇多的限制。对印度人来讲，谁赚走了印度的钱，谁就是印度的敌人，谁就是新“殖民主义者”——现在发生在印度中资企业的那些破事儿，将来未必就不会发生在美资企业——毕竟美国跟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印美双方各怀鬼胎并无真爱，不大可能建立起政治互信，更不要说达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了。
第二，全球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同以往，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享有了三十年黄金发展周期，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轮大周期已经结束，否则的话美国也犯不着要发动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下一轮周期能否由印度开启呢？这得看全球经济能不能找到新的增长面——光是增长点不够，得要“面”——互联网数字科技和再生能源等被普遍看好的领域，印度虽然有所起色，但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庞大却低质量的人口在构成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是印度政府的巨大负担，印度缺乏自己独有的、核心的、可持续的、不可替代的竞争力——长期冒险和投机的思维方式，使得印度并不习惯考虑得太长远。
第三，莫迪的政治冒险已经严重撕裂了印度内部。为了营造危机感，以便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强自己的独裁专制，他对外树敌中国，对内树敌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强硬态度，既代表了印人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够团结多数的印度教徒，然而其副作用显而易见，相当于给自己埋了个雷——日益加剧的宗教矛盾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爆发；试图用印地语统一印度的做法也很可能加剧印度内部的民族矛盾。制造危机感有利于搞投机和冒险，但政策的朝令夕改、营商环境的不稳定性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内部的撕裂和莫迪日益增长的独断专裁，将成为接下来印度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第四，如果说莫迪的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印度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倒也不失为一个机会。然而由于印度民主制度的限制，无法克服社会转型所必然要面对的集体阵痛，使得莫迪政府所能做的改革非常有限，对于发展大工业和制造业至关重要的农业改革、劳务改革、征地改革都难以实施。农业改革会导致一批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但也能够逼迫他们走进城市另寻出路，成为从事建设和制造的工人群体。以中国为例，假如当年没有那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不会有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是共和国最需要感谢的人。劳务改革能够打破企业的桎梏，使得公司用人更为灵活，员工的福利也更有保障。印度实施的劳务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保护被雇佣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却由于其不合理性导致了全印度都是临时工。征地改革更是国家大基建的前提和基础，假如无法对印度进行基建改造，那么制造业的效率必然无从谈起。（详见《为什么印度发展制造业那么难》）
第五，制度之所以难以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印度人民在观念上并未准备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由于轻视体力劳动、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印度长期以来重服务业轻制造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印度教所崇尚的原始朴素自然经济观念，也会让许多人自觉抵触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工业化——爱护环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无疑会阻碍资本的原始积累。由于莫迪大力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国民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原教旨主义”化，造成了印度部分地区反世俗化的倒退——比如更大范围的禁酒、禁止杀牛。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现代化世俗观念的国家，要如何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制造业。
第六，欲速则不达。有个做设备出口的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儿，他说他们有次卖一台设备给印度公司，按照正常的流程，他们得要派一个技术员去印度工厂进行安装调试，在那边呆半年时间，指导印度工人设备操作技巧，然后印度那边才能独立操作。印度公司为了省钱，不要中国派人过去，而是派了个印度技术人员来中国学习设备操作。印度人自以为学成，可回国后自己调试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始终无法达标，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中国技术人员过去。制造业的发展有赖于传承和积累，中国建国初期从无到有的工业化，无法否认苏联专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近几十年制造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台湾省、日本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指导让我们事半功倍；除了吸取了优秀制造工艺外，中国还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全球独一无二的供应链体系。印度的制造业刚摸了点皮毛，还没过河就急着拆桥，要把师父撵走自立门户，其制造业发展势必要多走许多弯路。 很多印度人都相信——印度的春天已经到来，未来是属于印度的。可是一个国家假如都从未从“过去”走出来，又如何能够走向“未来”呢？
我得承认莫迪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实践着独身禁欲主义的虔诚印度教徒，他的理想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另一个现实层面上，莫迪也不得不屈服于安巴尼（Mukesh Ambani）、阿达尼（Gautam Adani）等寡头垄断的印度大财阀，印度疫情最困难的两年里，这些财阀的资产却增长得最为迅速，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接下来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究竟会让谁受益还很难说。 就好像赌博会上瘾一样，一个靠投机和冒险起家的国家，想要再脚踏实地做事也会很难。莫迪已经深谙操纵选民的套路，假如只需要喊几句强硬的口号就能使支持率大幅上升，政客又如何会用心改善民生？用宗教意识形态去说服老百姓接受糟糕的现状，永远比去做实事改善现状更容易。
所以就算没有了中国，印度也很难成长成为第二个中国。有一种理论叫做“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认为美国是独特的、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从未中断过的古代文明，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国际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身处群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投机者和冒险家们纷纷磨刀霍霍“趁你病要你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在遭遇中国特色的“危机”时，也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唯有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好了，其他话就不多说了，也不能多说，只希望这次决策者能有足够的智慧带着我们过河。
作者：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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