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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二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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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到浙大写的第一篇文章， 我在2005年就在清华，带着浙大校友、我的博士生钟瑞军为浙大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重地，做了一大堆纸上谈兵的工作。我们两个傻瓜，没昼没夜没报酬的为浙大写了大量没人看的报告。后来想想，真有点像孙文上书李鸿章，孙文不傻，李鸿章不笨，只是这个国家病了，患的是百年慢性农民综合症(chronic peasant syndrome ) 。一百五十年来，个个国家领导人，都满怀雄心壮志的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慈禧死了、溥仪退了、孙文让了，袁世凯中风了，蒋介石在小岛上抑郁了、毛泽东弄得自己妻离子散了，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依然是有浓浓的土味，污秽中带着虚假，狂妄中带着自卑。
我不后悔我选的人生道路，我在这孤独蜿蜒的人生路程上，慢慢的找到了意义。发现人生含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没有白活。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没有白活。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浙大漫漫路程的第一步。在世界走入商业社会、知识经济的今天，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个生命，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党的，是属于所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是在法律的界定下、智慧的衍生上，属于我们自己的。
李志文
2010年2月1日
漫谈二流大学
李志文
November 11, 2006
浙大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对大学发展，谈了些相当精辟的看法。他说：“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然后，他做了精辟的分析：
一所学校的教师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研究习惯时，学校从管理上要求教师发表论文，并且是在国际同行认同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驱动力，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国际上前几名的顶尖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该学科同年龄段里最优秀的。因此，这些学校要求其教师除了保持自己作为这行顶尖的学者外，还要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让这些最好的学生受到教育和启迪。因此，每所学校发展阶段不一样、水平不一样，对发表论文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一样了。
上面这句话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不是在世界一流名校待过较长时间的学者，是不会有此高见的。杨卫到底是开国以来第一个当了大学校长的长春藤毕业生。
按照杨卫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十年前，中国大学是没有资格谈SCI的。现在，前五名的学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在SCI的数量上，现在已经能在亚洲占一席之地，拿到美国比比，也不见得丢人。中国有人海优势，再往后，这个成绩会更好。但这种比法再往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人家二流学校，不跟咱比这个。要用人家二流学校的比法，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又回到起点上：重新洗牌，咱们的成果几乎是零。
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还要做多久的三流大学？我们怎么才能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是人人没有把握，只能当做一个崇高的目标。
我个人幸运的在美国顶级大学待过，我的助理教授中的三年就是在芝加哥大学待的，然后到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当副教授。198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系，应该是顶级，甚至是第一。在1990年，芝加哥统计过，90% 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所有知名商学院的会计学与金融学的当家学者（是讲座教授，但通常不是系主任），与芝加哥大学有渊源。这几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与商学，一流没有问题，顶级可能就不是公论了。现在顶级的位子，应该是哈佛与沃顿。1983的沃顿应该只能算一流，哈佛商学院连一流都谈不上，甚至是被认为是一群二流学者拿着哈佛的老牌子在招摇撞骗。我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在我念书的时候 (1974)，应该是一流大学在做顶级大学的梦，现在是一流大学在往下降。我现在担任讲座教授的杜兰大学应该是一流的尾巴,杜兰从来没有做过顶级的梦，想都不敢想，连一流都岌岌可危。 表上都是美国的大学，二次战后，老美在各方面称霸了六十年，学术也不例外，不能不用老美来做度量衡(calibrator)。英国的三家，是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
从我的分析来看，大家可以知道，二流与三流可以按学校来分，一流多少能按学校分，顶级的大学与顶级的专业就不一定在同一个学校了。顶级大学的排名是相当稳定的，基本上取决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环境。顶级专业的排名是相当不稳定的，走掉一个大师，或大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顶级的位置就保不住了。以大学来分，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应该是三流，但在清华与北大，有些专业领域已经有点二流的味道，浙大是扎扎实实的三流。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入流，别难过，印度也一样。甚至日本也好不到那里去。日本自从百年前，有些大学冲进三流后，绝大部分的大学还是不入流。日本是靠武力与团结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术与思想上面是没有太多的建树的。这几年，北大与清华的国际化与超前意识，比绝大部分的日本大学要来得强猛。
我曾在香港科大做会计系的创系系主任，在离开科大那年，按顶级学术成果排名，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多少是玩了花招，1999年的香港科大会计系应该是扎扎实实的二流顶端，应该是美国之外的第一名。香港科大的这个第一也是岌岌可危，香港中大来势汹汹。在会计学与金融学的领域里，全是老美天下，老欧只有亦步亦趋的份。由于拥有大海龟与牛外教，在会计与金融领域，香港的三大（港大、中大、科大）基本上比欧洲大学好，而且独步亚洲。
什么是二流大学？
杨卫为二流大学做了相当好但不完美的定义：
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它不完美的地方，在『一年能···发一两篇』这句话上。我认为到了二流学校，基本上，已经不用简单的数字管理，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最好杂志一年能发一二篇，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是，别说二流大学的教师了。我下面会详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的不同。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 Kansas State, 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 在美国 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表一是基于美国大学最被认可的排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2006 报告，再依照我自己的判断，为顶级、一流、二流、及三流大学列出一些例子。每一流中，按照排名的顺序，由高而低罗列。顶级与一流是全部罗列，二流、三流众多，只是例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的排名，是在美国最少争议的了。排名免不了主观判断，这个表只是例子，不是科学 。表中的顶级与一流大学几乎清一色是美国学校，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制度设计，几乎把全世界的学术精英完全吸收过去。我在一流大学里，列了法国的Ecole Polytechnique，其实只是『公平』的考虑。法国的Ecole 有点像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学生是最好的，不输给任何的一流大学，设备还不错，但是师资与学术环境就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差多了。亚洲的三家二流大学，香港的科大与中大，日本的筑波都有很大的美国影响。读者可以指责我有偏见。我走遍世界，在欧、亚、北美、南美各国中的顶尖大学都有些朋友，参观大学、分析学术环境是我的嗜好，本文只能说是我的看法，不能说是我的科学论断。学术是尽可能的寻找客观的数据，但是学术结论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
在表一，各位也可以看到，顶级大学全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较好的一流大学，还都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到了一般的一流大学，公立大学就多了起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没有列在表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表一： 依照作者判断的大学流别示例
| 顶级大学 | 一流大学A | 一流大学B | 二流大学 | 三流大学 （例子） |
| （例子） | ||||
| Princeton | Univ. Pennsylvania | UC-San Diego | Maryland | 东京大学 |
| Harvard | Columbia | UNC-Chapel Hill | Florida | 大坂大学 |
| Yale | Duke | U Illinois | Ohio State | 清华 |
|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Brown | UT-Austin | U Pittsburgh | 北大 |
| Stanford | Cornell | NYU | Boston U | 首尔大学 |
| MIT | UC-Berkeley | Univ. Virginia | Texas A&M | 台大 |
| Chicago | Washington U | Toronto | Rutgers | 浙大 |
| Northwestern | UW-Madison | Purdue | National Singapore U | |
| Carnegie Mellon | E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 U Iowa | U Alabama | |
| Univ. of Michigan | Univ. of Sothern California | Indiana-Bloomington | U New Hampshire | |
| Johns Hopkins | U British Columbia | 香港科大 | ||
| Dartmouth College | Rochester | Michigan State | California State Univ. System | |
| Rice | U Minnesota | SUNY Buffalo | 成大 | |
| Vanderbilt | Case Western | U Kansas | ||
| Emory | Georgia Tech | U Arizona | ||
| Cambridge (UK) | Lehigh | 香港中大 | ||
| Oxford(UK) | U Washington | 筑波大学 | ||
| UCLA | UC Irvine | |||
| Georgetown | Notre Dame | |||
| Tulane | ||||
| Penn State | ||||
| LSE (UK) |
注： 本表基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06的排名，再依作者的了解加以调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排名偏重本科教育的角度。本表的微调多考虑了些研究成果的因素。表上顶级与一流大学，作者大多亲身访问过，每一家学校都有相识，在其中一半学校作者做过学术报告。
台湾的台大，大陆的北大、清华、与浙大，被分到三流，是让人非常气愤与不服的。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素质绝对的超过我任教的杜兰大学。台大、北大、清华、浙大的老师的『脑素质』也不逊于杜兰大学的老师。为什么杜兰可以在一流大学中吊个尾巴，而我们的北大、清华被列入三流呢？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杜兰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北大、清华、浙大是中国的国立大学。环境与体制，决定了学术机器的生产效率，原料的品质（老师、学生的天生素质）当然也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学术成果），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表上的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例如清华用了五年的时间操作，礼聘钱颖一从Berkeley回清华，浙大才刚刚有这个概念呢！
在顶级大学，谈文章的篇数，是粗俗的行为，被大家取笑、不耻。 在那种学校，著作等身、大气蓬勃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好吹的？在一流大学，学者是梦昧以求『这辈子』能有『一、两篇』 传世之作。 但是这个梦是深藏心底，不能说的，说出来就下流了。在二流大学，是公开的说：『想当教授，就得有一、两个全垒打』。意思就是，想当教授，非得在顶尖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不可。如果像杨卫说的，每年要发一、两篇，就成了『牛饮』，只有三流学校的牛才这么公开的鬼叫。二流学校公开招聘讲座教授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品质，不是数量。可是在内部提升的时候，基本上看的是数量，不是品质。人家已经都做牛做马怎么多年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咱二流大学资源有限，那能养得起这么多神仙？只要你还努力听话，时间到了，苦够了，也就当上了教授了。
看一个学校的教师管理机制，就能看出这家学校的定位。在顶级大学，教授几乎人人有个讲座（endowed chair），这些老爷都是千辛万苦从对手那里挖过来的。助理教授几乎没有一个能升上去，极少数能升上去的，老早就有对手在挖墙角，又得千辛万苦的挽留，年纪轻轻，就得给他个讲座教授。校长的任务不是『管』这些人，而是哄着他们，赔着笑脸，防着他们与别人谈恋爱。校长更重要的任务，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各专业领域的动向，聘请到领导未来20年学术方向的大师。校长对大师那敢说个『管』字，磕头都还来不及呢！那怎么『管』这些老爷呢？出个假货怎么办？别担心，这些人好管极了。只要你的学校有足够的大师，顶级大学当然是大师如云，他们互相把对方管得贼紧。老子好不容易混到这个江湖名声，才能如此吃香喝辣，我们中间如果出了一个假货，别人对我们的本事产生怀疑，我的数十年修行，岂不被糟蹋了？在顶级大学里，每周定期的研讨会就是擂台，那些大师们，在擂台上杀得你死我活。
当然，如果一个顶级大学，请了个无能校长，一口气找了一群假大师，这个大学就马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顶级大学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大学都在美国，又都是私立大学。因为只有美国的顶级私立大学才能发展出一个极精细的大师互相监管的『教授治校』的机制。美国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用了三百年的时间，用世界最优渥的资源，运用市场机能，慢慢把美国的学术巨厦的上梁弄正了弄直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像伯克莱、康奈尔才能放心的让教授来管自己，管学校，甚至管校长。
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所耗用的资源是惊人的，在外人看来是极度的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师资是名校的命脉，这个『浪费』与『低效』，在师资的培育上面最为显著。我用杜兰大学商学院做例子。杜兰商学院在过去十年，起码进了50个刚拿博士的年轻教师，每位教师的年薪，用2006的价码，是15万到20万美元，每个年轻教师可以待六年，不升就走人。这十年的投资保守的估计是15万乘6乘50，总共四千五百万美元。只有四位升上副教授。其他的都为二、三流大学做贡献了。我们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挖角进来的，也就是说，顶级大学与其他的一流大学，用了更多的价钱为杜兰做了贡献。以顶级与一流大学合起来的五十家学校做群体单位，百分之九十的师资培育投资是为了二流大学做了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三流大学玩不起这个游戏，也就根本不玩了。从一流大学流落到三流大学的人，基本上都放弃了『研究』，反而，一直在三流圈子的学者，有些会兴味怡然地玩着三流大学的数字游戏。
有人会说，这些百分之九十的年轻教授，会为顶级与一流大学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值这么多钱。哈！你就错了。杜兰的这50个人，在十年内，发表了大约 50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一是那升等的那四个人发的。其他46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用浙大、清华的数字管理概念来看，起码四千万美元是打了水漂了。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博士毕业生，这一辈子，不会在顶尖杂志发表文章。顶尖杂志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章，是百分之一的学者写的。在杜兰商学院，学术成果主要是五个讲座教授(师资队伍的5%)做的。
那么，我们不干脆就让这五个学者专做学问，何必花这么多钱，让这么多人陪着玩？这就是学术环境的成本，没有这么多人日以继夜的干，就没有一流的研究环境；没有九死一生，就没有英雄好汉。后面我会分析，什么叫一流的研究环境。
话说回来，中国可能穷些，中国的市场机制可能差些，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可能落后些。但是浙大、清华的许多教授的天生素质可一点也不比什么普林斯顿的那些书呆子差。凭什么人家可以教授治校，被校长哄着、伺候着，而我们清华、北大的念书人就得拍校长马屁、看书记脸色？我们也要教授治校，我们也要大师如云。好！有志气！那么，我们得先从三流大学转变成二流大学。下面我就分析如何把北大、浙大、清华转化成二流大学。
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1]。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 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 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 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 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 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 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 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 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 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 (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的，在台湾、新加坡、大陆为科大扩充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考科大，也还真有些学生雀雀欲试。很快的，我们发现，港台新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这一协调，要到那个猴年马月？
逐渐的，有些老师又飞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的挖了墙角。逐渐的，在世界学术市场上，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的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这么沦落成了二流大学。在香港百姓的眼中，还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结果，也为浙大与清华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提供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科大在 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最难的资源条件：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到现在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可是科大的创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态度高傲蛮横（香港要比台湾、大陆好多了），而一流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为办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前面分析过，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是模式改变 (paradigm shift), 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都是港大、中大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小海龟孙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没有傻到自残？
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可以说，科大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做为一个香港的公立学校又不能在大陆公开招生，学生市场就只限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学，那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只是资源浪费，师生都辛苦难过。最近一阵子，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招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归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平民：一个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我曾在慵懒的周末清晨，躺在清华园九公寓的床上，望着窗外遐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六四，1991 的中国应该已经到了贞观之治，即将要回归的香港，决定送祖国一个礼物：十亿美金，一个吴家玮，一群在世界擂台成长了三十年的华人学术精英。邓小平大笔一挥，这笔资金与这群书呆子，进驻清华园，从零做起，打造一个顶级的，自我监管的私立大学。这一来，资源、历史、地缘优势不都有了吗？今天的清华，又何至于在三流大学中挣扎？可能今天的清华已经是鄙夷哈佛，无视耶鲁的世界顶级大学。所有世界新科博士的皎皎者，论文一旦被导师首肯，马上就寄到清华，梦想着北京打来的邀请电话。大唐盛世啊！衣冠长安啊！你在何方？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给他一个『良』（西方的B）。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二流。他的影响，还到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跳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进入一流大学就是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在同一个城市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在 1990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的与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的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台湾的学者都是本校子弟，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是看不到亚洲大学来的学者的。别说来打擂台了，连观众席里，都找不到。近年来，亚洲学术风气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 这些与香港科大的创建，引起了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眼相看，逼着亚洲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是有密切关系的。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 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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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ki, C.F. and D.A. Wise, 1983, College Choic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pence, M. 1974, Education as a signal, Chapter in Market Signal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2006, College Ranking.
[1]关于历史于地缘对大学地位的影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美国大学排名与地理位置
下面的文章是关于美国大学排名与地理位置相关性的分析，相当准确。但是对中国学生选学校的帮助不大。它抓住一个重要动因，但没有看出全局走向。
美国在脱离工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大湖区在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引领世界工业化而兴起，也随着工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金砖四国，而衰落。这叫做rust belt effect （发锈生产带效果）， 一语双关，用发锈的生产装配带隐喻衰退的经济发展带。
到了知识性商业社会，最大的资产是人的脑袋，哪里住得舒服，哪里就有好大学。前沿产业也随着居住环境走。产业与学校的升降就有了共振效果。
由于知识性商业社会靠的是脑袋，大学排名不再稳定，顶级学者的动向的内部消息，才是年轻学子学术投资的最好指标，念书越来越像买股票。
如果要了解顶级学者的动向，就要先了解学术发展动向，及学术舞台每年走马灯的后台内幕。这些信息只有顶级学者才知道，知道的不会说，到处乱说的一定不知道。这一点又非常像买股票，电视上、报纸上的股评家都在信口雌黄，真正的高人是眼观鼻、鼻观心、微笑不语。
By 李志文
大湖区曾经是美国风光一时的风水宝地。威斯康星、密歇根、伊利诺伊、俄亥俄、印第安纳、明尼苏达外加纽约，这里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曾经是美国工业的重要基地。三大汽车公司、石油化学、钢铁冶炼，这里无一不有。也因为这里曾经发达，也先后出现了众多的名校。威斯康星麦迪逊、明尼苏达双子城、密歇根安阿伯、伊利诺伊香槟分校、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普渡、俄亥俄州立、RPI等等等等。
但是由于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三大汽车公司在丰田、本田以及其他欧洲，韩国汽车公司的步步紧逼下节节败退，而美国不准转移海外的高新技术产业大体分布在美国以下几个地点：加州湾区、加州LA附近、德州达拉斯（以TI为代表）、德州奥斯丁、北卡黄金三角（Duke，NCSU，UNC）、DC、南马里兰北弗吉尼亚、波士顿、新泽西以及现在日益繁荣的佛罗里达。上述地点没有一个靠近五大湖。
从00年来美国到现在快四年，我一直在思考，读博士值不值？在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导师下读博士才是最优解?这就不能不涉及对名校的定义和什么样的学校才能成为并维持名校的地位的思考。
我认为名校只要要符合三个条件:1）有大师;2）有高素质学生;3）有资金。外加一个小条件，自然条件好！
这里先从小条件说起，自然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即使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人对自然的依赖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加州理工、斯坦福、伯克利，包括后来的USC、UCLA、UCSD乃至整个硅谷都是因为气候宜人的加州把那些北方的精英慢慢吸引过来才开始崛起的。而五大湖虽然夏天景色奇美，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想想平均6个月的严冬，让人不寒而栗。生活在北方的美国人可能都对冬天由于气候恶劣而造成的恶心交通事故心有余悸，而且由于道路撒盐，是新车腐蚀非常之快。而大湖区的狂风更是鼎鼎有名。芝加哥的外号就叫风城。没有一个人会和好天气过不去，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冬天，佛罗里达旅游格外火爆的原因之一。从这点上看，大湖区乃至极北的学校在发展潜力上都成问题。就算能留下愿意打拼的年轻老师，上了岁数的大师想孔雀东南，西南飞恐怕也是挡不住的。当然了，我下面要说的其他因素也很重要，需要均衡考虑。
这里说说大师对名校的意义。普林斯顿化工系18个老师有6个科学院院士。系里开会，老头们在走廊一站，就已经让人高山仰止。MIT和Stanford工程院有分别高达13.1%和14.8%的工程院院士。用最宽容的算法，就是不管是学生，老师，还是曾经在一个学校工作过就算一名的计算方法。芝加哥大学出过7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耶鲁的法学院出过众多的美国高等巡回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华人世界鼎鼎大名的何大一也不过是哈佛医学院璀璨群星中的一小颗，还不算十分耀眼。正因为这些大师的存在，使普林斯顿的科学、MIT何Stanford的工程、芝加哥的经济和科学、耶鲁的法学、哈佛的医学成为无数优秀学生向往的地方。因为大师的存在，使得工业界或者学术界的研究经费，或多或少向大师所在的学校倾斜，尤其是尖端领域和划时代的研究。有了这些大师，就有了这些经费，这些优秀的学生和继续保持领先的机会，名校才能够得以生存下来。
这里再说说学生。康奈尔为什么永远也没有机会超过哈佛？原因很简单，我认识的康奈尔的很多本科生，都是因为高中申请学校的时候被哈佛据了才到康奈尔的。我个人认为，常春藤的八个学校，由于联盟建立历史久远，现在的发展已经相当不均衡。排除各自的顶级Program不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明显在第一档次，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在第二档次。而布朗和达特茅斯多少已经有点拖后腿。这从他们的生源上可以得到最好的验证。优秀的生源对学校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微软第一和第三任亚洲研究院的院长李开复和沈向阳都是卡耐基梅隆毕业的。微软语音识别研究组20个人，有10个是卡耐基梅隆毕业的。后面的学生如果想学CS，这样的学校怎能不成为他的首选？在美国，学校的好坏，还千万不能忽略校友捐赠这一项！最近，卡内基梅隆商学院的毕业生Tepper给卡内基梅隆捐了5千5百万美元，南加州收到了它的校友维特比5亿2千万的捐赠。这对学校的声誉和后来申请者将是怎样的推动！
最后再来谈谈资金。谈资金只能把地理位置和大师连在一起才能说清楚。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这在中国绝对正确，在美国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南加州近年来从99年工学院的32名一路窜升到今年的第6名，和加州理工平起平坐。虽然多少有点夸张，但看看USNEWS的具体数据就明白了。南加州在其他各项指标中都乏善可呈，尤其是用人单位平分和同行平分之低，更是和无论排在它前后的其他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南加州的研究总经费和每个老师的平均经费之高也是鹤立鸡群的。南加州工学院的老师每个人手上的平均经费超过100万美元！这在前50的学校里是绝无仅有的。连MIT和Stanford都难望其项背。为什么呢？地理位置好，离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产业密集地近。试想一下，一个在加州的公司，有一个项目要做，两个学校水平差不多，一个在伊利诺伊，一个就在公司边上走路5分钟，请问你选谁？虽然现在有传真，有Email，有电话，还可以视频，但是比起面对面的直接讨论，这些现代科技毕竟都还是辅助品。同样，如前贴所说，如果不但学校地方好，里面大师还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强，如果有一个项目要招标，你还会千里迢迢离开暖风袭人的加州，在12月隆冬到明尼苏达零下35度的天气里去吹风吗？
说了这么多，最后一定要回到五大湖区的学校为什么回衰落这一点上，否则可就跑题万里了。我们再回头看看开始说过的这些名校有没有前车之鉴？答案是勿庸置疑的。在美国，二三十年前有所大名鼎鼎的好学校，它的名字叫syracuse university，中文翻译叫雪城大学。在美国的syracuse，也是长年积雪，暴风雪频繁。随着当年最大的财源美国海军实验室，DARPA等研究机构越来越青睐西岸和新崛起的一些学校，再加上自身发展上的偏差，现在综合排名已经跌到50开外，当年排前三的工程现在更是连80也进不了了。同样的问题也出在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身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撤出罗切斯特市，留在那里的柯达总部显的行单影孤。虽然罗切斯特大学的光学中心靠柯达的苦苦支撑，仍然在美国排名第一，但整体的下滑却是不可阻挡。同样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在明尼苏达双子（几年它最强的工程已经创记录的下滑到26了），俄亥俄州立（工程下滑到29），威斯康星麦迪逊的身上。虽然普渡逆势上扬，工学院排到了第8，但是其他专业确实乏善可呈。芝加哥大学虽然辉煌一时，但现在真面临着他们最严峻的考研。这个学校随着芝加哥这个城市一样，在倔犟和不情愿中一个不得不面临失去美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另一个不得不面对被西北大学超过的尴尬。
最后再来看看大家都及其看重的大湖区名校中的两个中坚（也是Big Ten联盟的两大中坚），UIUC和UMich。UMich今年工学院破天荒跌到了第8，无论它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如果同时有UMich和USC的Offer，现在的美国学生更多的会选择后者。而UMich靠近底特率，这是一个在现在美国以污染严重，治安差，失业率高而闻名的城市。1个月前才去过那里，美国人称它为”dead city”。UIUC以它超强的工程学院扬名美国，但是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玉米地的包围中，多少显出一些独有的农夫气质。但不可否认，UIUC是很多非常优秀和出色的年青老师的跳板，他们在那里作出成绩以后先后跳到其他学校，继续发展，终成大师。UIUC和UMich二者相比，我更看好后者一些，后者以其读有的自由精神，和大而全，但水平有高大学争夺中部最优秀的生源。但本人认为以UCLA，Gatech等为代表的东西部学校超越它们，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不过，也许我们要等50年才能看见。不过对于明尼苏达，俄亥俄州立，现在就已经不是对手了。
再谈二流大学：排名迷障
http://www.jevonslee.com/blog/archives/p845.html
李志文
2010.2.5. 新奥良
越是封闭分割、信息不对等的社会，越喜欢谈排名，农业社会是横向封闭的，也是纵向分割的，在我们这个媒体接受中宣部亲密领导的农业大国，信息是非常不流通的，因此民众对于排名，尤其是学校的排名，到了疯狂痴迷的地步。这个疯狂不限于平民百姓，有些达官显贵，透过重重关系，请我吃饭，我以为要咨询什么国家大事，见了面才知道这么劳师动众，为的是学校排名，孩子读书。我知道，就是念了这篇文章，也无法解几分全国之惑，王秃子考秀才，有一分就算一分吧。
三十年来，我在很多地方说过，大家不要把排名太当回事，美丽是在个人心中，对任何一件事与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排名，其实在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同的时候，不同场合都可能有不同的排名。排名是主观判断，用贝叶斯的看法，主观判断是个随机变量。第三名背后的真实品质不见得好于第五名，甚至第三名不见得一定好于第五十名。只有不学无术的官员才把他们自己闭门造车的排名当一回事。我在 《漫谈二流大学》 中的排名是我的个人在2006年11月11日的看法，在今天就不可能完全一样。大家对排名高低的兴趣，应该是摆龙门阵的兴趣，是没事闲磕牙的兴趣，如果把它当做黑白分明的万有引力定律，就大错特错了。
读者反馈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谈谈。第一个是为什么没有列入欧洲大学？现代大学的发源地是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与德国，工业革命的两个领头羊。可是现在的先进生产力是在商业，不是在工业，是在创新，不是在压挤成本。十九世纪极为成功的工业社会体制，及这个体制下的欧洲大学，到了二十一世纪，都多少有点失落。就像中国这个最成功的农业社会，花了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有气无力的爬进了工业社会，到现在我们的农业皇朝的政治体制都还重重的压在每一个人民的身上。我们的清华、北大、浙大有这么好的学生，而这些中国精英居然这么的崇洋媚外。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是发了霉的农业皇朝官本位。这个农业社会官本位下的教育体制几乎与商业社会背道而驰。各位想想，我们学生从小到大，每年都要上的那门课，老师上得有多别扭？学生听得有多痛苦？ 对思考力、创新力有多大的伤害？改装一部机器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制度是非常困难的事，欧洲的大学治理制度是比美国要落后的，五十年后，有可能我们发现，经过痛苦的转型，中国大学治理制度会优于美国大学治理制度，那时候，中国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
有读者谈到，学校的品质应该由入学的难度来度量，那么清华、北大一定举世无双。如果大家只关心自己的排名，每一个人、每一家学校，都可以找到一个标准把自己排到第一，问题是除了你自己外，有没有他人把它当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排名当回事，从来不跟人家争论排名。在顶级大学里谈排名是被认为非常下流的事，我写了这几篇文章就已经够下流的了。各位可以看出来，我有多爱国，爱到自甘下流。
反正现在中国没有顶级大学，我们不下流也没法子，如果硬是要把所有学校分个高低，有没有一个科学理论与方法？理论是有的，还拿过诺贝尔奖呢。芝加哥大学的贝克指出，教育的功用是人力资本的增值，也就是 一个大学生入学前与毕业后的价值改变。能产生最大的人力资本增值的大学，就是最好的大学。用这个理论来看，清华、北大、浙大是相当常烂的。全世界资质最好的学生，四年下来就怎么变成这个熊样？ 这一说，马上有人不高兴了，你看看XXX 不就是清华（ 中国牛校代名词）的吗？人家去了哈佛（顶级学校代名词），当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成功代名词）。我们要算的是人力资本增值，不是人力资本价值。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人力资本价值。哈佛的增值是这位院士的人力资本价值减去他清华毕业直接上班的工资。各位不用算也就知道，他的现在价值几乎全是哈佛增值。清华为哈佛提供的就只是筛选价值，而这个还都是全国高考做的，与清华无关。清华的骄傲，认真说起来，还只是做亲戚的骄傲，这个院士的种是他父母的，可不是清华的。用增值的概念，现在的清华，无论我多爱她，大概也就是三流了。
中国的出国学生以理工科为主，伯克莱吸收了不少清华、北大、浙大的超级精英，我把伯克莱放在一流而不放在顶级，有不少读者怏怏然，其实要看那一家学校在那一流，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察值，就是教授往哪里流。当一个助理教授没有拿到永久聘书，他会往哪里跑？他去的学校，通常是要低一级或半级，我是在宾大没有拿到永久聘书去了杜兰，这表示在我及在杜兰心中，杜兰起码比宾大低半级。钱颖一是在斯坦福没有拿到永久聘书，去了马里兰，蜻蜓点水又去了伯克莱。这表示在钱颖一、马里兰、伯克莱心中，这三家学校之间起码差了半级。同样的，一个讲座教授的去向也多少代表学校的等级，斯坦福要挖伯克莱的大牛要比伯克莱挖斯坦福的大牛容易。一般来说，同级学校有互相挖角的，挖角的相对容易度也代表学校的相对排名。美国学术单位领导（校长、院长、系主任）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成绩单就是挖到了什么角色。我这辈子最大的战功就是在香港科大会计系创系系主任的任上，短期的用出版排名做到世界第一。这是一个比较不入流的排名方法，当时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商学科系能做到这个排名，虽然有点不入流，也算是战功一件吧。这种不入流的排名就是教育部、清华、北大、浙大的学术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就凭这点战功，在创设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时候，我是第一轮校长候选人，但是我的心已经在中国大陆，就婉谢了。
在日本人心中，东大是比筑波好的，就如同在香港人心中，港大是比港科大好的。尤其在本科考生心中更是如此。东大、港大收了这么好资质的学生，除了一些当了大官以外，还有什么成果？过了四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大官要的是心黑手辣、抱团拉拔，不要学问，甚至真学问，随之而来的真良心，是对升官有害的。那些没有念过多少书的父母，除了能看懂升官发财以外，哪能看懂社会贡献、学术成果？清华对校友占领中南海的骄傲，北大要在下一届占领中南海的决心，是否代表中国的教育有点病态？
读者高宏先生说得好：“一心想着去一流，境界就低了，再怎么做顶多也就是一个三流的。”这句话太对了，这心态几乎代表了大多数清华、北大、浙大的学生与老师。有些还三流得非常病态，为了进通俗排名的一流大学，几乎是无恶不作，跟那些当官的一个样。真是标准的草地大农民！哪像念过书的？
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看一下顶级大学的教授名录，他们的博士学位在什么大学拿的都有，有几个还在通俗排名的百名开外，本科学位更是五花八门。顶级大学只看本事，不看出身。咱们现在的北大、清华、浙大离这个境界差远了。蔡元培、胡适之的北大还多少有个一流的味道。当时军阀混战，实际上没有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太伟大了，学者就自然渺小了，大学也就三流起来。
读者问，你对中国大学这么悲观，你还在浙大、清华混个什么劲？我是在黑暗中看到黎明，我是真正的乐观中国派，只有在黑暗中看到黎明的人才有机会成为一流！
我在浙大过去六个月，日子一天天好，前景一天天亮。中国前景美好，我始终坚信、并将一直坚持。
后记：
中国喜欢请名教授、大学者当教育部长，认为这些人学问大，判断好。其实隔行隔重山，我不懂杨振宁的物理学，杨振宁不懂我的经济学，起码无法懂到能判断学术价值。学术是需要高度专注的事业，当了几年官，这个人的学术功力就铁定废了。美国的教育部长摆明就是政客，做贼像个贼。同文同种同胞的台湾开始民主以后，教育部长（其中有院士）在立法院就是不折不扣的贼像。在欧美已经进入商业社会的今天，受过欧美教育的学者，出任农业社会官本位体制的官僚，每天对着镜子看着丑陋的自己，那滋味是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多年，对于一流大学的含义有深刻的了解，他的分析：”你看大学教授把自己的孩子往那里送“ 就知道那个大学好。是相当精辟的。行动甚于雄辩。
李志文 2010.3.18.
刘遵义看排名：
我想排名其实有很多不同，你说这个排名大概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名。我自己觉得这个排名第一我们不要计较，因为这个排名其实一个大学的好坏，它的声誉不是一年、两年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它每年都在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排名有问题，并不是这个学校有问题。第二，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泰晤士的排名，可信度、可靠度都非常的低，什么道理呢？它有一年把香港大学，当然，那也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但是它把它排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之前，我就觉得有点不可信，所以这个不要太认真，其实比较客观的排名是上海交大的排名，上海交大的排名基本上没有主观因素，泰晤士的这个排名有很大的主观因素。
为什么北京清华、北大的排名会排得相当靠后，因为它是主观的，就跟大家一般的认知有关。好像你问一个外国人北大跟清华，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水平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你问一个外国人北京大学，他们也听过，（知道是）很好的大学，清华？这个字眼他也讲不出来，也拼不出来，可能很多人就会不知道这个清华大学，所以这就跟大学水平没有关系了，因为大家没有这个认知，所以真的不能太认真。
我想一个大学的声誉其实跟学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学生的选择就是你说的，就是听听人家做排名，也不明就里，就是选第一、第二的，他们的选择其实反映不出来究竟这个大学是好还是坏。
在美国其实比较要看重的是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子弟选到什么地方念大学，那是选择是比较理性的，你懂我意思吧？其实在美国很多人只会听过哈佛、斯坦福。很多很好的所谓博雅教育学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的招生在美国，要进那些学院可能比进哈佛、斯坦福还要困难，但是中国人就不会去申请那些大学，因为他没听说过。所以，一般口碑其实不是太靠得住。
关于具体排名的回答
李教授答：I have never taken the ranking very seriously. The whole table can provide a general picture, but individual data means very little. Have you taken statistics? Don’t you know Lehigh’s ranking (or anybody’s) is a random variable? Only a pig-head bureaucrat would view ranking of 40 better than ranking of 41. In fact, I think Lehigh has been declining in recent years. Due to her location and history, she may never get back to her old glory. I almost put her totally outside first class. This is only a personal opinion. In the U.S.,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The market opinion decides the quality.
网友HTY问：I know Lehigh’s ranking is about 40 according to the US NEWS. But I am still curious, what makes you think Lehigh U can be listed under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B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漫谈二流大学》读者回复选载：
关注排名——
费2010-02-02 07:09
回复王Karen：顶级大学的定义不能光用某一个学科的顶级来论断。U Chicago是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不过综合来看，和UCB还是有点差距的。不过我是计算机的出身，看不太习惯UCB放在别的后面：） 回复王Karen 2010-02-02 07:44
回复费：…实际上，那就是一个说法。这个作者用的列表和他自己的论据在我看来匹配的不是那么好的。我其实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他把DART排进A，因为论研究来看，DART根本就是college，不属于研究为重心的大学。虽然dart很好很牛叉，但是和他自己上文所言毕竟些许矛盾。 回复申Mandy 2010-02-02 09:17
UPENN一流大学A YES:) 回复侯 2010-02-02 11:22
很好，排在the other institute of tech前面。。。 回复孙 2010-02-02 19:19
北大和复旦的被鄙视得五体投地了。。。 回复
章 2010-02-02 20:39
原来全世界还有更多不入流的大学~~~而我只是在其中一个，也不用遗憾了 回复
尹 2010-02-03 09:47
我看到了vandy，我很欣慰…其实，vandy应该更开放些的，但是这样保守的学校倒是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所谓“美国” 回复
博 2010-02-03 22:29
不太同意额。。chicago能排在您列出有些一流（penn, columbia etc.)之前不合理吧。
Tulane等一些你列的一流学校，进入难度和清华北大都无法相比..制度不能百分之百决定学校的档次。您列那些二流（甚至包括个别一流）学校每个都给我来个全奖offer,我恐怕也不会做考虑的。即使我的选择只剩下清华北大。但是如果东大要我，我估计就会去。
我也不认为仅仅靠制度就可以让这些学校位列新加坡国立和Tokyo之前..这个差距明显太大了。包括香港七大在内，亚洲任何一所大学和tokyo比研究都是自找没趣..不知您的样本何来
我不认为因米国先进。他们的这些制度就必然合理。我更相信，您所说的一流大学，在中国是不可能也不会被允许出现的。
我所期待的中国大学，只是北大现在的改进版本而已。 回复
王 2010-02-03 22:47
科大杯具了 回复
葛 2010-02-04 12:10
UF是二流哈 回复
马 2010-02-04 12:35
这个排名太垃圾了 回复
应 Layla 2010-02-05 00:57
啊，完全不是这样的么，这人来过美国没？囧。。。 回复
尹Eiki 2010-02-05 04:32
天阿，筑波大排在了東京大的前面，totally not true!每年東大的應考生那麼多，這個甚麼表阿？ 回复
赵 2010-02-05 06:22
就凭北大清华东大这些毕业生对世界的影响，就不是OSU这种学校能比的。至于“日本的大学不入流”更搞笑。 回复
赵 2010-02-05 08:50
这个“大学流别示例”太烂了，完全分不清学校好坏。如果浙大校长本人真是这样分的，那就是太没sense了。 回复
胡 2010-02-05 14:12
回复康：tulane绝对清华北大差！你先看学生素质：我是今年申米学生，Tulane如果我想进去可说完全没有难度…但是清华北大让我今年考我就不敢说。申请东大则是基本不可能。至于你说教育质量，我可不认为tulane有多少教育精英。。这作者从那出来把这学校当成什么了？制度能弥补多少硬件？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
chicago不输ivy,但是作者比商和wharton比就不对劲了。不差没错，说它比UCb，甚至宾大哥伦比亚高一个档次还真是莫名其妙。
再说筑波..这个比东大好，OMG..东大研究实力世界第二原来就只是个三流学校。和tulane比要差出两流。多么贻笑大方。 回复
制度——
马 2010-02-02 12:55
嗯，其实中国北大清华浙大的学生是如此的好哇，但是为什么 本科生都出国了呢？还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不配套，要说，我个人认为中国本科生是世界一流的，但是研究生博士生只能到3流了，不怨学生，学生都很努力，关键还是制度 回复
冯 2010-02-02 22:26
知音！
不是很乐观对于中国教育的现状，但相信20年后我们到了那个年龄会让中国有些发自内心的改变！ 回复
樊 2010-02-03 17:53
。。不会允许真正的一流大学出现的。。。。 回复
金 2010-02-05 15:35
1.想起竺校长，想起他对国民党政府开出的条件：第一，财政方面须有源源接济；第二，用人方面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第三，内定时间以半年为期。现在又有谁敢和共产党谈条件？党之过，谁敢批？
2.想起以前看到的对浙大人的评论：浙大人在校内是很随意的，比如说，浙大有非常多部门的领导和学院大领导都会在公开场合批评校领导，并点名道姓，毫不客气，更有教授在书记来做调研时当面痛骂学校的制度之不足之处，让新上任的书记颇为惊诧……我想，“惊诧”不是好现象，真诚的希望把学校办好，尽快赶上世界二流水平，这才是硬道理。 回复
李 2010-02-04 23:26
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某些部分有失偏颇，把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成客观事实 回复
仰 2010-02-05 22:26
如果校长是官这种现象得不到改变的话，永远都是三流 回复
Without politicial reform ,the foundation of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turn out to be a dream. It’s a society of interest and money and fame in our campuses,no pure academica.
心态——
王 Luna? 2010-02-05 07:19
…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 回复
高 2010-02-05 17:10
一心想着去入流，境界就低了，再怎么做顶多也就一三流的。 回复
嵇 2010-02-04 13:34
…学校分等,或者是学校排名…有意义吗?或者是说…对谁是有意义的? 回复
Lyla 一月 31st, 2010 at 13:08
非常精彩，看过感觉受益匪浅。
其中一段，虽然不是主题，却让我想了很多，“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
发现自己曾经的理想，真算是相当狭隘了……
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
奥卡姆剃刀 发表于 2010-09-15 9:32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43234.html
中医药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近百年来对中医药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何祚庥院士指出“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和张功耀教授提出“要将中医退出现行的医疗体制”的建议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普通公众的眼中，科学好比是正确和有效的代名词，称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的说法，自然引起了中医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本文试图对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进行比较，分析中医理论的基础存在的问题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之路。
一、科学的特性
科学，我们通常所讲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与宗教、阴阳五行等并行的知识体系，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也尚不能解释世间所有的现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并一直指导着人们的一系列技术实践活动，它所做的判断是真伪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坚持“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一系列独特的方法和规则。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每个科学理论并不能保证是绝对正确的，但从历史和统计的角度来看，科学理论是人类最可靠的知识。
科学的这些独特的方法和规则，使科学理论本身具有了一些特有的性质，例如科学具有排它性和可证伪性，排它性说的是对一个客观规律只有一种科学的论述，而与之对立或不相容的论述不是科学；可证伪性说的是任何科学都具有可以被证明是错了的潜在可能性，例如“人是天地日月之精华而产生”，这个理论就不具有可证伪性，因为天地日月之精华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找到这个东西，对它是无法证伪的。再比如说，我们无法证伪“上帝造人理论”，因为就算科学提供了一个明确透彻的机制来说明人的每一个进化步骤，这仍不能排除有个未知因素设计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推到上帝那里去，因此不具有理论和技术价值。相反地，进化论才有可能是科学，任何能够用可靠方法查证的在三叠纪沉积层中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都会把进化论这种理论完全推翻。
科学的排它性和可证伪性，说明科学本身认为客观规律是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它承认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说明科学不是终极真理，只是人类对某一事物公认的最正确的解释，这个所谓“最正确的解释”在将来的确有可能性被证明是错的，但这已经是人类当前认识能力的极限了。
科学方法和规则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是人类现有的、针对于客观规律的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和规则。为什么不是完美无缺的方法和规则会是人类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和规则呢？实际上这正是科学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地方，科学并不以“完美无缺”为目标，而是以理论是否符合现实，并能指导现实活动为目标。只有经院哲学才会追求所谓终极原因，追求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科学本身是为实践而生的，回顾整个人类的哲学史，回顾全人类对真理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批判过程，才能知道科学是有着极其深厚的人文和哲学基础的，科学是全人类反思和批判的产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的这些方法和规则，是历代科学探索者理性思考和科学实验的结果，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在探索客观规律方面最先进、最可靠的方法。相对于某个具体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规则被验证得更持久、更充分和更可靠。在其它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科学方法仍是我们研究客观规律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客观规律时必须要坚持的方法。
二、中医理论的基础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医学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等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学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立足基础属于哲学范畴，其基础是阴阳五行。
之所以称阴阳五行只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原因在于它不遵守“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科学的方法与规则，也不具备科学理论的“排它性”和 “可证伪性”，在面对人类的疾病这种非常客观的东西时，不能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得出一个“排它性”的解释，究竟什么是失调、什么是太盛、什么是不和、什么是虚实？也没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对待同一个患者，王中医说脾胃不和，可李中医说和的很呢，两人依据都是同一个阴阳五行，但谁对谁错莫衷一是。
2006年底，知名中医教授刘力红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做了题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报告，看过后感到其通篇说了一个“平”字，大意说的是阴阳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若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但究竟何种特征发展到何种程度算 “平”或“不平”，这个问题刘先生并没有涉及。阴阳五行并没有提供一个判断“平不平”的客观标准，依靠的是中医的存乎一心，但王中医和李中医各自存乎的 “一心”不一致时，应该听谁的？根据中医理论能无可争议地判断出他俩的“一心”谁对谁错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2007年5月，中医界500名代表聚会广州发表了《中医药发展宣言》，其中李连达院士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确有一些江湖骗子任意吹嘘中医疗效，表现在广告夸大功效，盗用专家名誉宣传，欺骗群众，这些才是真正的“伪科学”，是中医药界的“老鼠屎”，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名声，要坚决打击；但这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医药，真正的中医药是科学的。”
李院士的言论令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辨别出某个中医是良医还是骗子？例如我们能否根据中医理论无可辩驳地论证胡万林是骗子？有人胡万林使用芒硝的量过大，但中医用药讲究“存乎一心”，你无法根据中医理论证明胡万林的这“一心”就是错的，从胡万林的种种表现来看，我感到胡万林对自己是非常坚信的，他从没有承认过自己是骗子，事实上胡万林“以毒攻毒、扶正驱邪”的说法有很多人信服，即使他被判入狱后还有极多的人找他看病。自称为他弟子的杨正峰治死了人被判刑12年，所用的手法与胡万林一脉相承，他称药方是受《千金方》启发的，中医人士能用中医理论无可辩驳地论证杨正峰受到的这个启发是错误的吗？
中医治好了几个人，就称中医伟大，中医治死了几个人，就称这个中医是“老鼠屎”，中医依然伟大，这实在是有强辞夺理之嫌。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堪忧，但好在我们还有食品卫生法、卫生监督部门和各种国家规范可以依赖，而当我们面对一个中医时？我们该如何辨别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医还是一颗中医的“老鼠屎”？难道只能拿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做实验吗？
其实中医界本身也是纠缠不清的，例如台湾名中医倪海厦称内地训练出来不中不西的中医医术是无法治好病的,只有使用经方才可以真正的治好疾病。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内地的绝大多数中医岂不都是赝品？当然，在科学界也有学术争论，但科学界有共同遵循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规则，能够保证我们在这些方法和规则下得到共识，而中医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其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缺少这种可帮助我们得到共识的研究方法和规则，这种笼统的、感性的、模糊的哲学思辩是不足以指导具体的人体客观规律的研究的。
李连达院士称“真正的中医药是科学的”，但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医药？什么不是真正的中医药？区分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人在掌握着这些标准？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只是把出了事的中医药统统称为假中医药，那这种马后炮式的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三、 中医的“整体论”分析
近年来，科学界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研究使用的仍是现有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什么新意。不少支持中医的人士经常称人体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还原论的科学方法是不适用的，中医理论是高于还原论科学的理论，并将中医理论说成是系统论和整体论。
其实，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是一回事，简单说来，系统论是科学而整体论不是，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不仅取决于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强调的是整体性思想。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系统论对一个具体系统的分析，不是模糊定性的，而是精确定量的，它使用了数学规划、博弈论、排队论、库存论、决策理论、搜索论、图论等大量科学方法，它得出的结论是排它的、可证伪的科学结论。系统论在多目标规划等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军的运输船要通过日军的控制海域，有被日军空军击沉的危险，如果在运输船上加装高炮，可以使日军的飞机不敢过低，从而降低被击沉的危险。但由于加装高炮后使运输量减少，客观上运输船通过该海域的频次增多了，这又增加了被击沉的危险。是否应该在运输船上加装高炮，美国的科学家运用运筹学的方法给出了答案，我们当然不能重复当时的情况以获得重复性检验结果，但其中推理的每一步，都有严密的数学理论的支撑，可以保证其结论是在当时掌握的情况的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再比如神六飞船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其可靠性涉及到的因素比运输船加装高炮涉及的因素多得多，使用解析法是无法完成的，发射前指挥部就给出了其成功发射并返回的概率，这个概率是应用系统理论中的统计分析法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可以信赖的。由此可见，强调“整体”是对的，但要正确地体现出整体性，需要的是对系统间要素及构成方式的精确、定量的分析，不仅要有整体性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要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可靠的、有效的手段，没有这些手段，所谓的整体性就是一句空话。
而所谓的整体论应属哲学范畴，它强调的是普遍联系，认为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这些关系的结构是怎样的？关系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什么？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却没有像系统论那样可靠有效的方法去研究，仅仅依靠这种思想是无法对医疗实践给予具体明确和可靠的指导。中医的整体论，就好比不对一棵棵具体的树及树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研究，一上来就对整个森林进行一番研究描述，得出一个定性的、笼统的、模糊的说法，然后又把这个关于森林的定性的、笼统的、模糊的说法用于对具体树的指导，这个过程违反了人类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一般的规律，势必要南辕北辙。所以说，中医强调的“整体论”的优势，只不过是一座美丽而虚幻的空中楼阁。
四、对中医理论的验证
科学发展到今天，对客观规律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越来越复杂的科学理论距离公众的常识越来越远，公众不懂得具体的科学内容，但却非常相信科学的东西，一些人称之为“迷信科学”。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迷信的东西很多，但就是不迷信科学，老百姓的家里有灶王爷的像、有关公的像、有佛祖的像，就是没有牛顿和陈景润的像，药王殿里供奉着孙思邈的神像，善男信女们磕头许愿以求自己和家人健康长寿，但从来没有塑着爱因斯坦像的科王殿供人膜拜。中国老百姓对科学的态度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化肥的确能增产，我就相信，如果不能增产，就是打上“中国科学院隆重推荐”的牌子，我也不卖帐。科学是可靠的，不管你信不信它都一样灵，老百姓相信可靠的东西，这是智慧而不是迷信。
每个中国老百姓一出生就都生活在中医的语言环境中，例如“上火”、“脾气”、“动了肝火”等，像“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药没有副作用”之类的说法深入人心，中国老百姓对中医的认同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包括一些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例如2007年6月28日的《科学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尚勇副部长在罗马召开的中欧中医中药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宣布了中医所获得的一项爆炸性成就：“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这个说法得到了何祚庥院士的批评，并引起了很大反响。
近几十年来，中医相对于现代医学越来越落后，已经丧失了在急救领域和体检领域的一席之地，更多地是在慢性病上进行一些替代性治疗。根据2006 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项针对14677人的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同时，仅有27.7％的人声称“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中国老百姓对中医的医疗效果信心不足，但是还是要选择相信它，这才是迷信。
中医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其理论体系是博大和复杂的，它有着自成一体的认识方法，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中医理论不是科学而断然否定它，中医理论是否是正确和可靠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可以设想，如果使用与科学不相容的中医理论来认识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得到了可靠的正面结论，那当然是对中医理论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科学的补充和修正，如何对中医药理论有效性进行检验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中医支持者经常用某些中医药有效的案例来来说事，但个案是不足以作为理论成立的论据，原因在于个案有着太大的偶然性，例如两人同时感冒，由于一人身体强壮，即使不吃药也比吃对了药的弱者康复的更快，这就不能得出药物无效的结论，因此在做检验时就不能选一组强壮的小伙子和一组年老体衰的老人进行比较，同时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样本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偶然因素的影响。给一组实验对象实施医疗时的同时，对另一组也要进行假医疗，实验对象和负责给出诊断结论的医生对接受真治疗和接受假治疗的具体情况不知情，这样才能杜绝心理作用对实验对象和医生的影响，由医生对实验对象的康复情况进行判定后，最后由掌握分组情况的工作人员统计结果，给出医疗是否有效的结论。通过“随机、大样本、双盲、对照”的方法检验出来的医疗手段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偶然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可靠的。一些中医人士因为现代医学（俗称西医）使用了这种方法，称中医不需要西医来检验，其实这种检验方法并不是西医的专利，而是在确定复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时常用的科学方法，因门户之见而无端排斥这种智慧的、有效的、客观的方法，无疑是反智的。
当前，毒中药事件层出不穷，随着现代医学检验能力和人们对生命健康关注度的不断提高，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那些反对“中医药现代化”政策的中医界人士们该如何面对呢？用阴阳五行这套说辞去给中药的毒副作用定性定量，估计人们不会相信。治死了人再用“是药三分毒、治病不治命”的说法来搪塞恐怕也不行了。重建人们对中医药的信心，关键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中药的疗效和毒副作用，这样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可靠的数据和说法，才会消除他们的恐慌并重建起对中医药的信心。
五、我对中医的看法
当前中医药问题是个热点问题，有人支持中医，有人质疑反对中医，其态度往往还比较激烈。我认为空谈支持或反对中医并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支持中医的什么？反对中医的什么？例如我本人的态度即可称为支持中医又可称为反对中医，说我支持中医，是因为我支持中医药是我国一项重要文化遗产的说法，认为某些中医药手段是有效的，也支持“中医药现代化”的现行政策；说我反对中医，是因为我反对将阴阳五行称为科学的做法，反对用这种非科学的哲学理论指导对人体的诊断和治疗。
所以，我认为按“支持中医”或“反对中医”来划人们对中医的观点是不妥的，这是感情态度上的区分而不是理性认识上的区分，如果必须要区分，也应该以是否支持“中医药现代化”来区分。“中医药现代化”是国家为发展中医药事业而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是“科教兴国”的一个具体体现，其实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改造、发展中医药事业。但由于中医理论的基础与科学格格不入，中医药越现代化，暴露的问题就越多，一些中医界人士担心现代化会伤害中医理论的根基，使“中医不姓中”了，因此存在着对“中医药现代化”悲观甚至反对的态度。其实纵观中医药的发展无论是其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手段和方法，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用不着担心现代化了的中医就不是“中医”了，用我们当前比古人更深刻的智慧和更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改造它，中医应该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科学的、被更多人所接受的中医。即使科学研究表明某些中医理论是错误的，或者中医理论的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抛弃这些错误的理论就是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负责，同时也是人类认识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冰点：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在沉寂了60多年后，仿佛在一夜间，松山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前后，每天都有数千名旅游者来到这座位于滇西边境、原本默默无闻的大山。狭窄的山道时常被数百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几十个交通协管人员来维持秩序。
这股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是因为一部名为《滇西1944》的电视剧的热播。电视剧的原型，便是1944年发生在这里的松山战役。
当年5月，为了打通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中日两国军队在这座面积18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厮杀了近百天。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全歼据守的1300名日军。这次胜利还有另一个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
电视剧唤醒了人们对这块旧日战场的记忆。旅游者们戴着旅行社统一定制的太阳帽，撑着遮阳伞，跟在手持小旗的导游身后，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弹坑和掩体中穿行，并不时停下来拍照留念。
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松山不仅是一处景点。
2009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龙陵县政府，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工作队，开始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迹进行大规模普查。他们通过勘测战场、走访见证人、寻找史料、征集文物等方式，试图从各个角度来拼接和还原这场惨烈的战役。
如今，随着普查工作的展开与深入，人们讶异地发现，松山就像是一座还未找到现实出口的战争迷宫，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与细节，太多的悲哀与感慨，太多的疑问与谜题。
阵地
来松山的许多游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名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书，它被称为“松山旅游最好的导游手册”。提起这件事，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次普查工作的总顾问余戈“颇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与松山没什么关系。他是北京某部队杂志社的编辑，平日里就是一个军史爱好者。在一次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开始对松山产生好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这都是一场实力相差极其悬殊，结果却出人意料的较量。
参加战役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只是一个少佐（注：相当于少校），而中方阵营中，仅将军就有数十名，校官更是不计其数。
守卫松山的日军大约1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员，没有空军，火炮很少；而中方参与战斗的部队先后达到了5万余人，多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士气高涨，还有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与火炮。
日军将松山称为“中国大陆上最为遥远的阵地”，他们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孤军作战；而中方动员了数千名当地民工，还有数百辆美式卡车通宵达旦、源源不断地送来后勤补给。
可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军队，却在松山上苦战了近百天，中日双方的伤亡比率高达6∶1，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可谓“惨胜”。
“总结历史，不能总找些对你有利的东西，那叫哄自己开心”，余戈说，“我想知道松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2004年9月，余戈第一次来到松山。当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阵地遗址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个现役军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从那时起，他先后4次造访松山，将松山战役近百日的战况，一天天梳理出来，最终完成了这部包括880条注释、34幅图表、参考文献达115部的45万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来松山，完全可以体会余戈当年的那种心情。
从Google提供的卫星地图中寻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为参照物。当你找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这是当年滇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记者将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如今，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各种战壕、掩体、明暗火力点和地堡残迹，隐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长的蒿草掩盖，蜿蜒曲折，密如蛛网。许多阵地遗址棱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刚刚挖掘好。时间久了，你甚至会产生眩晕的幻觉，仿佛能够嗅到某种硝烟、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
可以说，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在这儿，战争的历史与现实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于只要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地图，就可以找到大多数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到1944年5月，日军在松山的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等战略要地，修筑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
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第一层是圆木，中间是30毫米的钢板，最外层是盛满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盖上厚厚的沙土。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
守卫松山的日军，是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这些来自九州福冈的士兵许多出身矿工，他们用两年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如同大型蚁巢。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我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
不仅如此，这支部队还是日军中的模范，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着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成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认道，“但作为一个军人，我不得不尊敬这样的对手。”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另外两名中国军人的认同。
2010年3月9日，为了辨清这些阵地遗址的具体形态与功能，余戈特意请来了两名军事专家——昆明陆军学院原副院长肖智林，国防大学工程兵学院野战筑城教研室主任施卫国。
这两个人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南疆作战，对于阵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这片遗址，还是令他们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声。他们把这片阵地称为“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肖智林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即便是今天的解放军，也未必能构筑出如此标准的犹如教科书一般的阵地来。”
这天傍晚，普查队一行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轮落日，正缓缓从地平线上消失。这不禁让余戈想起，在许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录里，都提到松山战场上的“残阳如血”。
“这些真实的阵地与场景，本身就有‘戏剧性’，是任何影视剧编不出来的细节。”余戈感叹道，“当你把研究的视角缩小，总会发现历史与现实间存在的种种巧合，这些相互交织的细节，特别打动人。”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挖山人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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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 移到句首，从行首到句首之间可能有空格
C-e : 移到行尾
M-e : 移到句尾
M-{ : 向上移动一段
M-} : 向下移动一段
C-right : 向前移动一个单词
C-left : 向后移动一个单词
C-up : 向前移动一段
C-down : 向后移动一段
M-< : 移到整个文本开头
M-> : 移到整个文本末尾
C-u 数字 命令 : 执行多次(数字表示次数)该命令；“M-数字 命令” 也可以
M-x goto-line : 移动到某一行
C-l : 重绘屏幕，效果就是当前编辑行移动窗口中央
Buffer 相关
C-x k : 关闭当前buffer
C-x b : 切换到前一个编辑的buffer
C-x C-b : 列出当前所有buffer
C-x C-s : 保存当前buffer
C-x s : 保存所有未保存的buffer，会提示你是否需要保存
C-x C-w : 文件另存为
拷贝与粘贴
M-space (redefined): 设置mark; C-@ 是默认命令
C-w (redefined) : 剪切一块区域；如果没有设置mark，则是剪切一行
M-w (redefined) : 拷贝一块区域；如果没有设置mark, 则是拷贝一行
C-k : 从当前位置剪切到行尾
C-y : 粘贴
M-y : 用C-y拉回最近被除去的文本后，换成 M-y可以拉回以前被除去的文本。键入多次的M-y可以拉回更早以前被除去的文本。
C-x r k : 执行矩形区域的剪切
C-x r y : 执行矩形区域的粘贴
窗口操作
C-x 0 : 关闭当前窗口
C-x 1 : 将当前窗口最大化
C-x 2 : 垂直分割窗口
C-x 3 : 水平分割窗口
M-o (redefined) : 在窗口之间切换; C-x o 是默认命令
C-x 5 1/2/3/0 : 对frame类似的操作
C-x < : 窗口内容右卷
C-x > : 窗口内容左卷（这两个命令在垂直分割窗口后比较有用）
(C-u) C-x ^ : 加高当前窗口，如果有C-u，则每次加高4行
(C-u) C-x } : 加宽当前窗口
(C-u) C-x { : 压窄当前窗口
ESC C-v : 在其它窗口进行卷屏操作
搜索和替换
C-s : 向前搜索（增量式搜索）；连续C-s，跳到下一个搜索到的目标
C-s RET : 普通搜索
C-r : 向前搜索
C-s RET C-w : 按单词查询
M-% : 查询替换，也就是替换前会询问一下
M-x replace-string : 普通替换
Tags
M-! etags .c .h : 创建TAGS文件
M-. : 跳到tag所在位置
M-x list-tags : 列出tags
Bookmark
C-x r m : 设置书签bookmark
C-x r b : 跳到bookmark处
帮助
C-h ? : 查看帮助信息
C-h f : 查看一个函数
C-h v : 查看一个变量
C-h k : 查看一个键绑定 (C－h c 也是查看键绑定，但是信息较简略)
C-h C-f : 查看一个函数的Info，非常有用
C-h i : 看Info
其它
C-M-\ : 对选中区域，按照某种格式(比如C程序)进行格式化
C-x h : 全部选中
M-! : 执行外部shell命令
M-x shell : 模拟shell的buffer
M-x term : 模拟terminal, C-c k 关闭terminal
C-x C-q : 修改buffer的只读属性
Rome: Total War 城市中英对照
Britannia_Inferior 下不列顛
Tribus_Saxones 撒克遜部落
Locus_Gepidae 拉可斯．吉皮戴
Hyperboria 北國
Tribus_Sakae 卡凱部落
Hibernia 西伯尼亞
Tribus_Alanni 亞拉尼部落
Tribus_Silurii 西盧里部落
Locus_Gothi 洛可斯．高提
Tribus_Sarmatae 撒瑪泰部落
Britannia_Superior 上不列顛
Germania_Inferior 下日耳曼
Tribus_Chattii 加提部落
Pripet 普來貝特
Regnum_Marcomannii 雷格南．馬可馬尼
Belgica 貝爾吉卡
Maeotis 梅歐提斯
Agri_Decumates 亞格里．狄古馬提斯
Armorica 阿莫尼卡
Germania_Superior 上日耳曼
Boihaemum 波海曼
Scythia 塞西亞
Tribus_Iazyges 崔伯．亞濟吉
Central_Gaul 中高盧
Dacia 大夏
Noricum 諾尼坎
Tribus_Getae 加泰部落
Pannonia 帕諾尼亞
Bosphorus 波斯弗魯斯
Aquitania 亞奎塔尼亞
Lugdinensis 魯迪南西斯
Colchis 柯奇斯
Atropatene 亞卓帕坦
Cisalpine_Gaul 西撒賓高盧
Venetia 威尼斯
Transalpine_Gaul 阿爾卑斯高盧
Illyria 以利哩亞
Thrace 色雷斯
Gallaecia 加雷西亞
Dalmatia 達爾馬提亞
Armenia 亞美尼亞
Narbonensis 納波南西斯
Liguria 力古利亞
Pontus 龐度斯
Celtiberia 塞爾特貝里亞
Paionia 派歐尼亞
Etruria 伊特魯利亞
Taraconenis 塔拉可南尼斯
Umbria 烏布瑞亞
Media 米底亞
Lusitania 拉錫塔尼亞
Sardinia 薩丁尼亞
Latium 拉西姆
Macedonia 馬其頓
Propontis 普羅龐提斯
Bithynia 拜西尼亞
Galatia 加拉太
Cappadocia 卡帕度西亞
Hispania 西班牙
Epirus 伊派拉斯
Apulia 阿普利亞
Campania 坎帕尼亞
Assyria 亞述
Baetica 貝提卡
Phrygia 佛里幾亞
Cilicia 西里西亞
Thessalia 帖撒里亞
Baliares 巴里亞里斯
Bruttium 布魯提恩
Ionia 愛奧尼亞
Syria 敘利亞
Babylonia 巴比倫
Aetolia 艾多里亞
Attica 亞提加
Elymais 伊萊美
Peloponnesus 伯羅奔尼撒
Lycia 萊西亞
Sicilia_Romanus 西西利亞羅馬
Sicilia_Poeni 西西利亞波尼
Mauretania 茅利塔尼亞
Regnum_Palmyrae 雷格南．帕邁雷
Cyprus 塞普勒斯
Phoenicia 腓尼基
Numidia 努米迪亞
Africa 非洲
Sicilia_Graecus 西西利亞．格雷可斯
Laconia 拉可尼亞
Coele_Syria 可羅敘利亞
Rhodos 羅德斯
Arabia 阿拉伯
Byzacium 拜薩西恩
Crete 克里特
Nabataea 那巴塔亞
Judaea 猶大亞
Gaetulia 蓋圖利亞
Tripolitania 崔波里塔尼亞
Cyrenaica 塞倫艾卡
Nile_Delta 尼羅河三角洲
Sinai 西乃山
Libya 利比亞
Middle_Egypt 中埃及
Sahara 撒哈拉
Thebais 底貝斯
Eburacum 伊布拉坎
Bordesholm 波德斯何姆
Domus_Dulcis_Domus 多姆斯．多席斯．多姆斯
Themiskyra 席米斯凱拉
Campus_Sakae 卡布斯撒凱
Tara 塔拉
Campus_Alanni 卡布斯亞拉尼
Deva 狄瓦
Vicus_Gothi 維可斯可提
Campus_Sarmatae 卡布斯撒瑪泰
Londinium 隆狄尼恩
Batavodurum 巴塔弗杜倫
Damme 達美
Vicus_Venedae 維可斯．維尼戴
Vicus_Marcomannii 維可斯馬柯馬尼
Samarobriva 撒瑪羅布里瓦
Tanais 塔乃
Mogontiacum 莫根提亞肯
Condate_Redonum 康戴特．雷多南
Trier 特來爾
Lovosice 洛弗西斯
Campus_Scythii 卡布斯西席
Campus_Iazyges 卡布斯亞濟吉
Alesia 亞雷西亞
Porrolissum 波羅里森
Iuvavum 攸瓦文
Campus_Getae 坎伯斯．哲泰
Aquincum 亞坤坎
Chersonesos 克森尼索
Lemonum 勒摩南
Lugdunum 盧敦南
Kotais 柯泰斯
Phraaspa 弗拉斯巴
Mediolanium 梅迪歐拉尼恩
Patavium 帕塔維恩
Massilia 馬賽
Segestica 塞吉斯提卡
Tylis 泰里斯
Asturica 亞斯圖里加
Salona 索羅那
Artaxarta 亞塔薩塔
Narbo_Martius 那伯．瑪提厄斯
Segesta 塞吉斯塔
Sinope 西諾比
Numantia 努曼提亞
Bylazora 貝拉索拉
Arretium 亞雷提恩
Osca 歐斯卡
Ariminum 亞里米倫
Arsakia 阿薩奇亞
Scallabis 斯卡拉比斯
Caralis 卡拉里斯
Roma 羅馬
Thessalonica 帖撒羅尼迦
Byzantium 拜占庭
Nicomedia 尼可米迪亞
Ancyra 安凱拉
Mazaka 馬薩卡
Carthago_Nova 卡薩哥．諾瓦
Apollonia 亞波羅尼亞
Tarentum 塔倫特姆
Capua 卡布亞
Hatra 哈卓
Corduba 柯杜巴
Pergamum 柏加曼
Tarsus 塔瑟斯
Larissa 拉里撒
Palma 帕瑪
Croton 克羅頓
Sardis 薩迪斯
Antioch 安提阿
Seleucia 塞勒西亞
Thermon 色蒙
Athens 雅典
Susa 蘇薩
Corinth 哥林斯
Halicarnasus 哈里卡納蘇
Messana 梅撒那
Lilybaeum 利里班
Tingi 丁吉
Palmyra 帕米拉
Salamis 撒拉米斯
Sidon 西頓
Cirta 瑟塔
Carthage 迦太基
Syracuse 西拉鳩斯
Sparta 斯巴達
Damascus 大馬士革
Rhodes 羅茲
Dumatha 杜瑪薩
Thapsus 薩普瑟斯
Kydonia 凱多尼亞
Bostra 波斯卓
Jerusalem 耶路撒冷
Dimmidi 狄米迪
Lepcis_Magna 雷普西斯．馬格那
Cyrene 賽倫尼
Alexandria 亞歷山卓
Petra 培卓
Siwa 西瓦
Memphis 孟斐斯
Nepte 奈普特
Thebes 提比斯
Rome 羅馬
写给WM的纽约指南
http://cyberiad.blogbus.com/logs/14426619.html
WM同学莅临纽约考察，我不能作陪（当然如果他给我出机票我可以考虑飞回去），只好应他的要求写一篇纽约指南，custom tailored for他的行程……该同学特别提到了晚上的去处，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老实孩子，不泡吧，不跳舞，不喝酒，所以这个纽约夜生活，只好请千千，毛毛，多多等大虾来补充了。当然，白天的行程也欢迎大家补充～～～
WM 同学周六早上开始，到周三早上，共计四天四夜，因为念叨着要去shopping（你说你一大男人，shopping个什么劲啊？），只好专门给他排一天时间去Woodbury Outlet，他定在周日。另外Met肯定要专门排一天的，实在逛累了可以到中央公园去坐坐，看看能不能碰见几个名人。他定在周二，万一要改记得千万不要改周一，Met不开门。
那么周六就把该到此一游的地方都到此一游了罢，这一套我是熟极而流，都快赶上专业导游了……早晨起来坐一号地铁到南边终点南码头（South Ferry），出来走进炮台公园（battery park），买票坐渡船去自由女神（Statue of Liberty，当然笑话里面说是free lady，还有电话号码叫se sex sex two sex one free – 6662613，经查证并非free lady号码，请大家不要随便拨打）和移民博物馆。自由女神现在也不知道开多少，反正自从911之后纽约这些地儿就十年怕井绳。在岛上记得回头照两张 manhattan的照片，那感觉真是十丈红尘阿。
从自由女神回来，沿着百老汇大街(Broadyway，对，这是传说中的百老汇，但它从南到北贯穿曼哈顿，剧院区是在42街附近）往北走，可以看到被摸得油光水滑的铜牛——放心，摸一摸不会涉及国民素质问题，美国人也一样摸的——再走走就能看到三合一庙（Trinity Church），从这里右拐就上了墙街（Wall Street），纽约证交所(NYSE）就在你的右手面，左边有个米国早期国会议事厅（希望没有记错，反正是个博物馆，可以进去看），走到它的台阶上比较方便拍证交所的照片。不知道现在证交所还有没有开放参观，如果有的话是上午来领票，票上有进去的时间，WM同学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顺便提一下，在墙街和水街（water street）交口往北拐一个路口，有一座我很欣赏的雕塑，台湾杨英风的“东西门”，背后还有座贝聿铭设计的很丑的东方海运大厦。
如果是夏天呢，本来可以沿墙街一直向东走到东河边，折向北沿河走到南海港（South Seaport），不过大冷天的，那边鱼市场又比较臭，南海港也没多少热闹好看，不去也罢。再说这会也该饿了吧，估计WM同学在巴尔的摩郊区憋了仨礼拜，还是很想念中国菜，不如就坐两站地铁，去中国城吃个午饭，我们常去粥之家，100 Allen Street。吃完再坐一两站回到市政厅（City Hall），旁边就是东河BMW三座大桥之首——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大家也知道美国鬼子没什么底蕴，这百多年前的桥在纽约也算古物了，对付走一走看一看吧。我年轻的时候还从曼哈顿一直走到了布鲁克林，然后实在没力气，坐地铁回来了。如果你足够变态，顶着寒风走过去，可以到桥下那家纽约第一牛排店（店名叫啥我忘了，呼唤光光同学）接着吃晚饭，一定能吃饱，当然不便宜就是了。
如果没有走穿Brooklyn大桥，这会儿可以坐车去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了，周六应该是有很多摆小摊儿的，很热闹，而且是今天行程中少有的本地人比游客多的地方……冬天黑得早，估计逛不了多一会儿就可以去帝国大厦排队了，上到顶上至少要一个多小时吧，虽然有点儿傻，但纽约夜景还是值得看的。下来之后差不多该回家了，留点体力第二天逛woodbury outlet。
Woodbury Outlet购物指南：没有。我就喜欢CK, theory, off-Saks Fifth Avenue, Northface, 还有就是去Salvatore Ferragamo流口水。男生好像可以去Brooks Brothers，唉，总之fashion这种东西问我那是问道于盲。要买香水化妆品什么的这有两家店，不过我一窍不通，估计WM同学也不行，除非有人给列单子。对了，如果买得多，可以先去information center买Coupon book，挺值的。另外如果租车去Woodbury可以到小苏州吃早点，晚上回家可以吃韩国豆腐店，很久没去了，还蛮想的。
周日晚上Woodbury回来如果有力气大概可以去bar，这是我不熟悉的研究方向，请广大观众提建议。实在不行WM你就去east village，随便找一家人多地钻进去吧。记得千万不要去Chelsea，不然会被gay骚扰的。
周一可以轻松一点儿，既然住得离我们学校不远，早上顺便也去看一下吧，116街／百老汇，从正门进去就能看见后门，也算是一大奇观。进门左手是Low library，面前是我们学校的Alma Mater雕像，记得在雕像里找找猫头鹰，据说是一年级新生必修课，找着了功课就不会挂了，虽然说现在让WM同学找有点儿晚，大学英语分已经改不了了……:P Low library东边是哲学楼，门口的思考者雕像是真的哦，可惜挖不走。思考者南边的楼里有名震中西的东亚图书馆，不过在里面找到胡适他们捐的书需要缘分。
之后的行程就可以比较随意了，不过下午要抽一个小时去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卖半价戏票的亭子（大红字写着TKTS，应该很好找）买当晚的戏票。营业时间不记得了，我真牛，看了几场Broadway show, off-Broadway show, off-off-Broadway show，居然从来没有自己买过票……祝你能买到歌剧幽灵（Phamton of Opera）的票，这出戏不是一般的热闹好看啊。晚上看完戏出来可以再看看时代广场的夜景，不过这里的拥挤程度直追重庆解放碑。
今天可以去的地方：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不知道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圣诞树撤了没有，溜冰场应该还在吧？经常有人说在那场上看见前乌克兰前啥的花样滑冰选手玩儿，我没见过，反正见了也不认得。不过我学滑冰的初始动机就是有一天可以上那里去滑，不觉得丢人……与之隔着五大道就是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hapel），教皇每次来都要视察的地儿。有闲情可以继续在第五大道上朝南走，商店橱窗都蛮好看的。或者可以去东边的东边的Park Avenue，是我很喜欢的一条路——废话，大家都喜欢，要不这里房租怎么那么贵——还有Alexander Calder的雕塑。在Park Avenue上朝南走，到40多街就进入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大概是因为纪念意义。到大厅里要抬头看天上的黄道星座，这是获奖设计。车站里有个餐馆叫oyster bar，oyster bar门口附近有个小门廊，如果你看有人在那神经兮兮地对着墙角说话，不要以为他们有毛病，他们在玩儿回音壁呢。你也可以去玩玩，这里适合向mm求婚……４２街６大道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也可以进去看看，“后天”（哈哈，The day after tomorrow）就在这儿拍的。其实洛克菲勒中心不远就有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不过估计WM没啥兴趣，我倒是有点想念那个雕塑园旁边的小咖啡座，虽然那艺术的椅子实在有点硌。
WM 运气不好，无畏号（Intrepid）正在维修，冬天也不适合去哈得逊河（Hudson River）上坐船，所以西边就不用去了。中城（midtown）逛腻了就去下城（downtown）玩好了，SOHO的画廊亚，小店亚，都很好看，有钱还能买到很多好玩儿的东西。SOHO往南不远就是Chinatown，两地之间有一家物美价廉的法国餐馆，L’Ecole，是法国厨师学校附属餐馆，fixed menu，不过常年更换，价格每人不到５０，要预定，你试试看能不能定上。不过记得不要错过晚上８点的戏……
周二你就去Met慢慢逛吧，埃及馆绝对不容错过，希腊也好，中国馆也要看。男同学估计都喜欢arm and armors馆，呵呵。就在中央公园旁边，累了可以去那里转转。其实北边还有Guggenheim，南边还有Frick’s，都是很好的博物馆，博物馆太多，怎么逛得过来啊。不过逛累了晚上正好去机场睡觉，hoho
累死我了，WM你要请我吃饭！！！
iZ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