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建国后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籍贯

好玩。

————————————

八卦建国后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籍贯(八卦、无聊、无营养、慎入)

2013-03-13 22:15

(作为历史地理讨论贴,大家请先默念三声“我们都是中国人,禁止地缘歧视”,否则请不要阅读此文。)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这句话简称“五湖四海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不以某个特定的地域为基础,和同一时期的“北洋军”、“桂系”、“西北军”这些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中共建党后,几次战略性大转移,如四一二政变后从城市转移到山区、长征后从江西转移到陕北、解放战争后从北方数省根据地扩展到全国,都没有影响中共的组织完整,“五湖四海原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过,政治人物也是具体的人,政治家的早期教育经历和基本人脉关系,对其政治行为还是有很大影响,在微观层面尤其如此。比如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有大城市和名校背景的周恩来,肯定比湖南贫农和行伍出身的彭德怀合适的多。今天本文的主题,就是八卦一下中国的地理区域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

先核实几个概念,首先是“籍贯”。

籍贯是个中国特有的概念,在古代,一个家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地理区域,与当地的山水风土相融合,就用“籍贯”来表示其联系。同一籍贯的人,见面彼此自然亲切。古人安土重迁,籍贯容易确定,但近代以后,人口迁移频繁,尤其是中共这种经常性在全国战略转移的群体,与地域的联系颇不稳定,比如毛岸英,父亲籍贯湖南,本人在上海长大,14岁去了苏联,24岁回国,先后在陕北、北京两地生活,葬在朝鲜,很难找到和某个地理区域的紧密联系。因此本文将“籍贯”的概念稍做放宽,不再要求祖籍,仅指其人从出生到参加政治活动之前长期生活的区域,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一段时间对成年后的影响最深,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最牢固。

第二,中国人描述自己的籍贯,一般是某省某县(市)。本贴一篇小随笔,讨论不到县域文化的层面,但是仅以省份划线,也有些问题。省是行政性的,和语言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不完全重合,而后者显然对人影响更重要一些。简化起见,本文按照水系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基本单元:

有朋友问,为什么非要按照水系划分单元呢?我偏偏喜欢山不可以吗?抱歉,历史上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播一般是沿着河流进行的,同饮一江水的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更容易找到共通之处,跨流域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地理上同处西南,纬度和气候都差不多,但云贵属长江流域,因此云南话和贵州话属于北方方言,和四川话接近;而广西属珠江流域,广西话大部分地区讲粤语(部分地区讲客家话和桂柳话),北方人往往听不懂。因此,划定地缘单元的时候,水系是基本的划分标准。

我们首先按照传统的观点,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广义的南方人和北方人,比如孙中山是南方人,袁世凯是北方人,这很好判断。其次,“南方”内部,“南方南部”即珠江、闽江流域和海岛7政区(桂琼粤港澳闽台)属于一个板块,人口2.2亿,下文称“珠江人”或“岭南人”,(把台湾称为岭南不准确,好在 建国后也没有台湾籍的领导人)。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是“江南人”和“岭南人”差异很大,政治上的表现也不一样,不可混为一谈。

“南方北部”即长江流域和淮南11政区(云贵川渝湘鄂赣皖苏浙沪)属一个单元,人口5.7亿,下文称“江南人”或狭义的“南方人”,其中又可以细分为“长江中上游单元”和“长江中下游单元”,下文分别称“楚人”和“吴人”。注意本文的“吴人”比吴语区大,“楚人”也比湘语区大,这和中国传统概念有些出入,但是在近代史中,外来的西方文明是最主要的动力,“吴人”是沿海区,受外来辐射比较明显,“楚人”是内陆区,湘鄂川赣的处境都差不多,但和沿海区是不同的,因此就划为两个板块单元了。

“北方”内部,“北方南部”即黄河、海河流域和淮北9政区(甘宁陕晋豫鲁冀京津)属于一个板块,人口4.0亿,下文称为“中原人”或者狭义的“北方人”,又可分为“黄河中上游单元”和“黄河下游单元”,汉唐时期分别称为“关中人”和“关东人”,不过宋代以后逐渐趋同,下文不做区分。“北方北部”即辽河、黑龙江流域3政区(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属于一个单元,人口1.2亿,下文称“东北人”或“塞北人”。此外,西部向西、北、南流淌的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红河、额尔齐斯河各水系和内流水系4政区(蒙藏青新),面积虽然辽阔,但人口只有0.38亿,下文称“西部人”,这种划法实在笼统,不过这两个板块也从没出过国家领导人,就不详细考订了。(本文并无歧视边疆和少数民族朋友的意思,可惜边疆地区人口太少,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出国家领导人的几率本来就不大。)

再定义一下“领导人”。

谁是我国的“国家领导人”,粗看不是问题,其实也挺复杂。比如1978-1989年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都有其人,邓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退休后唯一的正式职务只是“中国桥牌协会主席”,配上军界一把手叶剑英退休后的唯一正式职务“中国钓鱼协会主席”,简直是赤裸裸的合伙卖萌行为!反之,孙夫人宋庆龄其实是当过几天“国家元首”的,(1981.5.16-1981.5.29、人大特别决议授予的国家名誉主席),但她在政治上明显没什么影响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政治概念叠床架屋,最外面是一层英美的“宪法/宪政”的马甲,然后是苏联“列宁式政党”的外套,里面还是中国传统的“君相分权三省六部”的内衣,因此经常名实不符。

关于古代的治理结构,稍稍展开一下。秦后中国的王朝时代,治理结构基本上可以称为“君相二元制”,即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秦汉相国/丞相、唐宋中书门下、明内阁大学士、清军机大臣等)共同治理。近代以来,为了树立革命的正当性,教科书中常将古代的皇帝描绘为“专制君主”,尤其是明清,好像一片黑暗,其实除了“开国/末世”一段战争混乱的时间以外,大多数时间,王朝的君主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大致是平衡的,两者各司其职,构成一个稳定的治理结构。

具体地说,皇帝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任职终生,名义上的神授之君。但除开国皇帝之外,皇帝一般只是出席典礼仪式,进行人事任免,但不进行实际的治理,也不承担具体的政治责任。其政治功能,主要是保证王朝法统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圣人垂拱而天下治”。

丞相是政府首脑,下辖六部九卿诸司,总理政府全局,并以“天变”的名义对治理不善承担责任。丞相从平民中“选举”产生,(汉语“选举”一词,原指“推选、保举”,从秦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至唐宋定型为“科举考试”至清末,即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人才),后期一般会演化出某种政党政治,(汉之清流/浊流,唐之牛党/李党,宋之新党/旧党,明之东林党/阉党,清末之帝党/后党)。高度的竞争性保持了政府的活力,也给民间的人材提供了一条上升渠道,并非皇帝可以随便废除(教科书中朱元璋废丞相的说法,有些夸大,明代的君权总的来说是受制于相权的)。

这种“君相二元制”的传统,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结构中,就是“主席总理二元制”。如果让大家回忆起1949-1976年间“第一代领导人”有谁?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毛主席、周总理”。其实仔细考察,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确实是主席,但周恩来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从来没有列过第二位,前面不是有刘少奇、朱德,就是有林彪、王洪文。之所以民间对“毛主席/周总理”的印象最深刻,就是因为“主席”相当于“君”,“总理”相当于“相”,是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两个支点。为了简化细节,本文的讨论就基本以这两个职务的人为主。

(以上背景)

——————割——————

(以下正文)

1、建国以前

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王朝大多自北而南建立,坦率地说就是北方人“征服”南方人而形成的政权,古代帝王多北方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详细一点,根据地在“北方西部”的王朝,如秦、西汉、西魏、北周、隋、唐、西夏、大顺,对应的中心城市是“咸阳/长安/西安”,在安史之乱前比较兴盛;根据地在“北方东部”的王朝(东汉、魏、西晋、北魏、东魏、北齐、辽、金、元、清),对应的中心城市是依次是洛阳—邺—邯郸—燕京/大都/北京,定格在北京,在安史之乱后占有优势。历史上,“关陇军人”和“东北军人”的“东西大战”,如秦赵长平之战、“大顺/满洲山海关大战”,国共辽沈战役,往往是北方统一全国的奠基石。

如果南方人进行防守,长江附近的平原是守不住的,必在“南方北部的北部”,即“淮河中下游丘陵地带”,史称“淮右”地区进行,所谓“守江必守淮”。这里发生的“南北大战”,南方胜则南北分治,如秦晋肥水之战,南方败则全国一统,如国共淮海战役。南方人如果北伐,一般也是从这一带起兵。四个平民属性最强的王朝西汉、南朝宋、后梁和明,都是如此。徐州附近几个县,也就接连出了刘邦(沛县)、刘裕(铜山)、朱温(砀山)和朱元璋(凤阳)这四个“纯汉族”的皇帝。

而在淮右军人庇护下的南方政权中心城市“金陵/南京”,则和西安、北京呈现一个近乎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几何中心,就是另一个古都开封。

关陇、东北和淮右三个区域出皇帝,并不是北方人多么优越,其实打仗是个苦差事,正是北部相对寒冷贫瘠的自然条件,才造成当地居民当兵的偏好——杏花春雨江南的温柔世界,找个喜欢打仗的男人可不容易。相反,中国的经济区一直在国土的东南部,具体的说,大致以隋修大运河为界,秦汉隋唐的经济中心是黄淮海平原,中心城市是洛阳,经济发达则文化昌盛,战国孔孟老庄诸子、汉代董仲舒郑玄诸儒、隋唐崔卢郑李王诸世家,都来自这些地区,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迁,长三角平原和江汉平原成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带,尤其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几乎垄断了明清两代的财赋和文脉,也就是“江南才子、塞北王侯”的原因。

简单的说,古代统治结构的基本组合,是北方的皇帝、南方的宰相。

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是这个模式:军事重心在西北,军机大臣多北人,财赋依仗东南,内阁大学士多南人。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规律被打乱,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的大循环,表现在地理区域上,就是接近商路和航线的区域先进,反之则落后。国土最南端的岭南单元,尤其是自然条件甚佳的珠三角,逆袭而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南北大逆转”引发了一系列不平衡,南方开始挑战北方控制之下的旧秩序,出现几波“北伐”浪潮。

岭南人“北伐”共五波:第一波,1850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和广西桂平人杨秀清领衔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波、1898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和新会人梁启超领衔的戊戌变法(主要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第三波、1911年广东香山人孙中山领衔的辛亥革命;第四波、1926年广东三水人汪精卫领衔的北伐战争(孙中山已经逝世、蒋介石尚未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五波、1978年至今的“经济改革运动”(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不评价)。尤其是辛亥革命,本来在“江南人”的地盘即武汉首义,但是最后却让孙中山作了“临时大总统”,不能不说是岭南地区整体强势的结果。“同盟会”实际上是岭南人的“兴中会”、楚人的“华兴会”和吴人的“光复会”三家组成,楚人代表黄兴(湖南长沙人)以首义之功,尚且屈居孙中山之后,合称“孙黄”,吴人陶成章就更靠边了。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广东人在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中的地位最高的时期。

不过,“南方南部”的“岭南人”北上,压力最大的并不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毗邻的“南方北部”的“江南人”,比如第一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对珠江流域影响很小,进入黄河流域的林凤祥李开芳也仅是偏师,主要的战乱都发生在长江流域各省。其结果,就是刺激了“江南人”的力量的反弹。如前所述,长江历来有中上游和下游、也就是吴楚两个中心,富庶的江汉平原和长三角没有当兵的传统,因此两个边缘地区——湖南和安徽人崛起,形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湘军”和“淮军”两个军事政治集团。

三湘四水之湖南省,地处内陆,民风劲悍,儒家文化保留较多,号称“中国普鲁士”,是对抗太平军的主力。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湖南籍军人遍天下,时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中国近代一大批湖南名人,或子弟,或师徒,十九都有湘军背景。

相对而言,淮军不如湘军善战,但是吴语区沿海,能够和外国直接联系。既然“南北大逆转”的源动力来自外界,何不直接与外国人合作、然后自己来北伐?因此当曾氏兄弟的湘军还在用大刀长矛的时候,李鸿章已经组织起了“洋枪队”,依靠武器优势弥补力战的不足了。太平天国战争后之后,淮军继续北上,吸收北方的资源而发展成了北洋军,年龄较大的安徽籍老军官担任北洋教官,后来成为北洋军的元老派,即“皖系”,年轻的中下层军官大部分来自就近的河北省(直隶),后来成了北洋军的少壮派,即“直系”。北洋军昌盛了十几年,尝试着进行过几次南征,毕竟和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走向(“南北大逆转”)不一致,最后归于失败。

同理,第四波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江南人”蒋介石联络上英美财团,就夺了“岭南人”汪精卫的权。此时吴语区传统兵员地、也就是北部山区的安徽人还在向北洋系发展,因此由南部山区的浙江人——主要是浙南山区地带——做主力。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在黄埔生中的核心死党如陈诚(青田)、胡宗南(镇海)、戴笠(江山),也都是浙江人。可惜浙南山区地盘不大,人力资源有限,蒋介石主要还是靠李鸿章的“美械加银弹”的办法取胜,不太能打硬仗。另一方面,传统的岭南势力以胡汉民、孙科为首,形成了国民党中所谓的粤系,“四一二”之后据岭南自守,而汪精卫只好拉拢楚人程潜、唐生智组织起“武汉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毕竟不是三湘子弟,楚人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汪精卫则两头不着落,最后无可奈何的做了汉奸。国民党内南京蒋、武汉汪、广州胡三派几十年合纵连横,斗来斗去,地缘之间的矛盾是基本动力之一。

顺便说一句,珠三角本身也不太产军队,兵员主要来自较为贫瘠的广西,也就是国民党中的桂系,其首领李宗仁后来还当过几天南京政府的“代总统”。建国前后的八大民主党派之首:“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人物宋庆龄(广东文昌,今属海南)、李济深(广西苍梧)、何香凝(广东南海)、谭平山(广东高明)、李章达(广东东莞),基本上就是被共产党收编的“粤系/桂系国民党”,也就是开国大典上,位列副主席的两位广东人。

(插播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小贴士:现在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领域,湘军淮军八旗-北洋军的后人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央视,也还是三足鼎立,而以《南方周末》为首的“南方报系”,也一如既往的扮演着旧秩序的挑战者和外来先进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这几个单位都是黑红各色巫师上班的地方,扫把满天飞,怎么评价大家请各自随意,注意文明用语就好。)

2、毛泽东时代

国民党最大的缺点是浮在上层,过于依靠地主、买办、文人和外国人,脱离基层,真正接手湘军基层人脉的,是中共的队伍。中共虽然强调“五湖四海”,但内部其实也有地理之争,表现领导人方面,就是籍贯湖南湘潭的毛泽东,在党内竞争中最终胜出,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袖之前,党内最大的对手是王明,延安整风大体上是两派的较量。王明团队俗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8B),其籍贯如下,(个别人资料查不到):

安徽5:王明(陈绍禹):金寨;孟庆树(王明夫人):寿县;王稼祥:宣城;陈原道:巢县;李竹声:寿县;

江苏3:博古(秦邦宪):无锡;张闻天:南汇;王云程:吴县。

浙江3:徐以新:衢州;沈泽民:桐乡;张琴秋(女):桐乡;

湖北3:陈昌浩:汉阳;何子述:广水;殷鉴:黄冈;王盛荣:汉阳;

湖南2:夏曦:益阳;盛忠亮:石门;

四川2:袁家镛(袁孟超):资阳;杨尚昆:潼南;

其他2:何克全:江西萍乡;宋潘民:河南人。

可以看出,所谓的“28B”,内核其实是一群讲吴语的秀才,尤其是四位领袖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来自吴文化的核心区,这四个人聚在一起,说话稍快,毛泽东站是在对面也听不懂的。秀才们的特长是背书,比如马恩列斯语录,延安整风中的“反对教条主义”,翻译成人人网上的词语,就叫做“反学霸联盟”。这样的团队,没有共产国际护着,最后搞不过毛泽东带领的一队讲湘语的丘八,也没什么难理解的。

从后面的历史来看,“28B”中除了牺牲、退党或叛变的,吴人的结局明显不如楚人,楚人建国后大体都安排了中级以上职务,而吴人的下场都不太好:王明远走苏联、张闻天成了“反党集团”、博古(秦邦宪)外加岭南人叶挺、邓发遭遇飞机失事,史称“黑茶山事件”。

(顺便说一句,研究延安整风的史学名著《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作者高华,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南京大学教授,2011年在南京病逝。日后或有人研究《<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是如何升起的》,大背景就是九十年代中共内部的吴楚易位,下详)。

再用一句话讨论一下毛泽东的另一个竞争者张国焘。张的红四方面军一度占到红军的半数,但在高层的人气明显不足。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是鄂豫皖,这两个地方历来是“吴头楚尾”,不是核心板块而是夹心层。

相反,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核心团队中,楚人尤其是湖南人之多,明显不成比例。建国前后,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湖南人,军队中十大元帅,三个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一个湖北人林彪,四个四川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一个广东人叶剑英,一个北方人徐向前(山西)。

这里稍微解释下四川,四川虽然地大人多,但地偏路险,蜀人出川不易,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作为独立单元影响过中国政治,因此也没有四川籍的皇帝。有政治抱负的四川人一般会加入的临近的地理单元,汉唐时期主要依附关中地区,明清“移湖广填四川”之后,转而和两湖地区比较接近,包括很多生活方面的习俗,毛主席有句名言,“不吃辣椒闹不成革命”,十大元帅中有八个表示严重同意。

那么,明显不吃辣椒的周恩来,又怎样进入中共核心团队呢?建国前的中共虽然一直以军事斗争为主,但共产党不是军阀,而有全面的政治纲领,在财经、金融、文化、教育领域,也有很多工作,周恩来就是这条战线的。

周恩来的籍贯比较复杂,其祖父周攀龙是浙江绍兴人,和鲁迅(周树人)同族,属于著名的绍兴师爷的圈子,晚年在江苏淮安做知县,定居于此,周本人在淮安出生。周攀龙的侄子周贻谦(周恩来称为三伯父)的妻弟叫钱能训(浙江嘉善人,嘿嘿,姓钱),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总理,提携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到天津“长芦盐运司”任催调科科员和官银分号总稽核员。周贻赓无子,接12岁的周恩来到天津居住,周恩来15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直到22岁赴法留学之前,(相当于从初中到大学毕业这个阶段),基本生活在天津。周恩来兼有南北双方的背景,但个人社会关系的重心无疑是北方,妻子邓颖超基本上也是个天津人。(邓的父亲邓庭忠是河南光山人,曾任清朝南宁镇台(南宁军分区司令),邓生于南宁,六岁到天津,毕业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稍微八卦一下天津。当时北京已经改名“北平”,时人常称“故都”,是个类似西安的文化旅游城市,不再是中国或者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天津则是和上海并列的南北两大经济中心,这差不多也是天津城市史的顶点。不过这也算不上是天津人的荣耀,当时中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天津城市的核心地带是外国人的“九国租界”,经济内核是外国资本和他们的中国代理人(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然后是当时的国营企业如铁路、盐业、矿业(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江南、岭南或山西的侨商(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人在经济上都依附于外国资本,再加上作寓公的下岗王爷、退休土匪,构成天津社会的上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其实就是这些人的子弟学校。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则大多是山东河北进城农民的后代,人数虽多,但和上层却没什么往来,周恩来在天津住了10年却不会讲天津话,就是这个原因。

周恩来的这种背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干部差别很大,以中共七大选举出的政治局15人主席团为例:

大城市、商人、名校和半个北方人半个吴人的背景,让周恩来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鹤立鸡群,在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教育、科技这些方面,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这种出身也是他在党内一直排不到第二名的原因。

说个类似的事:1948年建国前夕,五十岁的刘少奇与天津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女大学生王光美结婚,做了资本家的上门女婿。这桩婚事并非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步骤。此刻建国在即,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经摆上议事日程,作为中共二号人物和接班人的刘少奇,必须搭建相关的人脉,刘王婚姻对刘少奇日后在文革中的下场也有直接影响,比如那个著名的“剥削有功论”。这个旁证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出身的含义。

简单的说,毛周组合,兼具南/北、楚/吴、内陆/沿海、农村/城市各种不同的涵义,因此二人合作27年,非常稳定,携手度过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

3、邓小平时代

(抱歉因为电脑程序的原因,下文的人名不完整)

第一代领导人(毛周)到第三代领导人(江朱)之间,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演化过程,小帖子不展开政治问题,仅讨论领导人的籍贯。

毛泽东去世后,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10-1981),并兼任国务院总理(1976.2-1980)。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1949年前一直在交城附近从事地方工作,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到湖南任职,后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被提拔到中央。这种背景,古人称之为“孤寒无党”。建国后,毛泽东先后打倒了楚人彭德怀、楚人刘少奇和楚人林彪三个反党集团,无奈只好提拔华国锋这样的圈外人。华国锋名义上身兼君相,其实明显是个过渡性的安排,等一群南方籍的老干部们统一了意见,他就可以和平交班了。

顺便说一下倒台的四人帮: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江青/张春桥是山东诸城/巨野人,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都是夹心板块而非核心板块,籍贯方面也有劣势。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二代领导人必须从中共核心团队中产生,才能长期稳定执政。这几个笔杆子和表演艺术家要“篡党夺权”,简直是笑话。

华国锋辞职后,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属于“长江中上游单元”,也延续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自“楚人”的传统,二号人物陈云,上海青浦人,则是“吴人”的代表。作为平衡,邓小平时代的总理共两位,都是北方人:先是赵(1980-1987,两届):河南滑县人,一直在河南省内参加革命,是刘邓中原野战军的干部,典型的北方人,赵经常和另一位领导人胡并称,其实胡是湘籍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在党内的根基比赵要扎实的多,生后评价亦然;然后是李(1987-1998,两届,代总理1年),祖籍四川成都。不过他和四川没有什么实际联系,李是革命烈士孤儿,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抚养,在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大院长大,中学毕业于延安中学,建国后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工作,基本上是北方人。

顺便说一下邓时代的“八老”,网上流传的版本不一,比较常见的版本:南方人5:四川人邓小平、杨尚昆、上海人陈云、湖北人李先念、湖南人王震;北方人3:山西人彭真、薄一波、河南籍天津人邓颖超。可见此时元老群体还是以南方人为主。这里稍微八卦一下山西。山西虽是北方省份,明清时期却有经商的传统,即所谓的“晋商”。早期中共团队主要是内陆省份的农民子弟,但是经济管理团队也就是所谓“财经干部”,必须和商人圈有一定联系。周恩来如此,陈云、彭真、薄一波亦然。“八老”中财经干部在增加,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对应的。

这段时期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只是去世稍早(1986)的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可以理解成“岭南人”,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客家人,这又牵扯到中国南方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客家人是从古代北方黄河流域迁移到南方、保留了北方部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一个汉族民系的称呼。他们分散居住在南方山区,但语言上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即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分布地图如下图所示:

再请各位看下一张图:

如果觉得不明显,第一张图稍加强调:

各位朋友看到了什么?

这张图中,红色圆圈,“一”是朱毛红军创立的中央苏区,即红一军团,“二”是彭德怀平创立的湘鄂赣苏区,即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三”是方志敏创立的闽浙赣苏区,即红十军团,“四”是徐向前等创立的鄂豫皖苏区,即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五”是邓小平等创立的左右江苏区(时间很短)。参加长征的红军中,只有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不在其列。

红色圆点,1是叶剑英元帅的籍贯广东梅县、2是刘伯承元帅的籍贯四川开县(今属重庆)、3是朱德元帅的籍贯四川仪陇、4是邓小平的籍贯四川广安、5是聂荣臻元帅的籍贯四川江津(今属重庆)。

呵呵,貌似客家人要逆天。

其实也没这么夸张,客家人分布和革命根据地重合的原因很简单:山。经过上千年博弈,客家人居住地大多是条件恶劣的深山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正好适合建设革命根据地。尤其是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位于南岭山脉的最深处,大体上就是客家人的核心区域“客家四州”——梅州、惠州、赣州、汀州,也就是传说中的“客家省”的范围,瑞金也是个客家人城市。不过早期中共团队高层中的客家人并不多,只有叶剑英和朱德两个比较纯粹的客家人,其他如邓小平都是有点客家血统而已。

饶是如此,在革命根据地入伍的红军战士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在建国前的军阶还比较低,到八十年代,当年的连排长都已经升到军师长了,叶帅的影响力就体现出来了。没有查到八十年代军队高级干部中客家人的详细资料,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自行填补。

4、江-胡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央级别的人事机制逐渐规范,“国家领导人是谁”这个问题已经不大了。第三代领导人:总书记江,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是“江南人”中的“吴人”。江第一任期的总理仍是李,第二任期的总理是朱(1届,1998-2003),舆论一般把“江朱”并称。朱是湖南长沙人,担任总理期间,以剧烈的经济改革留名史册,是建国后个性最鲜明、作风最强势的总理,这和“吴君楚相”的“南南组合”有一定关系。传统治理结构好比一辆汽车,宰相是油门,皇帝是刹车器,一辆油门很好而刹车时灵时不灵的汽车,想开的不快也不行。朱的改革措施对中国各地理单元造成的后果差别很大,如果进行一次分省民意调查,朱大概是南北各省评价差别最大的一位总理。朱只干了一届总理,此后也没有去人大任职而是直接退休,这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代领导人,总书记胡,祖籍安徽绩溪,和婺源都属于皖南地区,古代称“徽州”,也就是“徽商”的根据地;江的家族其实是从徽州另一个县——旌德的江村迁到婺源的。江村一个小小的村落,出过一个国家主席,还出过一个北洋政府总理江朝宗、以及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而胡适先生的籍贯,又是胡的老家绩溪,绩溪胡氏还有胡宗宪和胡雪岩等很多名人。

江主席本人是在江苏扬州出生的,胡主席本人是在江苏泰州出生的,距扬州不足百里,都属于古代“扬州”的范围。扬州和徽州山水相连,人员往来频繁,徽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古皆然。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89-2013年命名为“江南诸主席时代”(各位别笑,美国历史书中就有“弗吉尼亚王朝”、“俄亥俄王朝”等说法,形容某个州连续出总统的现象,这也没有妨碍美国的政治正确形象)。宏观上说,中国国家元首的籍贯由长江中上游的“楚人”,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的“吴人”,也就是古代历史上的“吴楚易位”,这和九十年代中共急速转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大战略是一致的。

胡时期的总理是温,(两届2003-2013),天津人。天津虽然在北方,却不完全是“黄河人”,如果非要用水系来定义,可以说是“运河人”,即靠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起家的城市,“天津”城市之名就是“首都的渡口”。因为运河的关系,“江南人”尤其是其中的工商业人口,往往在天津有小规模的聚居,或者一个家族分为南北两个支脉的情况,典型的如海宁查氏的金庸(查良镛)和穆旦(查良铮)堂兄弟,穆旦也毕业于“南开中学”,终身在南开大学任教。我家在南开大学附近,至今还能察觉到这种人脉的依稀存在。

温的具体籍贯,是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没错就是苏南以紫砂壶著名的城市“宜兴”,该镇临近运河,因明初有数百宜兴籍水手在此聚居而得名。他的家庭号称“教育世家”,祖父是小学校长,想想也能知道,若无家族的商业基础,普通平民怎能办的起教育?温本人毕业于南开中学,因为出身原因,没有考清华等名校,而是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甘肃爬了二十年荒山,返京后几经波折,成为总理,其间没有一点人脉关联是不可能的。(请留言不要讨论温及其家庭的各种细节,免得帖子被封掉,谢谢)。

胡温组合刚刚结束,其政绩现在很难下定论,不过一般来说,这届政府执政口号是“和谐社会”,整体风格比较温和,好的来说社会发展平稳、经济增长迅速,坏的来说积累了不少内外矛盾。这和一个吴人主席配一个天津人总理的搭配,多少有些关系。

小结一下,建国后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基本上是南北结合,例外的华国锋(北北)和江朱(南南)时间都比较短。其实选举制下的美国更加明显,正副总统的人选都要考虑地域搭配,参众两院的议员更是一定要夸张的强调自己的地区归属,才能取悦本州选民而当选。这是政治的常态,平衡地区利益本来就是领导人的一项基本职能。

5、明天早晨以后

不过非常糟糕的是,因为历史的惯性,建国后的南北结合一直有个严重的错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在东南,而国防压力主要在西北,因此历史上“北君南相”才是常态。开国高层干部中南方人太多,四代领导核心都是南君,不得已在北方寻找有工商业背景的人当总理,结果就便宜了天津这个小地方。但这种逆向的“南君北相”组合总归不是太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相分权”对应为天父地母,即易经中的乾坤两卦。《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毛主席雄才大略,掌上千秋史,挥手百万兵,身材高大,留背头,讲话声音洪亮,都是具有阳刚之气的父亲形象。同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总理勤政爱民,中南海的灯光,打满补丁的白衬衫,相貌儒雅、说话语调平和,都是具有阴柔之气的母亲形象。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乾卦至阳,坤卦至阴,天地生万物,阴阳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天地和谐,阴阳平衡、则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如果长期阴阳颠倒,那就麻烦了。

值得庆祝的是,在建国六十四年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一组“北君南相”组合:

习:陕西富平人。

李:安徽定远人。

这不是穿越,我们又回到了传统。明朝就在明朝。

(八卦完毕)

翟按:本宅读书一开始也是从道德、信仰、制度这类纯文科思路入手,年纪渐长,越来越感受到历史中的客观因素比如气候、土壤、民族、血缘的作用。几天前重读法国地图,看到法兰西诸河皆西流入大西洋,唯有罗纳河一只独流南入地中海,法国史上幽灵般若隐若现的“勃艮第”,忽然清晰的呈现在眼前——“勃艮第人”不就是“罗纳河谷人”吗!很多老问题都有了新线索。法学亦然,很多宪法上的制度设计,都是特定地缘利益下的安排,本身皆有实指。总有些朋友质疑我的法学素养,认为作为一个法学系教师,不认真研究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精神,或者关系责任权利义务规则规范要素要件,而是天天看着地图分析头发颜色和河流走向,不务正业。很抱歉,我其实是跟外国人学的——文章的结尾给大家推荐一本既不炫也不酷、人所共知老得掉牙的法学著作: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著。

很多中国学者都把目光集中在只占一卷一章(第二卷第十一章)不足20页的“三权分立”上,而很少关注后四卷多达十八章占超过全书60%篇幅的“法与气候土壤的关系”、“法与商业贸易的关系”、“法与宗教的关系”、“法与历史的关系”。其实孟氏在开篇第一章就给法下了一个定义,“法是源于客观事务性质的必然关系”,后面的篇章才是重点。我一直是遵循孟氏的思路来研究法学包括中国宪法的。本文当然无意搞什么“籍贯决定论”,政治没这么简单,但如果连这些基本面都不了解,就直接进入某些时髦的口号中争论,往往会不知所云。全文只写了一天,赶着明天的好日子仓促发表,论证四面漏风、只希望能给各位提供一点读书方法的启发。

最后再请大家默念三声“我们都是中国人,禁止地缘歧视”。帖子中的错误欢迎批评,但是某些情绪性太强的留言,抱歉恕不回复。

2013.03.13.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Posted on 2016-07-14, in Uncategorized.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您正在使用您的 WordPress.com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Google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Google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您正在使用您的 Twitter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Facebook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