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美国霸权的衰退及其亚洲战略的调整

刘怡 发表于:《现代舰船》2011年3B、4B、5B

2010年春夏之交,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在《外交事务》双月刊(旧译《外交》季刊)发表题为“中国权势的地理学”的专题文章,提出了一个难称新鲜的问题:“美国能否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维护亚洲的稳定、保护其亚洲盟友并限制一个大中国的出现?”而五年之前,同样是这位卡普兰先生,在《大西洋月刊》题为“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俾斯麦体系”(Bismarckian Arrangement)。

五年之前,带有浓厚帝国主义特征的布什主义仍在华盛顿大行其道,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事的长期化虽已成既成事实,小布什政府仍寄望借助更激进的“大中东倡议”,在其第二任期内彻底解决起自亚非交界处、经中东延伸至南亚的“动荡新月地带”问题(详见拙文:“愤怒的熔炉:大中东问题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舰船》2010年11B、12B、2011年1B)。五年后的今天,奥巴马政府已自伊拉克泥潭抽身、在阿富汗采取无为姿态,转而打出“重返亚洲”大旗,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重构其同盟体系,目标直接指向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

即使是在刚刚结束的胡锦涛主席访美之行(1月18~21日)中,美方仍多次提及涉台、涉藏问题;言之所指,当然不是为了《中美联合声明》(1月19日)刻意重申的主题——“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整个《联合声明》中最有意思的一段表述,实际上已经暴露了双方在利益着重点上的重大差异——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但对全球利益的护持恰恰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显著动机;而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则已经明示中国在亚太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可以“作为一个亚太国家”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但不能带入世界霸权的第二身位。

回顾冷战结束后二十年,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四任美国总统竭力确保的“绝对优势”(Preponderance)已成明日黄花,但“调控衰落”(Managing Decline)的过程亦具备与维持霸权同等的重要性。犹记得一个半世纪前,当“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伴随欧陆强权和外围新型实力的兴起而摇摇欲坠,德国作为挑战者的面目已逐渐显现之时,英国采取收缩加结盟的战略,将战略重心撤回到欧洲,结盟日本,绥靖美国,协约法俄,重点遏制德国对欧陆霸权、殖民帝国和海上强国的野心,最终取得了英德海军竞赛的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络协约国集团彻底击败德国。

经过审慎明智的调控,英国权势“退潮”的面相较其实质性衰弱延宕了半世纪之久。虽则“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从1880年代即开始解体,但英国真正将世界领导者地位“禅让”予美国,却要等到60多年后的希腊土耳其危机。而美国政府在亚洲“调控衰落”的步骤,或许也将成为其重夺战略主动权的机会:是步伯里克利的希腊帝国、腓力二世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后尘,还是效仿英国,重新赢得对挑战者的“狮王争霸”?

一、制衡的困境:American Primacy如何成为可能

作为当代美国最著名也是最审慎的战略理论家之一,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其著作《大棋局》时,一反常态地将“美国的首要地位”(American Primacy)写入了副标题。早在1993年的《大失控与大混乱》里,布氏就曾将美国称为“举世无双的全球性大国”;而在《大棋局》中,他对美国领袖地位的情绪变得更加乐观。布热津斯基认定,冷战的结束赋予了美国又一次承担世界领袖角色的战略机遇;或者,用一个从伯里克利到当代西方左派都会热衷的词——美国已经成为“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了。

当然,读者会回忆起,布热津斯基恰恰不是靠鼓吹霸权理论成名的,他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推崇者。1907年,英国人在《克劳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本身便是衰落中的英国应对德国这个挑战者的战略指导方针)以一个金句概括了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不管把本国的力量加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但一定总是加在某一时期内与最强大的国家或集团的政治霸权相抗衡的那一边。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上的真理。”而自从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面对均势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在某一时期,如果体系中存在一个力图(并能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霸权觊觎国家,并且为称霸作出了一系列尝试,其余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对此,《克劳备忘录》给出的答案是:维持权力分布的总体平衡,阻止那个拥有过大权势、且意图统治或支配整个国际体系的角色占据优势地位。

由于几乎每一位政治家和国际政治学者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为了维持体系内基本的秩序和正义,均势原则在近五个世纪中倍受推崇。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这位当代国际政治学大师曾经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分析均势的必然性:因为不存在世界政府,一家欲求生存,只能模仿现阶段最为成功的强国,从而导致多个权势中心的出现,此所谓内部制衡;因为这种模仿还受到各国自身条件的限制,为使权势最大化,模仿者还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来平衡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此所谓外部制衡。无论从哪种作用出发,最终都能推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选择将是“制衡”(Balancing)强权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出于对均势原则的虔信,自1991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观察家跳出来宣称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即将引发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抵制,欧洲、俄罗斯或中国(甚至日本)将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的首要地位。各种揣测的版本五花八门——有《克劳备忘录》式的,鼓吹欧盟作为“平衡者”运作新的全球均势;有基辛格式的,倡导俄、中等强国领导人运用政治艺术操作出均势。但类似的揣测持续了近二十年,除去“动荡新月地带”基于宗教和非物质因素形成的那个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联盟,并没有出现哪怕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持久而有效地制衡美国力量的集团。“美国首要地位”在今天的衰落,主要也仅仅是由其内部因素所造就,从来不是因为均势原则在发挥作用。

面对长达二十年的单级格局状态,均势原则何以突然失灵?

与“地缘政治”、“霸权稳定”乃至“经济全球化”一样,“均势”本身不是一个抽象的绝对概念。它的出现,与近代国际关系奠基时代的欧洲中心背景有关。从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到1914年一战爆发,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几乎都是欧洲国家,一切历史经验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理论,也几乎都是对欧洲问题的解释。均势亦是如此。当伟大的兰克在1833年第一次明确地谈及这个词语时,他指的首先是制约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哈比斯堡帝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的那种趋势;而无论腓力西班牙还是拿破仑法国,抑或在那之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恰恰都是欧洲大陆国家。换言之,均势首先关注的是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对体系内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以及由其引发的制衡联盟的形成。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占有贸易、金融和海军优势的联省共和国(尼德兰)没有引发一个大范围的制衡联盟,而路易十四的法国却从一开始就导致显著的反作用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代的英国和二战结束初期的美国(“铁幕”和“遏制”首先都是作为对苏联的制衡手段而提出的)。

在欧洲历史上,利维坦式的海权国家在能力和利益上与波希墨特式的陆权国家存在重大差异。以英国为例,鼎盛时代的英国并未维持强大的陆军,这使其甚少直接地依托强力胁迫欧陆国家;作为全球性海洋国家,英国具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它可以选择更间接、更丰富的方式(例如贸易)来扩大其影响。而海洋水系的广袤对强大的海上力量起到了“稀释”作用,登陆和封锁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集结于某一点、随时可以投射压迫性力量的陆军无疑具有更现实的威胁性(我们自己也不免有类似的体验:在中国与美苏两国同时交恶的1960年代,即使美国直接介入了越南、“协防”着台湾,其威胁度可能依然不似陈兵百万于新疆、内蒙、东北边境的苏联那般直接)。而英国增加权势的源泉既然来自商业、金融和海军,自然也不必借助直接控制欧陆国家来达成其目的——“间接路线”效率大概更高。

不列颠帝国经营数百年,除去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曾经因强制推行封锁政策,遭遇由俄国主导的“武装中立同盟”(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仅能囊括西欧陆上国家,而不包括举足轻重的俄国)外,从未遭遇任何一个有效的制衡联盟。由此看来,均势并非万能,更不是普遍真理。既然欧洲历史上一直未能形成一种持续的、以陆上力量为基础的霸权,潜在的霸权觊觎国则因海上强国的半自动均势生成而遭制衡,那么,基于欧洲经验的均势理论自然也无法断言一定会出现针对19世纪英国和冷战后美国的制衡力量。正式出于对海洋强国独特优势的这种考量,布热津斯基等人在20世纪后十年才会断言:“美国的首要地位”如此突出,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治理。

问题在于,在缺乏制衡的背景下,这种“首要地位”何以在二十年之内就自行走向了衰败呢?

二、傲慢的代价:失位的“全球领导者”

对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20世纪最后十几年那些激荡人心历史事件的一代人而言,有一个细节注定将被反复提起:1992年春,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日裔美国人抛出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奇书,大胆断言:在人类即将接近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终点时,威权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充分暴露出日暮西山、时日无多的败象。过去几个世纪里,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三种包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曾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因之串联起人类历史;而当这场历史的理念之战进行到最后时,“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而当自由理念实现其自身之时,包含精神理念的“普遍历史”——黑格尔、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也就告于终结。

福山的“历史”走向终结的年头,恰好也是布热津斯基笔下开启American Primacy——或者用一种更浮夸的表述,“美国总统第一次自我加冕为全球领袖”——的年头。这一加冕至少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在苏联突然崩溃、冷战结束的历史时刻,美国被公认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首要领导者,而其他国家最多也只是地区强国;其次,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机器(特别是海军)和政治威慑力的存在,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脱离美国而单独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第三,在后冷战时代、至少是其最初的几年里,美国是仅存的有能力主导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塑造的大国。

从1989年冬天开始,关于“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朦胧而热切的渴望就在华盛顿逐层升温,由之带来的另一个概念便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年刚刚上任的乔治?H?W?布什总统(老布什)差不多把“世界新秩序”当成了自己的标签。在东欧处于持久震荡之中、而苏联正陷于其短暂而痛苦的分裂过程(有趣的是,在1989年的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正和老布什一起高唱“世界新秩序”)时,口号本身即成为一种象征:籍由对尚无头绪的“世界新秩序”的卖弄,老布什成功地使苏联将其崩溃控制在各加盟共和国之内【注1】——部分也是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料到“邪恶帝国”消亡的如此之快。在新国家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和经济改革过程中,美国政府基本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积极作用,但华盛顿不厌其烦的表态掩盖了这一点;更何况,老布什至少成功地阻止了苏联核武库的扩散。

对美国而言,塑造新秩序的第一个挑战和机遇来自中东。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1990年夏秋之交乘乱入侵科威特时,华盛顿获得了重新塑造这一地区的内部权力结构乃至整个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良机——伊拉克问题本身是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中东对抗格局的遗产,在伊拉克动武之后,国际舆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虽然自1978年埃及-以色列“破冰”以来中东地区的阿以关系已经显著改善,但包括埃及、叙利亚、沙特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世界都站出来谴责伊拉克、并选择与美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然而,老布什政府的拘谨和短视在这一节点上开始暴露了。“沙漠风暴”行动使得萨达姆的军事冒险行动在短时间内就遭遇了空前的惨败,但华盛顿既无斗志、也无决心将军事上的惩罚进行到底(部分又是因为老布什正满腔热情地盯着莫斯科);结果,萨达姆得以重新控制住巴格达的局面,留下了“萨达姆还在台上,可您呢”(这是1992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后民主党选民的揶揄)的笑话。另一方面,华盛顿明显又在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问题上热心过度——因为“沙漠风暴”而进驻沙特的美军随后改为常驻,以确保利雅得的政治稳定和这个OPEC“安全阀”国家的外部安全。这种过度张扬的存在很快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担忧,并直接导致当时尚在阿富汗活动的本?拉登将美国设定为“基地”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

然而,对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成最有害威胁的依然是巴以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国家的筹建问题——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为止,“反以”差不多是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和塑造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在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埃及、约旦等国的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政治解决作为缓和。而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围绕着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展开的争执,实际上使得巴勒斯坦国的筹建成为幻想。在1991年前后,实际上只有美国既有能力(伊拉克战争前后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支持)、也有动机(实现中东地区的永久和平、保障能源安全、连带解决伊朗和伊拉克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掌握主导权。

然而,华盛顿在此时继续暴露其战略眼光上的短视。1991年3月,老布什公开声明将推动以色列与其邻国实现全面和平,但在随后开始的马德里和平会议上,美国既没有提供一种清晰可行的谈判案,又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在目标和手段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使谈判继续下去。结果,当老布什于1993年最终离任时,巴以冲突依然在持续“发酵”,伊拉克仍在秘密进行其核计划。至于俄罗斯,没人知道它的“民主化”道路要过多久才能走完。

比尔?克林顿带着革新派的面目入主白宫。在此前与老布什的选战中,年轻的挑战者以一句风靡全国的口号昭示了新政府的生存之道:“It’s the economy, stupid!”(关键是经济,笨蛋!)这恰恰是美国区别于鼎盛时期不列颠帝国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1993年,没有几个美国人关心老布什那遥不可及的“新秩序”;而从历史经验看,就连伍德罗?威尔逊和罗斯福这样的杰出人物都无法与类似的民意角力。有鉴于此,克林顿政府早早决定以“全球化”这一内涵相当模糊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导工具——相比政治意味浓厚的“新秩序”,“全球化”无疑显得更有吸引力。

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到烂大街的作品《理解全球化》(2000年)和《世界是平的》(2005年)中描述的那样,“全球化”似乎代表了这么一种图景: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将让位于普遍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战争将被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化解,各国在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全球视野”影响下展开大范围的合作,更多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这一关于公平问题的许诺要算是全球化最重要的道德基础了)与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步向前。这种乐观而朝气蓬勃的心态甚至与克林顿本人的个性气质也很契合。

秉承这一“使命”,华盛顿与俄罗斯执行了1993年达成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Ⅱ),实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无核化,终结了1949年以来威胁整个世界的毁灭性核军备竞赛。在保证了美国既有优势的前提下,START Ⅱ使得华盛顿可以将更多财力投入常规力量的扩充,从而强化其全球军事投送能力。

然而,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也继承了老布什的“新秩序”缺乏战略重心、并且在对全球政治中不同区域的威胁重要度毫无把握的实质。它无法应对诸如第三世界国家的核扩散这类看上去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威胁——在冷战时期,具体而琐碎的威胁来源可能被美苏对抗的大框架所包含或掩盖,而当这一普遍对立的图景不复存在时,美国政府却陷入了“决策无意识”状态。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是对这种无意识状态的第一次考验,华盛顿的反应是一次次降低“红线”,给予节节进逼的平壤政府以诸多不切实际也不必要的承诺;最讽刺的是,这些承诺并未换得朝鲜在核问题上的任何长期和解意向,美国不得不建立地区协商框架,将日本、韩国、中国乃至俄罗斯拉进这个问题的谈判主体(实际上依旧无功而返)。平壤看不到其战略冒险可能受到“代价不可承受的打击”的风险;在不间断地进行试探和扯皮的同时,他们最终在2006年成功完成了核武器的研发。这一先例又鼓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诱发了1998年南亚半岛的核危机。考虑到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博士的神通广大,我们还可以肯定利比亚和伊朗在克林顿的两个任期内也曾为核开发投入可观的精力,而这类威胁本来是应当和朝鲜、巴基斯坦的核项目一道予以扼杀的。

尤其糟糕的是,克林顿政府几乎从未尝试自传统外交运作的经验中获致有益遗产,尤其怠惰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缘战略——考虑到后冷战时代普遍存在的地区冲突和动荡,这种惰性差不多是致命的。在俄国的内战和经济困境中,美国始终无动于衷。北约东扩大概要算是这一时期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但这对华盛顿倡导的“全球化”前景却没有多少实质性贡献,它的影响(部分其实更应当归功于克林顿与叶利钦之间的私人情谊)被美国和欧洲在国际事务处理原则上的分歧抵消了。更要命的是,美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作为根本背离了华盛顿在一度期许的那种“历史终结”图景——当索马里和卢旺达爆发大规模流血事件时,美国或无动于衷、或因顾忌国内舆论而浅尝辄止,毫无“全球领导者”风范(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美国政府“丢包袱”的行径使得日韩等亚洲大国自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不信任情绪);即使是下决心插手波黑局势,也是等到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发生之后。而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虽然称得上成功,却直接导致了美国与中俄两个大国关系的复杂化。

克林顿同样也未能破解老布什留下的中东僵局。今日存在于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的诸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再度引发关注的伊拉克和越来越激进的“基地”组织——几乎都是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滋生繁衍的;因为拉宾之死中道夭折的《奥斯陆协议》(1993年)与徒劳无功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2000年)则再度复制了其前任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作为:美国每一回都能提出若干有吸引力的原则,但要么为时过晚,要么没有决心将之贯彻到底。

到2000年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美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口号及其带来的众多变化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增殖和维持其权势的源泉,美国在推动全球化,但对其方向性却无把握;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和道德优越感在1995年前后达到巅峰之后,现在正以缓慢但引人注目的趋势向下滑落,美国在全球变暖控制等问题的令人失望的举动使得更多人对其是否能扮演好领导者角色、是否愿意为此牺牲一部分特权等问题产生了怀疑;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能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普遍支持,却引发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担忧;中东地区暗流涌动,“基地”组织在苏丹和肯尼亚的袭击行动已经使美国的安全受到来自非传统领域的直接威胁。克林顿鼓吹的“全球化”和他那些空泛无力的巴以和谈原则一样,最终沦为了“全球胡话”(Globaloney),而美国却继续在世界范围内炫耀其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优越感(这倒未必是克林顿的责任,因为民主党在1994年中选中的失败使得国会在对外政策上获得了很大发言权,后者常常是倾向于卸脱国际责任的。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总统和白宫第一次丧失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主导权、将之重新让予国务院,倒的的确确是发生在克林顿政府任内)。这种放纵,付出的将是血的代价。

三、第二次机遇:灾难性的战略误判

与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气质截然相反,2001年上台的乔治?H?布什(小布什)果断冲动、一意孤行,也许是过去二十年里最具领袖特质的美国领导人。但当这种“气质”是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时机、以一种欠妥当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两位前总统留给美国一个地区政治矛盾层层积累的世界,这种矛盾最终以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攻击为形式爆发了出来。但从客观的角度看,经历过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全球势力的衰减之后,“911”事件实际上给美国提供了重新赢得未来的“第二次机遇”——除去本?拉登、扎瓦赫里以及他们的少数铁杆同志外,世界舆论像1990年那一回一样压倒性地站在美国一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导人纷纷向美国表达愿意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向,美国赢得了锻造全球同盟的又一次良机。甚至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在是否要收留“基地”组织一票人的问题上也有矛盾(本?拉登实际上是借助在“911”事件前夜暗杀马苏德才赢得了塔利班的最终信任)。但小布什的反应之激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作出了一个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都很罕见的表态:“如果你们不与我们为伍,你们就是与我们为敌。”

小布什在2001年所倚重的决策班底——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以及副总统办公厅主任利比,乃至资历更加显赫的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代表的1991年之后美国政界不同于“历史终结”派的另一股潮流。他们脑海中的世界图景是塞缪尔?亨廷顿式的,充斥着诸种文明的冲突以及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1991年,时任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就在国家安全文件草案中以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口吻预言了保持“美国优势”的有效途径——以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行动确保对波斯湾地区的控制,维护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军事优势(当时协助起草的另外两个人就是沃尔福威茨和刘易斯?利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小布什政府就作出了匪夷所思的以军事手段干预伊拉克的决策。

作为第一次海湾战争和1998年“沙漠之狐”行动的“尾巴”,伊拉克是由阿富汗自东向西传导动荡的关键节点,亦是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最主要对象之一,是“邪恶轴心”。拔去这个钉子只是重整中东秩序的第一步(必须注意到,在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同一年,以色列也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隔离墙。巴以冲突升温并持续至今,当然与特拉维夫对美国政策意图的估计有关),叙利亚和伊朗会是下一批目标。为达到这项至关重要的目标,美国宁可冒孤军奋战的风险,而他们遵循的基本逻辑则是单边主义、力量至上和从外部推进“民主化”的可能性。

于是,事情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情形:伊拉克战争以美国的不堪重负而收场,留下一个危机四伏、各派政治力量倾轧的国家。美国并未找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意味着曾经存在于整个冷战时期乃至福山的“历史终结”图景中、认为美国利益与人类的基本利益大致吻合的假设——差不多是过去一百年中美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现在被推翻了,“全球领导者”除了赤裸裸的力量,已丧失了其大部分合法性。虐囚、黑牢之类的丑闻又强化了这种道义上的瑕疵,并使得美国在处理诸如朝鲜核问题一类的地区安全问题时,号召力明显不足。最荒唐的是,这种对力量的迷信恰恰是以不自量力为基础的——对伊拉克的轻率战争使得大中东这个制造动荡的“反应炉”开始由东向西地传送不稳定因素,而伊拉克战争非但没能切断传导链条,反而造成一个新的地区政治黑洞。此后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冒进越发严重,最终在第二任期内强行开启“大中东倡议”,明知美国已无足够时间和能力将成本高昂的“内部革命”推进到底,也要豪赌一把、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以外科手术式的举措针对一个持久战目标,无异于战略自杀。经过一番折腾,过去在中东地区仅仅是处于潜伏状态的反美情绪迎来了总爆发,而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的影响和生存空间却受到挤压,宗教势力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亚、南亚和北非伊斯兰势力联为一体。布热津斯基在2007年写道:“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这种觉醒势必对既有的全球等级体系构成冲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被这场“反恐战争”折腾的元气大伤的美国。

四、挑战者中国:来自海陆复合型国家的威胁

即使是在美国霸权登峰造极的1940年代中期,利维坦对波希墨特的那种天敌式恐惧也远未自其政界与学界消散。一个德国人——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1948年出版的题为《均势抑或霸权: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此书英文版的标题更加出名,叫作“不稳靠的平衡”The Precarious Balance)中,梅尼克的高徒解释了以欧洲经验为代表的大陆波希墨特国家与英美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海洋国家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两者的利益着眼点不同,实现手段不同,以其为中心构造的安全体系的结构与影响力亦不同。以贸易、金融和海上力量为基础的利维坦强国需要维持其在大洋体系(全球)与大陆体系(欧洲)之间的商业中介作用,保持两种体系的开放;而追求区域霸权的欧陆强国不仅会封闭大陆体系,造成类似拿破仑大陆同盟或希特勒大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区域自足市场,而且还将借助诸如地中海水系、枢纽运河或洲际铁路这样的便捷贸易线路,尝试对大洋航运系统的部分替代。据此,即使这个陆上强权在具体利益方面并未直接触怒海上霸主,两者的冲突亦不可避免。冲突往往还会招来另一个活跃分子——俄国,后者不仅是欧陆霸权争夺的直接受害者,而且还具备与海洋国家一起“挤压”争霸者的潜力。

即使是在美俄胶着于“冷战”的40余年里,对具有闭锁一种或两种体系开放性的海陆复合型国家(俄国的糟糕之处在于,它毕竟处于麦金德那个“心脏地带”的更内侧,东向的出海路线为抱有敌意的中国和日本所阻,西向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焦点)的恐惧依然令华盛顿保持高度警惕。在德约之前,斯皮克曼说的更加坦率:尽管美国足够强大、并且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但依然无法承受在缺乏海外盟友的情况下独自对抗一个足以破坏欧亚大陆均势、对战略性原材料实施独占性控制的洲级强国。一个统一的海陆“边缘地带”国家(例如1942年德日联盟的加强版)可以使美国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包围,而一旦出现这种威胁,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在尚拥有强大的海外盟国时就投入战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崛起中的中国不出意外地成为追求“绝对优势”的美国的战略假想敌。罗伯特?卡普兰那篇《中国权势的地理学》,通篇都充斥着这种恐惧感——“中国将处于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中国在盛产它所需要的资源的周边国家和遥远地域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权势关系”,“中国似乎正在发展强大的陆权和海权,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至少会超过俄罗斯”,以及最令人注意的:“得益于陆地上的有利形势,中国现在可以游刃有余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另一方面,美国与英国在维持均势的手段上一直存在显著差别。较之英国式的离岸制衡,美国更加重视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对干预有效性的影响——这当然是个双向命题,因为技术发展同时还赋予了美国在短时期内实施力量投送的可能性——以及国内外政治之间的互动,因此更倾向采用“选择性干预”方式直接参与地区秩序的塑造(具体原因的分析见拙文“愤怒的熔炉:大中东问题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现代舰船》2010年11B、12B、2011年1B。有趣的是,较早时候的美国孤立主义者如今正以“离岸制衡”作为反对采取战略主动性的口号)。冷战时代,这种干预在欧洲表现为以北约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体系,在亚洲则是针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双边安全条约,例如针对台湾问题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针对朝鲜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既有指向性、成本也更低。实际上,在美国与小跟班们实力差距过于显著的背景下,诸如日、韩、菲这样的次等国家所能争取到的也只可能是双边条约。

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当然,美日安保和美澳关系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澳大利亚对亚洲均势和东亚安全一直具有某种隐而不显的重要性),而美国也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北亚维持着高强度和高质量的军事存在。对中国的接触(基于利益)和隐性遏制(基于均势)则与这类存在并行不悖。但随着美国优势的衰减以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强势崛起,双边条约的有效性受到了挑战。而中国潜在的巨大海洋利益,以及中国为保护其海洋利益作出的努力,足以令美国感到不自在。而当中国试图模仿美国先前的行为,采取“分而制之”——制约之——的手段,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双边条约来解决贸易问题时,美国就必须重新评估其政策的有效性了。

考虑到中国的挑战者身位以及现阶段美国依然具备的世界领导者形象,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提起注意:相对而言,人们对一个已然握持全球霸权的海上强国的判断,取决于其“做了什么”或“宣称将做什么”;而那种作为挑战者的陆上强国,仅仅是它们“拥有多少力量”就足以引起恐慌和某种形式的“威胁论”——对被挑战的霸权而言尤其如是。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时,重视的首先是苏联威胁的政治性质和意图指向,对抗手段则是以经济方式在重点地区实施“非对称遏制”;但当这一思路最终以著名的国安会NSC-68号文件形式付诸政策时,焦点变成了苏联威胁的能力限度,遏制也变成了“全面和无差别”的,其支柱变成了“占优势的总体军事实力”。凯南的意见当然不无矛盾处,但仅此一例就不难看出,对欧亚大陆均势丧失的恐惧(这是NSC-68号文件的绝对重心)和军事-工业复合体(MIC)的利益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增加军备竞赛及军事对抗危险的机率。

五、“新俾斯麦体系”:可能性与隐忧

那么,卡普兰先生所谓的“俾斯麦体系”,是否真能成为未来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呢?

五年前的那篇文章里,这位当代策士已经断言,美国将在未来数年里将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而北约和传统的美国军事同盟已无法适应中美之间可能的“第二次冷战”。一个“环太平洋军事同盟”将是可能的替代性选项。而在《中国权势的地理版图》中,卡普兰对这一“同盟”的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了:“由于美国霸权衰退以及美国海军规模下降或停滞,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不断发展,多极将逐渐界定亚洲的权力关系。”“离岸平衡可能是不够的。……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希望美国海军和空军与它们自己的军队‘协同’行动——这样美国将成为亚洲的陆上和海 上风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支潜伏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的力量。”

对美国而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亚洲盟友需要美国的程度一向高于其相互需要的程度,这给了美国操作多边安全体系的空间。在继续保证对东亚安全承担义务(即保持既有的双边条约)的同时,美国倾向于增强其盟友之间的战略互信,例如日本与韩国。但维持多边体系所需的“战略节制”这一重要项,却往往是美国所欠缺的——在海权国家占据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不长几百年里,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一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存在。考虑到即使是鼎盛时期的英国也未曾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今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投送能力已属前无古人,即使这种能力已经因为经济和政治原因受到削弱,依然缺乏挑战者。而美国在战略主动性方面的某些可怕性格(想想倒霉的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塞尔维亚吧,他们只不过是想讨价还价;而可怜的伊拉克居然被教训了三次!),足以使每一个主权国家或共同体对这位“领导者”可能构成的威胁审视再三。日本的菅直人首相当然不会忘记,他的前任鸠山由纪夫仅仅因为在冲绳基地和外交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了过多的“自主性”,最终吃力不讨好地下台。但美国权势的持续“缩水”,以及因中国崛起给日、韩之类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可能为这种多边体系制造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关注持续上升,俄国这个前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海上强国一边对抗边缘地带争霸者的“老朋友”,在其战略棋局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对华盛顿而言,只要莫斯科放弃过去几百年中始终念念不忘的睥睨两洋、横跨欧亚的野心,在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的事务上有所“收敛”,则其不难成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和从内侧挤压边缘地带强国的最重要力量。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俄国本身也会遭受边缘地带强国崛起的压力,而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德国以及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崩溃,至少有一大半的账要记在莫斯科头上。美国在中亚麻烦多多但效果显著的军事布局同样体现了这一用心,当位于中亚的军事“飞地”与俄国的善意结合起来时,效果将更为显著。美国也将重点发展与印度的双边关系——对新德里来说,一段能同时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无疑再妙不过。

自军事角度而言,最近数年中,诸如濒海战斗舰和“海空一体战”概念盛行一时,无疑正是亚洲战略调整的直接后果与映射。五年前,卡普兰曾提出建立三支舰队以应对不同层次威胁的构想——航母战斗群应对海基大规模对陆行动,濒海战斗舰应对“特种”近岸作战,潜艇和远程无人机应对隐形作战。这当中自然有不少书生之见,但美军任务部队的调整乃至部署方式的转变依然是可预期的。

在此转型进行之中,美国也将继续加强在大洋洲的空海军存在。“(中国)仍然无力保护其海上交通线路,这种情况使得任何对美国军舰的攻击都是徒劳的,因为美国海军只要阻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中国船舶就可以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中国权势的地理基础》)针对此情况,一项由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帕特?加勒特(Pat Garrett)负责的计划设想继续强化在关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和所罗门群岛的基地体系,并且增加在印度洋的活动。而对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强化,在最近几年中实际上从未中止过。

尾声、“全球政治觉醒”:未知之幕

对纠结于“绝对优势”的丧失,而又绝无可能主动禅让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美国而言,2010年之后的10-20年是其调控衰落的“第三次机遇”——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美国在1991年错过了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设计一套政治内核的时机,丧失第一次机遇;在2003年则轻率地将一套单边主义的行动方针施加于伊拉克,翻覆了反恐战争的政治性质,丧失第二次机遇。而在今日之后,也许不会有“第四次机会”再供美国修正其战略失误。

然而,美国的第三次机遇,其险峻度和战略障碍都比前两次要突出的多。在去年冬天刊载的《愤怒的熔炉》一文中,笔者曾预见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将一个出现巨大的“政治黑洞”(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全球巴尔干”),这一判断已经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所证实。而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美国中东政策失当、战略运作失衡的直接后果。而在利比亚发生的军事行动,大出美国的战略意料(虽然华盛顿自身也是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并直接削弱了美国“重回亚洲”的可投入资源和战略积极性。这一切都使得华盛顿的东亚布局的前景变得含混不清。

今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变动,属于布热津斯基所言“全球政治觉醒”的延伸。“到了21世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人口意识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正,对其权益遭到剥夺以及缺乏个人尊严的现状深表痛恨。由于能普遍接触到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仇视和嫉妒的共同体。”这种觉醒势必对既有的全球等级体系构成冲击。而美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生态又会放大这种冲击: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围绕着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以及正当性,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又一次爆发了论争,而2012年又是一个大选年。在克林顿政府任内,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手脚时时为国会、舆论和经济问题所束缚;而就意图连任的奥巴马而言,其担子当然不会比克林顿轻。对中国而言,也许这也是某种值得把握的机会。

【注1】 在苏联解体的关键阶段,老布什频繁地穿梭于东欧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尽管很难断言他取得了多少实质性功效,莫斯科与基辅、第比利斯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毕竟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华盛顿对苏联的遗产异乎寻常的热情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老布什及其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漫不经心地认为南斯拉夫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放任塞尔维亚人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当南斯拉夫的内战开始升级时,美国政府无动于衷,欧共体则难于单独行动。结果,南斯拉夫局势的发展终于在克林顿政府任内结出苦果。

LINKS1:什么是均势?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常出现和最为人熟知的术语,“均势”(Balance of Power)差不多也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概念。我们今天称之为“国际政治”的这门学科中最基本的几种理论流派,几乎都是围绕着对“均势”的不同理解而阐发的。

均势的基本要素从Power(权势)和Balance(平衡)这两个词就可以窥见:它考察的核心要素是权力消长;它倾向于“中道”。一般而言,均势的定义是:国际体系中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通常会呈现一种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足以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

从体系层面看,均势意在维护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的独立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延续,防止其出现过于频繁的振荡和重组;从单元层面看,均势意在确保国际体系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的独立与生存,保持它们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防止其遭到公然的吞并或肢解。关于如何获得均势,则有“自动生成”、“半自动生成”和“人工操作”三种典型观点。

LINKS2:三位美国总统与他们的幕僚班底

〈1〉乔治?H?W?布什(1989-1993)——优秀的危机处理大师,熟知传统政治运作,在苏东剧变期间的表现令人称道。但他对新的历史图景缺乏心得,未能为其倡导的“世界新秩序”注入实际内涵。在伊拉克问题上半途而废,并错失解决阿以问题的最佳时机。因国内经济问题未能获得连任。

主要幕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3)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退役空军中将,担任政府军事幕僚超过1/5个世纪,是总统的密友与多年助手,一位稳健、值得信赖的顾问。

国务卿(1989-1993)詹姆斯?贝克——折冲樽俎的国际协调员,富于热忱但依赖总统的判断,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谨小慎微,对海湾战争的半途而废和无果告终的巴以谈判负有责任。

国防部长(1989-1993)迪克?切尼——对伊拉克动武的倡导者,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始作俑者。

〈2〉比尔?克林顿(1993-2001)——富于新思维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倡导全球化浪潮。经常受制于国会和国内舆情,缺乏明确清晰的全球治理路线,同时甚少战略进取心。由于缺乏一项地缘战略,他在核扩散和地区冲突问题上处置失当,未能为美国优势的保持开辟道路,反而埋下反美势力日渐增长的隐患。

主要幕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93-1997)安东尼?莱克——自由主义者,关注人道主义问题,支持积极而富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阿斯平和克里斯托弗之间摇摆,与克林顿本人一样缺乏决断力。

国务卿(1993-1997)沃伦?克里斯托弗——年长的职业外交官,谨慎、低调、顺从,绰号“蜡像”。缺少作为外交大师的眼光和强硬度,与阿斯平不和。

国务卿(1997-2001)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捷克流亡者后裔,北约东扩的倡导者,对1998年介入科索沃局势起到关键作用。强调重视欧洲,行动积极、鲁莽但缺少前瞻性。

国防部长(1993-1994)莱斯?阿斯平——资深议员、职业政客,在国会有极大影响力,思维敏捷但毫无战略管理经验。因为在预算编制和军内公关问题上处理失当,早早下台。

国防部长(1994-1997)威廉?佩里——资深军事幕僚,数学教授出身的军事科技专家,在中美关系和朝鲜问题上见解独到。受制于克里斯托弗,在对外政策上缺乏决定作用。

国防部长(1997-2001)威廉?科恩——与阿斯平一样出身职业政客,被克林顿用来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充当调和国会意见的斡旋者。在科索沃战争中因夸大战果遭到舆论谴责。

〈3〉乔治?H?布什(2001-2009)——教条主义和使命感的矛盾结合体,傲慢、顽强、富于战略进取心,但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缺乏理解。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者”自居,对失败的反恐战争负有直接责任。

主要幕僚:副总统(2001-2009)迪克?切尼——老布什时代的国防部长,总统在新保守主义路线上的同道。一贯倡导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极端措施,在政府内部极有影响力。

国务卿(2001-2004)科林?鲍威尔——退役上将,老布什时代的参联会主席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中止负有责任。在小布什政府中地位尴尬,试图在国际协调和单边主义之间保持平衡,未果后被迫辞职。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2004)、国务卿(2004-2009)康多莉扎?赖斯——苏联问题专家,资浅的新生代国务家。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持绝对化的看法,因此成为总统的亲密战友。在第一任期内,布什曾通过她分散鲍威尔的权力。

国防部长(2001-2006)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福特时代的国防部长,切尼的密友。鼓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亦是美军强化全球投送能力和军事角色转型的设计者。因伊拉克战局陷于僵持而在2006年辞职。

副国防部长(2001-2005)保罗?沃尔福威茨——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犹太人,新保守主义在思想和国务两大领域的践行者。与赖斯、利比组成总统的核心幕僚圈子,力主对伊拉克动武。2005年后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副总统办公厅主任(2001-2005)刘易斯?利比——沃尔福威茨的学生,切尼的主要智囊,兼任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坚信伊拉克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对伊动武问题上起关键作用。2005年因“间谍门”事件获刑。

LINKS3:“奥德赛黎明”与美国的战略转型

对美国而言,始自2010年岁末的大中东“茉莉花革命”实在是一场意料之外的震荡。作出在中东地区节制战略资源、倾全力“重回亚洲”的决定后,华盛顿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大中东动荡再起的窘况。奥巴马对此尤为头痛:民主党当初以结束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竞选口号,而在蒙受诸多攻击仍自伊拉克撤军之后,倘若食言而肥、继续在大中东下注,于外于内都是自打耳光之举(事实上,美国政界已经开始了对“奥德赛黎明”行动政治正当性和政府权责的追问)。而在奥巴马已经决定于2012年角逐连任的当口,他更不愿将美国战略转型的机会和欧洲国家“清算”卡扎菲的行动捆绑起来。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迟疑,因此而来。而卡扎菲多少窥得了其中玄机,这才敢于在“黎明”行动方兴未艾的关头,一次又一次致信奥巴马、试图影响美国舆情。

利比亚固然是大中东政治生态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一环,但它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远远超出对美国的冲击。法国和意大利对利比亚石油的依赖度远远超过美国,利比亚石油还是大中东核心地区(特别是运河周边)发生动乱时,法意这两个地中海沿岸国家可资依靠的最重要“安全阀”(当然,“拥有利益”和“直接开打”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关注沙特、巴林乃至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形势。而在先前的埃及政争中,华盛顿即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在埃及等国的新政权作出对中东局势、尤其是阿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表态之前,美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妄下定论。

在利比亚领空的军事行动,本身也不为美国所看好。欧洲国家对卡扎菲动武的初始动机,乃是控制该地区政治动荡的规模,保障其能源安全,但对这种带有消极性质的“国际维稳行动”究竟投入多少资源、进行到何种程度,并无统一的意见。在此情况下,美国会同一参与并组织此次行动,一则自身对大中东地区的稳定依然念念不忘,二来也是给近年来矛盾和纷争不断的欧洲国家一点甜头,修复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持续走低的双边关系。考虑到欧洲国家多年来在伊朗问题上一直与美国大唱反调,华盛顿在利比亚事务上的呼应在未来解决伊朗问题时将会收致可期的回报;而一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没有收致预想的后果,受挫败最大的也不会是美国——联大在作出对利比亚“武装维稳”的决议时,已经用书面形式给撂挑子提供了说辞(诸如“非洲人民追求民主、安全和稳定主要应由内力达成”之类)。

当然,美国在“奥德赛黎明”中的重大收获,是提前演练并检讨了以北约这样一个多变安全体系为核心和实施者、美国为协调和指挥者的一种武装干预模式,特别是美国非洲司令部(AFCOM)在此次行动中的协调和指挥作用,将为太平洋司令部(PACOM)在亚太地区的类似职能提供模板。在未来应对东北亚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安全问题时,美国将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类似的模式:以北约或某种亚太多边安全组织成员为先锋和支援者,美国担当指导者与统筹者,PACOM负责具体的作战事务。在和平时期,PACOM的触角也会越来越频繁地伸向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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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版权属于作者刘怡,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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