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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香港人

By 陈冠中 《中国时报》05年4月足本

我是上世纪52年在上海出生的,四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到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分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五十万,到1953年已达两百五十万,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可想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它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其中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出来的。 意识中排斥当代中国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二十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有报导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学校的学生,在人数上是极少数。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中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到中国大传统的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中人,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东西,有些根本就不理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姊姊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四的电影「一夜狂欢」。

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连。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经过1966年和1967年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着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大陆更有戒心──把大陆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外,以我观察,六七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繁荣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

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

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人30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大陆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自以为擅随机应变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已见多识广。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是没有油的,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有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是我们的can 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代教出来的。

说19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质,实际参与的人就算在大学里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3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是较高。

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像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搏,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堆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上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文、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说起来远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数──那才是火红的年份。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着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份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此段豆瓣贴不上)

主流:赚快钱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1980至19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份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份是因为九七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有部份的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航天员」,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彼邦,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彼邦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活,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着他们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带着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象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搏,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是的,我们爱钱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底子里是比较自利和计算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它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3-74、1982-84、1987、1989、1993-94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的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票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让自己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19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像是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阶和凝聚。 

19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1980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我们一些作为决定今日香港 

1980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大陆,找到廉价的劳动力,重赚了一笔,并实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的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一比九块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金挂钩,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经济体质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19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也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大陆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高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1980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50顷(1981年还在售地216公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的「不完全竞争」布局(1991年至1994年落成的私人住楼有七成是由当时最大的七家地产商提供)。1984年至1997年首季,楼价升了14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任政府竟甘于会同发展商和银行扮演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这代有恒产者岂能不成从犯? 

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的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是后者。

1997那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23%,还未算印花税。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交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迥异的经济学家──傅立曼和阿玛塔耶森── 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在私人住宅市场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或租或卖的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加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香江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物换星移,好日子不再。

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年以前我们自己设的套有关。 

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

打笼通资本主义 

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九七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九七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护主,就叫很有胆色了。 

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来自北京和财团主导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倾斜,现在香港高级的官员,我同代的聪明人,也就不会去挡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对政府的黑箱操作。不过财团和主权国官僚的影响向来很大,1997后只是延续,倒是特区行政长官的自主性似更弱于受命伦敦的港督,遂恶化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局。 

1997年的香港是非常繁荣的,给了好的开始,财团和官僚结合的新政府以为自已掌握到过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实他们由工商专业从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对香港的认识是局部的、选择性的、甚至自我误导的。 

本来,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点像中国当代史上名声不好的训政,不过训政也是一个机会,大权在握,是可以趁头几年解决一些香港旧有问题及部署应对外部剧变,可惜董建华运气和能力俱不好,无法用上训政给他的机缘。 

现在看起来,从外部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既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至是大陆领着香港雁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是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杂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殊胜,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陆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年以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由区域枢纽都会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转型需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很不争气的香港人又把资本拿去炒楼了。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 ──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掉一些1980年代以来自已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开,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竟由1971年的0.430升至2001年的0.525,属最糟糕的发达国家之一。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发作为民族国家一份子的民主宪政时代的管治。 

我们1980年代开始过度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惟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建发展商和创意业,以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它产业如零售业和部分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 

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部分的人,而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

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元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或城乡分列的经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快餐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主题园的服务员等。 

找回出口导向制造业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惟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到富裕,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80年代给我这代人弄丢了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如果不是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着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做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意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意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得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对象太窄。美国固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参照的有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六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衡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兼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含花农业)也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她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欧洲经济不景气,荷兰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诱创业者回来香港,这做法象征意义比较大,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这点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他们的价格跌到最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也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营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已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的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弹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光谱都有,现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才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才。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意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味,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大陆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大陆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19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我这一代东京人

By 新井一二三 《万象》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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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战后日本人热烈向往美国式生活(一九五六)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把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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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院分娩一九六○年左右普及,图为生后三个月的定期诊察严重空气污染导致大量儿童患上气喘病(一九六五)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市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侯,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们,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通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着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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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工程师们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景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至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他小时侯(一九四○年左右)曾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把旧货干脆推下河中去的。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议会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明显有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多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到了世界第三名的水准,同时国内各地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峰,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来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流着长头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入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照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母和学校老师好像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看各种评论才慢慢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一般认为三岛之死基本上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 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国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到樱花国来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将要出生的老五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面的位子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订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场,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的。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亮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跟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去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场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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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新首相的半生记。我记得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后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跟一批同学们一起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都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没半天就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就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来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有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从前贵得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起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景特豪华起来,又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烤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祥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帐。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哩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的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出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级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训练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叫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跟老师同学们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的。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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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为了改进空气质量,闹区开始周日禁止车辆通行,图为银座大街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到处拆掉平房盖了公寓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们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的。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一门课,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的。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来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种情,一点儿也不夸张。藤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侯,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们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更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们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成员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时候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侯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它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来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美丽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期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机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它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士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士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侯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定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着海外,不久就提辞呈,订了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预料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之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民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受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过年去,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年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做“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在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一词;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要自己的银行户口里还有点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来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化。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展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如Livedoor(互联网金融业者)的堀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堀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也是。

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的(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芳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士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附 记 二○○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的总经理堀江贵文(俗称Hori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堀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堀江付三亿日圆(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S豪宅;大概正在俯瞰着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我国GDP世界第2带来贫富困惑 尚无法称经济强国

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

  “二”的纠结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未狂喜。

  GDP没让中国人膨胀,人均GDP时刻提醒我们自身的处境,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我们由此产生的纠结与困惑是——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这是属于国家的纠结;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这是属于个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

  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否则数字上的繁荣,随时会烟消云散。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 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 “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 “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中国年轻人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

国际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国青春,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树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下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

  我和美国摄影师Dav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v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完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二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人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住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 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

  三

  我在纽约学英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内地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学一起去逛中央公园,我发现他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急不恼。这是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跟美国人说英语,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便问:“您还会说什么语言?” 他说:“英语。”

  他也比较有钱,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钱,另外就是他在纽约打黑工。他说并不太担心被发现后遣送回国,反正日本人来美国比较方便,停留时间也更长。这给了他们自信。

  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最有钱了,他们经常在学校的食堂里点那种不怎么好吃却比较贵的点心来吃;其次就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他们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国人。

  四

  我在纽约有个朋友在一家摇滚乐俱乐部工作。每次都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每次她都大声地告诉他们,她是中国人。她曾被这些提问困扰多年,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女孩能在纽约的摇滚俱乐部里工作得风声水起。

  我去那家摇滚俱乐部玩时,也遇到陌生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他们立刻就说,哦,我知道北京,办奥运会的地方。

  五

  在柏林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男孩驾车一千公里来看我。他是我的读者,买过我的小说的意大利版。他说从来没有来过德国,于是我邀请他来柏林玩。我帮他找了一家青年旅馆。青年旅馆的大厅坐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只有一张看起来鹤立鸡群的亚洲面孔,但不用问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陆人。德国的中国人很少,到处旅行的中国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间有四张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个人住。第二天,房间来了一位亚洲客人。他问我,那位亚洲客人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基本不可能,应该是日本人吧。他后来去问,果然,对方是位日本旅游者。

  从硬件上来说,中国年轻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旅费,签证也是困难重重;从软件上说,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缺乏那种非功利性的、主动的独自或结伴去旅行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国年轻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不再津津乐道买了什么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希望了。

你可曾品尝到GDP的愉悦滋味?

  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文/陈旧

  GDP世界第二了,离登顶只剩一步之遥,历来宣称的“超日赶美”已成现实,为何上至国家、政府,下至企业、百姓,都全然高兴不起来?

  国际上,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猜忌与怀疑:从黄海到南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喜马拉雅山,从哥本哈根气候论坛到美国国会山,大国未必意味着别人的尊重与服从。国际政治博弈中,没有规则制定权,称不上政治大国。

  经济上,我们的企业正遭受歧视与排挤,超过2/3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与汇率争端让中国出口企业如在刀尖上跳舞,对外投资也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国企规模上已属世界前列,但只是窝里横,走出国门就手无缚鸡之力。世界最大市场与第二经济体,没有世界级企业,称不上经济强国。

  软实力上,代表体力发展的奥运金银铜拿了一堆,但智力发展上尚无一个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也不能输出强有力的价值观,称不上文化大国。

  个人生活上,上至官员富商,下至白领农民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吴晓波语),扪心自问,你可曾品尝到GDP发展的愉悦滋味?

  一套房子就够你一辈子喘不过气来,何来幸福可言?更何况还要面对高学费、高医疗费、高税费、高失业率与低福利、低安全感。若不能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再高速发展,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GDP不是大国标志

  假如GDP是衡量大国强国的唯一标志,或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会重写。

  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 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当时无论世界各国,还是中日政府,都显然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为何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屡战屡败?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也要看质量如何。200年前的中国人靠生产瓷器、丝绸、茶叶来抵挡英国法国的坚船利炮、蒸汽机与鸦片攻势,今天的中国人靠生产玩具、袜子、山寨产品来对抗西方的谷歌、iPad、《阿凡达》与空客A380,有何胜算?

  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此话固然有鼓吹富国必先强兵、唯恐天下不乱的嫌疑,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缺乏竞争力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常在地理课本上夸耀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地尚算大,物绝非博,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话同样适用于今日。

GDP指标的中国特色

  不靠谱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统计局首当其冲。

  绿豆、大蒜和鸡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还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满足了领导“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2009年京沪深房价翻了一倍不止,国家统计局却说房价同比只上涨1.5%;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发布,大家都感觉收入“被增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城镇居民失业率,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5%以下,这一数据不要说和日常所见冲突了,和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失业率9.4%也相差甚远……

  但最有玄机的非GDP数据莫属。每年的地方GDP之和总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有着可观的一段差距,是地方多报,还是国家瞒报,或兼而有之?中国统计数据的潜规则是能多报的绝对多报,能少报的绝不多报,不唯真,只唯上,一切以领导需要为最高前提,经济学家许小年称之为“制度性失真”。

  据悉,国家统计局最近频频找媒体公关,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开放透明度,以求化解公众对统计局数据的层层疑虑,有媒体称,一向高深莫测的统计局也开始走“阳光男孩”路线了。“阳光男孩”的提法不新鲜,上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2006年就宣称要推进“阳光数据”,4年过去,“阳光男孩”还停留在 “微小青春期”。

  所以许小年打趣说,统计部门存在无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还有日子过,如果是有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干脆失业就算了。

  中国GDP数据的另一特色是总量与人均的极大悬殊:这不奇怪,任何宏大数据经过13亿人口一平均,只会变成沧海之一粟。

  在世界纷纷鼓吹中国“世界第二”之时,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后,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为了让阿什顿亲身体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国责任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观完小村之后,阿什顿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欧盟愿意帮助中国。

  因富生骄是愚蠢的,况且以任何一个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远未称得上富裕。

经济增长不意味社会进步

  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举行《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3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GDP也不是万能的。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尤其当发生于贫富悬殊,利益集团当道的社会。甚至,他们能有效地用GDP增长掩盖社会退步的真相。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今年4月出台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这一点中国人尤其体察深刻:30年来,中国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GDP增速,中国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引用前总统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并未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或他们游戏的欢乐时光;它既未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也不能反映可贵的婚姻稳定;它既不反映公众的智慧,也不包含公务员的廉正。”

  这简直是打在国人脸上的七记耳光:为了区区那点GDP,三聚氰胺牺牲了孩子的健康,教育改革让家贫者无力读书,繁重的课业剥夺了孩子们的欢乐时光,诗人们都改行去写房地产广告语了,自家的男人常常睡在别人的床上,公众毫无智慧可言,网上充斥着愤青。

  有人提出“绿色GDP(Green GDP)”的概念,它是把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列入考虑后,所计算出经济活动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相关成本,从现行GDP指标中扣除,因此,绿色GDP数据通常比现行GDP数据要低。如此,中国的GDP增长会不会为负?

  也有人提出“金色GDP(Golden GDP)”的概念,为联合国在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中首先提出。主要思路是将文化活动予以价值量化,但难度甚大。这个指标并不普及,但反映有识之士对GDP的一种反思。

官员们的GDP信仰与民众的GDP倦怠

  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关注GDP:官员与经济学家。官员们以GDP数字为升迁依据,经济学家则以预测GDP数据为生。媒体常批评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尤其各级官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而是GDP。GDP就是他们的G点。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

  GDP主义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尤其在中国身处这样一个由“官僚农业社会”向“官僚工业社会”转化阶段(经济学家谢国忠语)中。也就是在这种张五常赞许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地政府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在搞开发区招商引资,都在大拆大建搞房地产,都在大搞政绩形象工程,中国的各级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政府成了公司,不仅不为民众谋利,更与民众争利。GDP是官员政绩的成绩单,经济数据成了政治符号,当民众普遍对政治冷感,久而久之对GDP自然也无动于衷。尤其当这个数据可能造假、被操纵、与你无关之时。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中国的GDP已属世界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设呢?GDP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反映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号召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幸福指数”也好,还是新的“绿色GDP”或“金色 GDP”指标,都是把“可持续性”与“人民福利”列入考察,以补现行GDP数据之不足。

  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而有效的制度建设,没有这些,再多的GDP也会烟消云散。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国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国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去年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党,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国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阶级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党不得从事营利事业,党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党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探寻电子商务的DNA

作者:思践  |   发布: (编辑)kent.zhu   |   时间:2010-07-20 09:42:23

http://ucdchina.com/snap/7396

从两部好莱坞电影《雨人》和《决胜21点》中我们见识过这样的奇迹——一帮精于计算的天才可以通过算牌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成为常胜将军,这也是为什么赌场都严格禁止数学家进入的原因。天才们在赌局中稳赢的核心就在于能够看透一般赌徒们看不到的内在赌局规律,当一切都看透明了,赢就是必然的了。在远比赌场更为复杂的商场上,是否也存在这种精于计算的天才呢?刘勇明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探索之路带给我的震撼不亚于第一次看到雨人惊人的赌技时震撼。

NALASHOP的一组数据

淘宝化妆品店的平均毛利率基本上在30%左右,但是NALASHOP的毛利率>60%;

3万元起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1200万销售,纯利550万,月度成本低于20万;

一年内几乎没有做广告,开始做广告后,广告投入和销售比达到1:8;

60%销售额来自回头客;

第二天回访IP比率高达29%(大部分优秀店家最多10%)

以上这些数据并不是在一个蓝海市场创造的,而是在淘宝最早最大的化妆品领域创造的,并且是在2009年淘宝C店已经进入白热化竞争的时候才开始做的。

“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刘勇明对我说,他做电子商务起初的目的并不纯洁,只是因为包括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的博士要读5年,他只是想在读博士之前回国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好让5年的博士生活能够过得稍微宽松一些,他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二三十万。刘勇明是个科学家,研究的是地球化学。他说,虽然现在自己的电子商务做得还不错,但是他个人的兴趣和志向还是在于科学研究。只是,这个研究的领域从地球化学延伸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其实从NALASHOP的销售曲线可以明显看出,头6个月基本上是非常缓慢的,从6个月后开始高速增长。前6个月是在研究,后6个月乃至到现在才是在“实验”,谋定而动,他完全用一种做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做淘宝店。

产品的用户需求特性的把握是根本

事实上,刘勇明的第一笔生意不是在淘宝上卖的,而是在新浪博客和社区,当时他太太在韩国留学,就带回来一些韩国的正品化妆品,直接从商场买回来,然后再快递回国内,那篇博客非常长,可以看作是一篇游记,因为从她起床到去商场采购到打包快递都全程拍照说明。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冲动的个人秀,而是基于对于韩国化妆品消费者的需求有了深入的把握后做出的精心策划。

刘勇明研究了所有化妆品的销售和用户反馈记录,得出了这样一个需求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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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化妆品最在意的是安全、正品;其次是功能性需求;最后才是品牌和价格。当掌握了这个特性后,刘勇明就明确了他的产品定位:商品单价50~150元;客单价在200~300元,注重正品和信任的建立;强化交流与沟通来传达功能性。

可以说,从一开始,刘勇明就从淘宝化妆品的低价竞争中脱离了出来,所以他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低价竞争的冲击。事实上,在我接触过的几乎90%以上成功的淘宝卖家中,都是在某个核心层面吻合了商品的需求特性才取得成功,但是真正把这些需求特性完整地提炼出来的还不多。

业务结构木桶

准确的定位并不足以支撑整个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6个月的时间,刘勇明再次用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将化妆品电子商务的业务结构模型研究了出来。影响电子商务成功需要哪些系统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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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只是一张总图,每一个分支都是一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有多个孙系统,每个系统的内在规律他都进行了总结。并且每个单独系统直接是如何关联的,如何相互影响的他都时刻在做监控和测试,总结出内在规律。

像做科学实验一样精细化运作

我问刘勇明,这些系统规律是怎么分析出来的。他说,这并不难,看、学、试、析。看别人怎么做的,找到别人的方法学习尝试,监控过程,不断总结调整,知道达到最优化效果,确定下指标和规律。事实上,我看过很多淘宝店的成功都是赢在细节,但是和刘勇明最大的差别在于系统化和目标性,我认真看过他的其中一两个子系统,每个系统从如何发现问题,到研究找到对策,到确定执行方案(实验方案),到监控数据,反馈优化,一整套流程都形成了流水线的生产,这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条生产线上,目前刘勇明已经生产出上百个子系统了,并且这些子系统还是不断地自动优化过程中。比如客服手册,6个月,客服典型问题和话术就已经变成一部字典那么厚的手册了;比如,我上了他们的OA系统,可以随时看到每个部门每个人几分钟前在做什么,完成得怎么样,主管的批示,而这些只不过是用一个简单的开源的WEBOA系统就实现了。

为什么我要故意降低销售额

“最近我撤销了广告,甚至故意降低了外部的曝光,目的只有一个,把销售量降下来”刘勇明的这个举动很难让人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要保障各项指标的健康度,快速增加流量和销售额,会导致我们整个体系一些指标不健康。”

“你说的指标的健康度是指的哪些呢?”

“比如说客服的订单转化率,比如说IP的二次访问率,比如说货品的及时到达率,甚至员工的学习计划和学习交流会的质量下降等等”

这里面有两个观点非常有启发,一个观点是,刘勇明认为,整体电子商务运作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各个环节必须协同配合良性运转,任何一个环节的发展和节奏必须和整体配合,不能出现“异常”,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一个观点,他认为现在还是在做“实验”阶段,而这个“实验”是必须让公司所有部门和员工亲自去演练,去试错,然后他们才能够真正掌握规律,单纯通过CEO的传教已经不管用了,所以他要把销售额控制下来。

本就无淘,何谓 “出淘”

在谈到当初为什么选择淘宝作为生意的平台时候,他的回答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为什么不选择B2C而要选择淘宝,其实包括我、上海伟雅,以及淘宝官方都给出过一个我们认为的标准答案——因为淘宝上聚合的最大的目标消费群体,营销必须在最大消费群体聚集的地方去营销,并且它的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刘勇明的回答却完全不同,他说“很简单,电子商务能够成功,主要取决于人才,淘宝是巨大的人才库和知识库”,这的确又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给出的答案。事实上,他的确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把淘宝这个在他看来透明的大知识库人才库充分的挖掘了,这让我想起了“吸星大法”,任何淘宝成功的经验和方法,他都会第一时间关注,学习,筛选,演练,总结,归纳,优化,提升,创新。这就相当于,整个淘宝的草根商业历史都在为他供给能量。

在谈到是否会自己做B2C和“出淘”的话题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B2C是必然的,但是B2C也是整体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而已,他认为,所有这些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电子商务生意的本质都是不变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其功效。本来“心中就无淘,又何谓出淘呢?”

电子商务的DNA

刘勇明的案例带给我的震撼不在于他的高速发展的成绩,也不在于他的五花八门的营销绝技,而在于他做电子商务的思维方式。商业是存在规律的,而在电子商务这个领域,这个规律的发现、产生、反馈、优化过程是可以非常快速的。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去年中国互联网的投资有50%以上在电子商务领域,这还没有算大量传统企业开始涉水电子商务的投入,然而大量的电子商务投入都没有真正去深入研究所在商品领域的内在规律,大量的无用功,重复建设每天在发生。刘勇明的“电子商务科学实验”给出了一种全新的电子商务实践方法,它既有高效科学的方法,又有灵活和极具创新的草根做法,既有全程基于实战的实用主义,又强调严谨和协调的系统性。事实上,我和刘勇明正在一起分析,他的这套方法在其他商品领域,以及不同企业背景下的普适性和应用条件的边界。我们试图找到电子商务内在的DNA密码,也许这张完整的图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够完善,但是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套正确有效的研究方法。

刘勇明说,随着NALASHOP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也有同样做化妆品的“竞争对手”甚至派人渗透到公司里试图打探机密,他说,其实大可不必,我没有什么秘密,你想知道我都可以讲,因为我讲的都是已经研究出来的实验结果了,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不怕学去,学得越多越好,因为我相信我学习和总结创新的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日本和韩国历史教科书上唐朝地图的差异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24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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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杂木清音

日本教科书的地图上很明显把朝鲜划为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即朝鲜是唐朝的属国,而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地图上,日本的九州和冲绳均属于大唐。

此外,哈萨克、士库曼、吉尔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以及俄罗斯的一部分也在大唐疆域内。这些地方是否属于大唐的领土,涉及到唐时的属国是否属于唐朝的问题。按当时的历史事实,大唐属国的国王,或者说汗,只有得到大唐皇帝的诏书,才能被这些国家的贵族和平民所认可。大唐帝国的军队也有义务保卫这些属国,並派兵作为主力负责这些属国的国防且曾与外敌战斗。在外交方面,这些属国以大唐的意志马首是瞻。属国的首脑、军防、外交主要由大唐确定和负责,可以说,这种情况与现代的加盟共和国或特别行政区非常相似,所以,认为这些地区是大唐的属土未尝不可。至于属国有本国军队问题,按我国现行的区域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区有组建公安部队的权利。

其实大英帝国强盛时的领土,绝大部分也是它的属国。按英国这个观点,即世界上公认的观点,我国历朝历代属国的领土,也应列入当时朝代的国土范畴,我国的历史界需要重写我国的历史地理,不应该延续失去属国的清朝的观点来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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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唐朝地图,唐朝只余下云贵越南区域,竟然连大唐首都都不属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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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幅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唐朝地图,在该图上,大唐只占有了三国时代吴的区域,与上图一样,大唐的首都不在大唐境内。

当然,日朝的教科书有很多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