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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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

我跟老范聊要作的重庆公交的节目—体制的问题在哪儿,到底采访哪个部门,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聊得正热闹。

坐在我右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能插句嘴么?”

我们有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新闻调查的吧,你们报道这样的事故,我们已经麻木了”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是因为太多了么?”
“不是”他说,“是你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死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
“前两天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美国的媒体采访了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和照片,包括凶手。还有纪念的人群写给枪手的留言,‘我对你的同情胜过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全部投注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最谁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定,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作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禁止克隆人的政治宣言”,我国政府和比利时、英国等国家是投反对票的。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起算?”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Posted on 2010-06-02, in PEMS and tagged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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