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德国军官:历史上真实的Wilm Hosenfe

2007年12月13日 12:53

他们相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是九死一生的波兰钢琴家,一个是对现实感到迷茫的Nazi德军上尉。多年以后,幸存的钢琴家把自己的故事公诸世人,引起轰动。2002年,波兰著名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又把它搬上银幕,斥资3500万美元的大制作《钢琴家》在第55届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之 后,又一举夺得2002年度美国影评家协会四项大奖。这里回忆的,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故事。

加入Nazi的德国青年

故事中的Nazi军官叫维尔姆·霍桑菲尔德(Wilm Hosenfeld),生于1895年,是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随着父亲工作的更动,维尔姆的童年迁徙于德国伦山一个个高原小村庄之间。后来读了师范学校,维尔姆自己也当了教师。

生就的浪漫气质,维尔姆从小就富于幻想。自中学时代,他就加入了一个叫“流浪鸟”的青年组织。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憧憬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没有达官贵人,充满平等和博爱的世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事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1914年8月,爱国热情高涨的“流浪鸟”们上了前线。维尔姆作战英勇,三次负伤,自豪地回到祖国。然而像许多同胞一样,他把《凡尔赛条约》视为对德国的侮辱。

战后一年,在“流浪鸟”的一次集会上,维尔姆遇到了让她心仪的姑娘安娜玛丽·克鲁马赫尔。他们结了婚,1927在塔洛的一个小村庄安下家,安娜玛丽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家人过得宁静而美满。

当希特勒赢得1933年大选时,维尔姆认为他的纲领接近“流浪鸟”所崇尚的平等思想——元首不是许诺说,所有德国人不论出身多么卑贱,只要参加国家社会党 (Nazi)都可以一展宏图吗?他参加了Nazi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Nazi党。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营火。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 心醉,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

波兰犹太钢琴家

就在维尔姆投身Nazi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已是柏林音乐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叫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Wladyslaw Szpilman),当时22岁。或许是家族基因的遗传,或许是后天的熏染,瓦迪斯瓦夫很早就在音乐方面显露了过人的天分,16岁便考进华沙的弗雷德里克·肖邦音乐学校。一首曲谱,他只要读一遍,就能无懈可击地弹奏出来,而且能以任何调式即兴弹奏一些完整的作品。父母在私下里不胜欣喜:“将来这是又一个鲁宾斯基,又一个霍罗威茨!”

瓦迪斯瓦夫的父亲塞缪尔是卡托维兹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他一向仰慕德国的音乐文化,希望儿子将来在德国发展。“德国有300部歌剧,而波兰只有3部!”他常对瓦迪斯瓦夫说。然而希特勒执政后开始迫害犹太人,父亲的希望破灭了。

年轻的钢琴家回到华沙,他创作的歌曲折服了许多音乐厅的经理,机遇向他微笑。他应聘到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就开始给老家汇款了。后来,他在斯利斯卡街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把父母和弟妹都接来同住,那是什皮尔曼一家最幸福的时光。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了。23日,瓦迪斯瓦夫正在电台播音室演奏肖邦,一群德国轰炸机飞向华沙。一小时后,首都的供电中心首先被炸毁,电台的播音嘎然中断。

“我感到羞耻。”

1939年8月底,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应召入伍,这时他已44岁,被分配到后卫部队,没有直接参与入侵波兰。10月,他被派往波兰的帕比亚尼采,管理一个临时战俘营。

一天在战俘营外,一个女人上前用德语跟他搭话:

“求求您,先生,我丈夫被关在这里,我现在怀着孕,他母亲快咽气了,只求临终前再见儿子一面,要是您能放他出来……求您了!”

这个叫佐菲亚·切齐奥洛娃的女人其实是编了个故事,她并没有怀孕,她的婆婆也没有病危,但是霍桑菲尔德相信了,答应帮她。三天后,波兰军士长斯坦尼斯拉夫·切齐奥拉获得了自由,心存感激的夫妇俩把德国军官请到家里,坦告真情。从那以后,他们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

这期间,维尔姆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生了怀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国兵毒打一个波兰孩子,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触 动了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从这时起,他开始写战时日记, 通过军邮一篇一篇地寄给妻子。

1942年,维尔姆·霍桑菲尔德晋升上尉,负责管理华沙驻军的体育设施,组织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让德国官兵学习波兰语,请来授课的安东尼·切齐奥拉神父就是佐菲亚丈夫的哥哥。当德国人在战场上处于劣势时,神父对上尉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我们会把你藏起来。”上尉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德军在华沙将犹太人圈禁在犹太人居住区。由于斯利斯卡街就在其中,什皮尔曼一家不能迁居他处。瓦迪斯瓦夫在下等小酒馆弹琴,挣的钱不够全家 口,他们不得不一点点变卖家产。到1940年底,一直舍不得卖的钢琴成了最后一件没有保住的家当。坏消息不断传来,听说一些小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都被洗劫 一空,但父亲仍然心存侥幸:“华沙是大都市,我们有将近50万人,他们不能那么做。”

灾祸还是降临了。1942年8月16日,什皮尔曼一家和数千犹太人一起被押送到Umschlagplatz车站,开往死亡营的列车即将从这里出发。人们在 酷暑中挨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饥渴难耐的什皮尔曼一家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分成六份,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

士兵们接到命令,开始把人群赶进臭气熏天的车厢。忽然,瓦迪斯瓦夫听见有人大叫:“瞧,这是什皮尔曼!”一个警察——可能是在小酒馆里听过瓦迪斯瓦夫的演奏——跑来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出队伍。眼看着弟弟妹妹扶着母亲上了车,父亲正四处张望着寻找他,瓦迪斯瓦夫的眼泪夺眶而出,“爸爸!”他高喊着,挣扎着,要和亲人在一起。士兵们把他推开了,其中一个冷冷地说:“你犯什么傻?还不赶紧逃自己的命去!”

瓦迪斯瓦夫一下子明白了等待着这些人的是什么,这些被强行塞进车皮的不幸的人!他转身拔腿飞奔……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他梦见了弟弟,弟弟俯身对他说:“我们都死了,就在此刻。”

1943年2月,华沙犹太人区暴动的前两个月,一些朋友和广播电台的同事找到了瓦迪斯瓦夫,把他安顿在雅利安人居住区的普拉沃斯卡街。因为怕被抓住,他不敢出门,而且 不得不一次次转移,更换住所。电台付重金让一个技术员照料他的生活。但是到了夏天,送饭突然中断了,瓦迪斯瓦夫困守藏身之所,无以果腹。几个星期后,当朋 友们赶来时,钢琴家已奄奄一息。电台又为他另找到一个住所,房门从外面用挂锁锁上,瓦迪斯瓦夫在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63天,直到1944年8月华沙起义。

漫长的63天中,他听到巷战的轰隆声和嘈杂声,然后是居民随着德军的推进而撤退。一天,他从窗口看到德国兵正在放火焚烧他藏身的这座公寓。与其被活活烧死或者跑出去被打死,他宁肯自杀。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默告家人:“我来了,和你们重聚来了。”

“你要挺住!”

公寓的大火在烧到瓦迪斯瓦夫住的地方之前熄灭了,昏迷许久的钢琴家竟又苏醒了过来。他恍恍忽忽走到外面,踯躅在废墟中。环顾四周,战前有131万居民的华沙如今已是一座空城,他好像当年的鲁滨逊,漂流在孤岛上。只是,不时还有德国兵巡逻,他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的那些厨房,找一点食物充饥。他蓬头垢 面,瘦得脱了形,在饥饿、孤独和惶悚中苦苦挣扎。

一天,他又摸进一个厨房,正埋头在撤离的主人没能带走的坛坛罐罐里聚精会神地翻找,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突然一声德语问话,让他惊跳起来:

“你在找什么?你不知道德军参谋部要驻扎到这里来吗?”

大难临头,衰弱不堪的瓦迪斯瓦夫已无力逃跑,他绝望了:“随你把我怎么处置吧!”

“你是谁?”军官又问,他正是维尔姆·霍桑菲尔德。

“一个钢琴家。”

维尔姆指了指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弹吧!“

瓦迪斯瓦夫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飘荡在瓦砾堆上的优美旋律令上尉动容。

“我帮助你出城,送你到乡下一个小村子去”维尔姆建议,“在那里就安全了。”

“可是……我出不去。”

维尔姆猜到了:“你是犹太人?”

钢琴家把自己的隐蔽处指给上尉。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维尔姆多次回来。给他带来面包和大衣。

一天,钢琴家问他苏联军队到了哪里。

“已经到了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华沙的一个区。你一定要挺住!最多只有几个星期了,战争不会拖过春天。”

维尔姆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44年12月12日,带着面包和被子。道别前他告诉钢琴家:

“我的部队要离开华沙了,俄国人随时可能过来。”

1945年1月17日,维尔姆·霍桑菲尔德被苏联红军俘虏。

明斯克的囚徒

恢复和平以后,瓦迪斯瓦夫回到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第一次直播节目中,他又演奏了肖邦。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度过的每一段时光、交往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住过的每一个地方。这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书名为《城市的毁灭》。

40年代末,瓦迪斯瓦夫娶了医科大学的女学生哈利娜,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新的天伦之乐医治了心灵的创伤,他把对逝去亲人的痛苦思念埋藏进记忆的深处。

人们很久都没有维尔姆·霍桑菲尔德的消息。直到1946年6月,一个从苏联明斯克战犯营获释的犯人给安娜玛丽带来一封信,那是维尔姆写的,他在那里干着挖渠和养猪的活儿。维尔姆把他帮助过的波兰人的名单写给了妻子,并嘱咐:“去找切齐奥拉,他还可能找到我帮助过的其他犹太人。”

安娜玛丽找到切齐奥拉神父,神父立即给明斯克战俘营的长官写了信,证明霍桑菲尔德在战争期间确实救助过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但是上尉没有因此获释。

1947年7月,霍桑菲尔德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25年苦役。

直到1950年,什皮尔曼才得知霍桑菲尔德的悲惨命运,是另一个被上尉救助过的犹太人莱昂·沃姆写信告诉他的,信中说:“霍桑菲尔德在明斯克的战犯营,他被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瓦迪斯瓦夫立即向共产党政权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请求帮助,不久获得答复:“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同志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维尔姆·霍桑菲尔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1952年死于狱中。

他宁愿谈巴赫

1957年,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安娜玛丽给对琴家讲了丈夫的战时日记,还找出丈夫的照片。两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

这时的瓦迪斯瓦夫已是华沙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创作了1300多首歌曲,其中有些在当时的波兰家喻户晓。他很少提起战争,两个儿子读过他的回忆录,但这 不是他们父子间的话题。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1963年,他离开电台组建了华沙乐队,举办音乐会2000多场,大多是在国外。

80年代末,维尔姆的儿子赫尔穆特·霍桑菲尔德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波兰,拜访了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抚今追昔,两家人涕泪交流。

钢琴家的小儿子安杰伊·什皮尔曼在汉堡开诊所时和霍桑菲尔德家也有了来往。1993年的一天,德国著名诗人沃尔夫·比尔曼(他的父亲也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来到安杰伊的诊所,二人一见如故。安杰伊对诗人讲起父亲的回忆录和上尉的日记,比尔曼说:“这应该出版。”

以什皮尔曼的回忆录为基础,又补充进霍桑菲尔德战时日记的一些内容,由卡琳·沃尔夫翻译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钢琴家》于1988年问世。这部浸透着钢琴家生命体验的作品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迄今已被译成14种文字。

当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他也有幼年从集中营逃生的经历,母亲死在集中营)看到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书中 “客观到近乎冷酷和精确地步”的描写深深震撼了他,使他终于有勇气直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并通过电影创作把它表达出来。

2000年的一天,风烛残年的钢琴家突然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话筒和闪光灯前,道出他多年不肯触及的伤痛:“……每天清晨醒来,我都想起与家人永诀的那个火车站。我想念他们……如今他们在哪儿?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

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2000年7月6日辞世,享年89岁。

Posted on 2010-06-01, in MTM and tagged , . Bookmark the permalink. 留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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